我只想坐下
早晨下的雪，到黄昏就脏了。车站广场的雪像洗洁精泡沫堆在黑锅边上，大部分粘在人们为过年回家穿的好皮鞋鞋底上，进了售票厅、进站大厅候车室。热腾腾的候车室里，有一千个人、三千包行李和一个詹立立。
离发车时间还有四十分钟，人们就自觉从铁椅子上起身，排在进站闸口后面，像长跑运动员等在起跑线后面。隔着六七个人，前面有个小女孩围着她妈的腿转磨，头戴格格式的小牌楼发卡，黑漆漆旗头板子，中间一朵大粉绸子牡丹花，两边两条红穗子。今年最火的剧是《还珠格格》，火车站的纪念品店拿还珠格格发卡当特产卖，满架大牡丹，小女孩一看见就走不动道。再疼钱的爹妈也不会在年根底下疼钱，孩子们缠闹来一个小牌楼，一顶上，立刻小心翼翼用脚心找路，仿佛踩上了透明花盆底，只欠一个皇阿玛来认领。詹立立身边的行李箱里，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格格发卡，给老家表妹买的。
她往身边拽拽箱子，把手里提包搁在箱子上。提包死沉死沉，手指尖都勒白了。包不是她的，是她同学孙家宝的，她自告奋勇拎着，让孙家宝腾出两手吃东西。孙家宝一手拿薯条，一手拿汉堡，边吃边说，重吧？没事，你放地上呗，那包里有个桃罐头，我坐火车就爱吃个罐头。立立说，没事没事，也没多重。
她跟孙家宝原本不熟，同院不同班，老乡也不是老乡，几个班一起上大课，听点名听多了，知道有这么个人，上学期坐过一次前后排，传表格传材料，相视一笑，顶多是这样。那怎么突然熟到并肩站着候车的呢？就因为坐火车。快过年了，全城外地打工的人、外地学生都要买票回家。一个月前，女班长挨屋发火车票，立立端着盆洗漱回来，接了票一看“无座”两字，一屁股在床沿坐下了，盆湿漉漉地搁在枕头上。二十个小时车程，没有座位，怎么熬？班长坐到她身边，说，瞧你这运气，班里数你路远，还就你是站票，你咋就不多勾个备选呢？硬座没有，卧铺肯定有的噻！
她摇头，说，卧铺……贵嘛。
学校发的订票表格，最后一格是备选：无座、硬座、硬卧、软卧。如果同意备选一张硬卧，就有多花几百块钱的危险，她只勾了无座。学生火车票本来打五折，但卧铺的学生票，只能减掉硬座的半价的钱数，像一种官方提醒：花着爸妈的血汗钱，还想躺回家，是不是太奢侈了？
车票搁在她大腿上，肉粉色，像豁开一个方方正正、露着嫩肉的伤口。班长叹气，说，咱班男生有人认识“黄牛”，我喊他们帮你弄一张卧铺吧？立立又摇头。班长简直要生气了，你心疼那点钱干么子噻？你说你……
过夜的火车，即使坐硬座都很煎熬。硬座的硬，是个很妙的定语，不是座位硬，是人硬，不用多，坐上几个小时，腰板、膝盖、腿脚，就僵硬得跟棍棒似的。无座跟硬座一个价钱。硬卧比它们贵一百五十二块钱，那一夜她屁股的归属，值不值一百五十二块钱？
值不值得，她说了不算，因为钱是爸妈给的。叫起来是爸妈，实际是叔婶。爸妈给她说过一次：你也可以叫“那边”爸妈，但即使那时她才小学二年级，也懂得这种“可以”其实是“不可以”。她一直坚持叫“那边”大伯和大伯娘。前两个寒假她先坐短途火车到大伯夫妇做买卖的城市，住几天，再一块回老家。今年大伯夫妇的麻辣烫小店亏了钱，大伯又犯肾结石，一个月前就回了老家。这是她第一次自己面对春运。
填“备选”之前，她给爸妈打过电话。她爸妈一直在郑州陪读，陪她弟上武术学校。她说，爸，我学校没给订到座位票，我补订一个铺位票好不好？她爸很豪迈地说，年轻人，出力长力，补啥补？没得座位就没得座位，吃点苦也不坏，梅花香自苦寒来。再说那么大个火车，哪儿还坐不下个你。她不再说这事。她知道弟弟进武校交了好大一笔赞助费。
所以立立不想答班长那句话，为了掩饰这个不想，她把枕头上的盆拿下来，弯腰塞到床底。枕头湿漉漉的，像预先替她愁哭了。班长忽然想到什么，手在她大腿上一拍，我给你讲！你知道隔壁班的孙家宝吧？胸脯挺大、夏天老穿吊带背心上课那个。她跟你坐同一天同一趟车，订到了硬座——咱院的票是我给一张张分到各班的。
立立抬起头。班长的小肉手又在她腿上拍一巴掌，另一条腿上的票轻微震一下，方形伤口里的无形神经也跳一下。我男朋友老赵，跟孙家宝是老乡。他们老乡聚会上，我跟她聊过天。她人不错，你去跟她套套近乎，让她照顾照顾你，哪怕给你挤个椅子边边坐呢。而且她家近，夜里就下车，她下了，你不就能坐她的座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