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婚后，胡冠英继续在徽州府中学念书，而曹珮声则辍学了。这是当时中国中上家庭的女孩面对的同一命运：婚后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一辈子就这样过了。虽然曹珮声和丈夫感情不怎么样，但据她自幼认识的朋友说，她起初也没有对婚姻作出太大的反抗，可能还抱有一点“夫妻之义”的想法。毕竟这时五四运动仍未诞生，恋爱和婚姻自由等口号也还在未来。倒是她在美国留学的哥哥曹诚克知道妹妹十六岁就出嫁，写信回家向母亲抗议，说这是把妹妹害了。曹诚克认为珮声聪明好学，不应该因为这段婚姻而埋没才华。他表明愿意提供经济支持，又委托在杭州工作的好友代为关照，让妹妹到那里继续念书。
经济问题是当时女性走上新道路的最大障碍，因此鲁迅才会提出：“娜拉走后怎样？”曹珮声有幸得到哥哥资助，终于在1920年她十八岁时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首先念预备班，接下来是四年师范教育。
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罕有而又奇怪的安排。胡冠英的父母是保守的人，怎么会容许儿媳妇离家外出，进入新学堂念书呢？不但如此，胡冠英也步妻子后尘，在1921年离家到杭州，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新学堂学生。浙江一师是当时华东有名的新派学校，胡冠英决定到那里求学，显示他并非保守不求上进的人，而他和曹珮声同时在杭州念书，不是可以摆脱父母的压力，有助于培养夫妻感情吗？
可惜事实往往不那么单纯。从胡家二老的角度看，媳妇和儿子相继离家，又是怎么一种境况呢？曹珮声嫁入胡家两三年，既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也算不上是个恭顺的媳妇。她忽然决定离家入学，不久后还把丈夫也带了出去，两个老人留在家中，没有人晨昏定省，心中又岂会不怨不怒呢？无奈媳妇当初是自己挑的，只有抱怨自己看走了眼，问题是如何处理儿媳离家造成的真空。老人家当然只会往传统方向去想：媳妇既然没有生育，又不愿意在家侍奉公婆，最好的对付方法，就是另外找一个人代替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于是胡家两老决定为胡冠英立妾，以防“无后为大”。
老一代决定要行老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但年轻一代是否必定要遵从呢？造成曹珮声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胡冠英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接受立妾。对曹珮声来说，这不只是个人感情受到伤害，同时也揭开了胡冠英的内心文化取向。在这个新文化和旧传统作出极端强烈斗争的年代，投身新文化圈子的年轻人最看不起的，大概就是让旧传统渗透到骨子里去的同辈人。胡冠英接受父母安排立妾，等于自绝于新文化圈子，所以曹珮声觉得无法和他共处，不但是感情问题，同时也是原则问题。
有人推测曹珮声执意离婚，是因为胡适的介入。这种看法不但把她看扁了，在时间上也不符合——据她的好友回忆，曹珮声离婚是在1922年（另一说是1923年春），亦即与胡适恋爱以前半年。因为离婚，夫家到处诋毁她声誉，以流言中伤，胡适在西湖的作品里也间接提到。
其实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以她强硬的性格，会容忍一夫二妻的安排吗？曹珮声身在杭州求学，对于处理难以容忍的婚姻状况很有帮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不回夫家。基本上这就是五四男青年宣扬的“逃婚”，不过由女性主动就不那么普遍了。正因如此，她的夫家说了不少她的坏话，但对她来说，重要的是终于能解除婚姻关系了。
离开夫家到杭州念书，可以说是曹珮声蜕变为新女性的最重要一步。除了婚姻关系的改变之外，我们记得曹珮声从小被迫缠足，她是什么时候放开小脚的呢？在结婚之前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如果她这样做，母亲和婆家都不会放过她，她胆子再大，也很难以弱龄走出这一步。她放脚大概是婚后的事，而她婚后首次得到自由，就是外出在杭州念书的时候。处身新学堂，当然是放小脚最理想的地方。
西子湖畔的恋曲
虽然胡适称曹珮声为表妹，实际上他们是姻亲，珮声是胡适嫂嫂的表妹，两人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胡适和江冬秀的婚礼期间。他取笑自己是个“念（二十）七岁老新郎”，而胡家选中的女傧相之一是曹珮声，当时她只有十五岁。
曹珮声和胡适从小表妹和老表哥发展为恋人，是在1923年。在这以前，杭州女师的安徽籍学生决定出版《安徽旅杭学会报》，曹珮声写信请自己敬重的表哥兼新文学运动第一把手胡适为她们写发刊词，胡适爽快地答应了。1923年4月，胡适在上海开会，休会期间到杭州游玩；曹珮声接到消息，自然不会错过登门造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