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送给你姨了。她说她客厅里一直缺个柜子放东西，我就雇车给她拉去了，跟她说，要是不爱用，卖给收废品的也行。
她立刻就判定这话不真，后面半句是防着粒粒去看姨母时查问。她们肯定也串好了词：对，你妈妈给我送来了，可是啊，搁那儿看了几天，我还是不爱，就让收废品的拆掉拿走了……那个老书柜是她父亲——跟她母亲离婚四年的父亲——手工做的。
她很想跟母亲说，不要紧，就算你告诉我你把他留下的所有东西都烧掉，我也不会觉得你心狠，真的，没事。我不是八岁就劝你离婚了吗？我不是一直陪你骂他“坑地长大的混蛋”吗？
粒粒的母亲喜欢用地域及其历史沿革解释人的品行。她把城市划成几个大区，在其上插满了小旗帜一样的标签：第一等地区是北区，那里曾是英国租界地，至今留有各国洋人的小洋楼、花园别墅、外墙钉方块铜牌的故居，那里的人最有派头，有审美，斯文。第二等是东区，那里集中了全市最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该处居民有文化，素质高，不野蛮。南区算是不好不赖，建有多座江浙会馆，几代江浙籍人聚居在那，“南蛮子”会算计人，但人不坏。最糟糕的地带是西区，新中国成立前，西区遍布妓院赌场，黑帮横行，是流氓混混的培养皿。
她坚持从听来的故事里撷取素材，来丰满这部地域歧视词典的例句和词条。比如邻居家女儿新婚三月，遭遇家暴，被女婿打得一只眼视网膜脱落，她会先打听那女婿是哪的人，听说是西区的，结论便是：怪不得，那地方人野着呢。又比如本城某歌唱家成了大名，上春晚了，到金色大厅开音乐会了，她感叹道，人家在北区生，北区长大，她爷爷是留过洋的，那里人普遍水平都高。
而她最颠扑不破的论据，是粒粒的父亲。他生于即使在西区也最差劲的地带——“坑地”，当年政府填平一块坑地，建起廉价房，让最穷、最赖的人去住。粒粒小时常听母亲纠正父亲的一些口音，比如，粒粒你听，你爸念“脚”是“交”，难听吧？你可别学。被丈夫气得落泪，她会在背后愤愤地说：混蛋！不愧是那个下三滥地界生人，坑地长大的混蛋！
粒粒曾认为这个分类法不科学，把它当成需要善意容忍的父母的局限。但成年后她逐渐觉得，能用这样简单的方式解释心中疑难，是种天真的福气。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因为他性格不好。他为什么性格不好？因为他出身在民风不好的地区。好了，那就没办法了，没得可怪了，要是能选，谁会选择投胎到下三滥地界呢？
杨器杨老师生于光明正确的东区，其父是新中国成立初始考入清华大学的大学生，于校际联谊中结识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的其母，日后回乡，一个当高校教师，一个当妇产医院医生。用介绍人的话说：难得的书香门第，嫂子你不是反复嘱咐，要找个读书人家的吗？这个杨老师就是，又规矩又有派头，没挑儿了！粒粒知道，母亲一听到这家世就默许了一半。
杨老师的好厨艺则是意外之喜。粒粒参观两个卧室的时候，房间里飘起混合着料酒、糖、醋等等佐料的烹鱼香气，还有油炸东西发出的嗞嗞声，这种气氛让她松弛了一点。母亲说，次卧是专门给你和臻儒回来用的。她问，那个，杨臻儒回来住过吗？母亲说，还没有，他也说忙。哎呀，你们年轻人要搞事业嘛，我们特别理解。
次卧里的家具都是欧式的，木床头和衣柜边缘堆起翻着波浪的描金白玫瑰，精致又不够精致，显出大而无当的粗俗。她连声说，哎，好看，真阔气，真洋气。母亲又打开衣柜门，指点着说，这些纯棉床单被罩枕套，也都是新新儿的，你一套，臻儒一套，怎么样？算是几星酒店的待遇？
她说，四星，起码四星。
杨器在屋外说，你们的会开完了没有哇？鄙人的菜可以上桌了吗？
餐具也是成套的，酒杯里倒好了枸杞江米酒，乌木筷子斜放在白瓷筷架的凹陷中，油爆大虾、酱焖鲤鱼、蚝油生菜和炸藕盒都勾了芡，亮晶晶地在灯下等待赞美。不赞美简直没天理，她赞美得卖力极了，平均吃三口配一句夸，形式多样，包括嗯嗯点头感叹，包括真诚地询问做法。杨器还原成耐心称职的老师，款款讲解怎么选鱼选虾，怎么杀，怎么用汁腌。母亲负责做适当的插叙。他们把这顿饭吃成了一堂演出来的公开课，热烈愉悦得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