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婚礼在胡适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的阴历生日那天举行，江冬秀按传统穿着大红裙袄坐进花轿，结束了多年的等候。到了胡家，婚礼破旧立新，没有叩头，没有对拜，只行鞠躬礼。从定亲以来，江冬秀大概做梦也没想过不必向婆婆和祖先跪拜，她也同样不会想象自己的新郎头戴礼帽，足蹬皮鞋，从头到脚都是西服。在她等候成婚的岁月里，朝廷和皇帝没有了，老规矩一一倒下了，丈夫是推动新规范的带头人之一，当家做主的大哥都愿意听他的主张，冬秀自然不反对。再说，他写的白话诗易看好懂，成婚后所作的《新婚杂诗》处处表现对妻子的体贴，更让江冬秀心里踏实了。
有为之妇
新婚后胡适回北京工作，江冬秀留在老家，她婆婆抱孙心切，希望儿子儿媳早日团聚。胡适为了迎接冬秀到北京，租下了一处约有十七个房间的四合院（九个是正房），她1918年3月到北京，就住进了这所在钟鼓寺的房子。这儿和乡下的胡家不一样，雇了三个用人，这固然与胡适的收入和地位相称，也因为房子面积不小，访客众多，也有亲戚留宿，很难独力应付。江家本来就有用人，冬秀善用雇用之道，看准了用人中的杨妈有干才，让她当管家，家事很快上了轨道，往后胡家住的房子愈来愈大，用人也愈来愈多，一切都有赖江冬秀调度得宜。
江冬秀和丈夫团聚不久就怀孕了。她的婆婆一直盼胡家有后，媳妇有孕自然让她兴奋，可是她未能看见孙子出生，就染上流行性感冒，在乡间病逝了。夫妇二人接报，马上赶回去奔丧。胡母下葬后不久，胡适就得回北京工作，当时江冬秀即将临盆，受不了舟车劳顿，留在老家待产。她的长子在1919年3月出生，取名祖望，就是胡适为了纪念母亲所取。
江冬秀出嫁以前，和婆婆相处了六七年，深知如非婆婆做主，她的婚姻可能不会成就，因此对婆婆自然有感情。尽管她感到哀伤，可是婆婆去世、长子出生，让她在胡家的身份不一样了：她成了家中主母。接下来两三年间，女儿素斐（1920年）和幼子思杜（1921年）相继出生，在众人眼中，她是个有福气、有地位的太太。可是这没有改变她的本性，她节俭持家，让丈夫不但后顾无忧，而且对她由衷佩服。这是胡适的话：“我结婚时，家里欠了债，但不到两年，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节余。这全是太太的功劳，是她省俭的结果。”
除了节流，江冬秀也关注收入来源。胡适勤于著述，稿费所得相当高，但出版社往往拖延付款，胡适不好意思追讨，江冬秀却认为欠款无理，得讨回公道，甚至为此和丈夫争执，大家都说她厉害。事实上，胡适欠缺理财的能力，掌管家中财务的是江冬秀。婚后十年，她理财的成绩让她可以为胡家完成头等大事——修祖坟，迁葬胡适的父母和祖父母。
重修祖坟所需的地是胡适托人找的，但1928年在乡下主理工程的则是江冬秀。从采石到布局和植树，雇用十多个工人，花了几个月时间，三千多大洋，胡适感激之余，在铭文附记：“谁成此功，吾妇冬秀。”
江冬秀一生节俭，可是对亲朋绝不吝啬，这和胡适的性格正好配合。她热心公益，支持丈夫义助友人，办学修路。她家的雇员不但待遇好，也感受到主家的人情味，协助胡适文书工作多年的章希吕深有体会，他记述“适兄嫂”如何为他父亲办寿礼，实际主其事的自然是江冬秀。
江冬秀到了北京后，接触到另一个世界，新派学者和文化人尊重女性，胡适对妻子又一直体谅眷顾，让她觉得的确是“男主外、女主内”，二人地位平等，因而自信大增。对于丈夫推动的白话文，她也乐见其成，因为她体验到这是易于掌握的沟通工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见适之他们朋友往来的信，做文章，都是用白话，此比从前那种客套信容易多了。我从来不敢动笔，近来适之教我写白话，觉得很容易。”
上面的引文是江冬秀写给舅舅的信。出嫁前那羞涩的姑娘在北京新文化圈中耳濡目染，如此坦然地向长辈发表意见，已非吴下阿蒙了。在她往后的婚姻生活中，用白话文写信成了重要部分，是她始料不及的。
婚变危机与打抱不平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北京胡家的主母江冬秀与丈夫平起平坐，各有所好。晚饭后胡适钻进书房，江冬秀则去攻打四方城，两人都曾劝说对方不要那么沉迷，但都不成功，只有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