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贴身的历史：八段婚姻与三宗离婚
“新女性”观念
中国妇女运动的起源不在20世纪，而在19世纪；在妇女运动初始的二三十年，最卖力倡议和推动变革的不是女性，而是男人。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有识之士不论在朝在野，都认定了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锐意维新；正是他们率先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但是当时在他们眼中，妇女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既没有主动性，也不是主体。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还大力批评说：“妇人干涉政治［指欧美妇女参政］，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由此可见维新时期的女性观发展到什么阶段。
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三四十年间，在中国以男性为主力推动的妇女运动有两大口号，第一是“反缠足”，第二是“兴女学”；前者为了提高女性的体能，后者则是提高女性的智能。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为这是“强民”的基础。
改革者眼中的女性国民是潜在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目标是把这资源引进强国兴邦的大潮中；改革蓝图上的新女性所占的位置可以用“贤妻良母”四个字概括。她们固然不能再像先辈那样身体孱弱。[1]
求变的种子落入中国思想界的土壤，生根发芽后就进入了新阶段。当时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有机会亲身接触西方社会模式，为中国新女性运动提供了参照的榜样。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胡适的观点如何因个人体验而改变，就是个好的例子。他到美国留学以前，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国人制造贤妻良母；到美国几年以后，他观察西方社会的标准，目睹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又与当地女性建立深厚的交谊，导致他的想法明显改变了，认为女子运动的最高标的应该是“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的女子”。
“自由独立”正是中国妇女运动第二浪的核心价值。20世纪第二个十年，女性角色划定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想法受到挑战，而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也进入了激进阶段。这个新趋势与同时期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文化运动最关注的，是打破传统家庭尊卑长幼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个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理想女性的形象，抛弃了配合传统家庭结构的“贤妻良母”观念，改为标榜“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人格”。
当时的女性要取得人格独立的资格，需要符合下面几项条件：一、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二、毕业后有一份职业；三、婚姻自主；四、参与公众生活，而不是只在家庭范围内活动。
虽说条件有四项，但教育明显是其他三项的敲门砖。受过被认可的新式学堂教育，才有可能在新社会谋职；有了固定职业才能经济独立；能够经济独立，在婚姻自主方面才有更大把握。至于公众活动，更需要教育和职业提供的知识和自信，而婚姻自主亦可以保证女性不会受到丈夫或夫家压制，被阻止参与社会活动。
上面说的是新理念，但理念和现实情况总有些差距。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都愿意投入工作又或是服务社会的，因此除了上面理正词严的四大条件之外，表面看似肤浅的描写也值得大家注意。综合当时妇女刊物的征文来稿，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新女性形象，反映社会大众日常接触的事实：装束时髦，擅长音乐、唱歌、跳舞交际等，身旁总不乏仰慕者，总把自由恋爱挂在嘴边。
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五四”新女性的一式两面，也是研究妇女运动的人一向聚焦的热点。但我们必须明白，有能力追寻新女性梦想的在当时属于极少数。正因为新女性的地位必须立足于新式教育，而成年女性又无法争取这种教育机会，所以大多数人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终于被新文化运动的一代贴上“落伍”甚至“封建”的标签。
自由恋爱与离婚
不论是新文化运动或是新女性观念，都有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婚姻自主和离婚。新文化运动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反对家庭束缚，倡议抵制由父母或长辈包办的婚姻。把爱情和婚姻自主提升到社会革命的议程，这在中国还是头一次，它对年轻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实在不难想象。
可惜理想归理想，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大多数青年当时已经由父母或长辈安排而成婚了。正因如此，“五四”时期的青年男子反对现行婚姻制度，原动力来自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作为进步的新一代，他们在原则上有义务带动改革；第二，作为个体，他们对不称意的传统婚姻有切身体验，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自主”等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个人积愤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