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困于母亲安排的传统婚姻，又与二弟周作人闹翻，对人生看得很灰暗，没想过要另外闯出一条路。但许广平率真直爽，完全不隐藏自己的感情，可说是两人关系的原动力，让鲁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就该枯木死灰地过下半生。1925年10月，她公开发表《同行者》一文，声言要“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她的另一篇文章《风子是我的爱》更直接面对她与鲁迅的年龄差距和鲁迅的婚姻问题：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
这样公开发表“爱的宣言”，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属罕见，充分显示许广平的胆色；她小时候爱读任侠的小说，在这里就显露了类似红拂夜奔的本性。当年鲁迅身边不是没有别的年轻女子，例如与他同乡的许羡苏和他家的关系早就很密切。许广平与她们不同的地方，除了在学运斗争中与鲁迅是同志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她既有风趣的一面（例如她在信中把自称不愿做“老兄”的鲁迅叫作“嫩弟”），同时又硬朗洒脱，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气概。她的调侃让鲁迅动心，她的豪情让鲁迅震撼，他终于说出：“你战胜了。”
这不是很有趣吗？恋爱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战事：许广平进攻，鲁迅防守，终于鲁迅认输了，承认自己“可以爱”，可是许广平还不肯放松，往前再推一步，要鲁迅把恋爱关系公开。她把两篇“宣言”《同行者》和《风子是我的爱》交给鲁迅在他主编的刊物发表时，我们可以想象两人间的潜台词。许广平在向鲁迅挑战：“我敢写，你敢发稿吗？”
换了别的男人，可能觉得这个年青女学生步步进逼，有点难以招架；但鲁迅本人向来战斗性强，厉害的挑战反而让他觉得有意思，于是毅然证明他敢发稿，因此这两份“爱的宣言”虽然出自许广平的手笔，但一经公开发表，实际上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共同负责。
有了宣言，接下来就要诉诸行动，不过他们两人的行动还是小心翼翼的。1926年，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毕业，经介绍得到故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的教职。她离开北平时与鲁迅同行，但目的地各异：鲁迅应聘到厦门大学文学院。他们互相的承诺是：在事业上好好干两年，再迈出下一步。他们在这段时间的通信都收入《两地书》，这篇侧写的短文就不详叙了。
1927年，他们的恋爱行动又往前小心地多走一步。鲁迅因为受不了厦门大学的人事斗争，转职到广州中山大学。许广平在女子师范的情况也很艰苦，一会儿要她兼任训育主任，一会儿又要她替代离了任却依然住在宿舍的舍监。用她自己的话，是“食少事繁，实在难以为继”。除此以外，她也面对经济困难，月薪三十多元，不但要帮忙关照寡嫂、侄子和幼妹，更有不知多少远房的亲戚上门求借，认为她在大学一定有人上人的薪金。加上学生搞派系斗争，学院又欠薪，此时孙伏园说中山大学愿意聘她为鲁迅的助教，于是她下定决心离开女子师范。
鲁迅到了中大后，与许广平在工作上是伙伴，在生活上则分租同一所住房，合伙找人在家中做饭，事实上就是同居。可是鲁迅还是步步为营，大概因为广州是许广平的老家，他更要提防风言风语，于是找来老朋友许寿裳同住同吃。此举颇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味：年轻男女不许独处，总得有个年纪大的女性在那儿做“电灯泡”，以证实二人的清白。
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是长计，他们终于在1927年秋天迁居上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大学人事和广州政局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大学任教毕竟还是在社会和政府的建制之内，他们要在恋爱的路上再往前公开走一步，就等于直接挑战建制的成规，难免波澜四起。（徐志摩与陆小曼因为离婚和再婚搞得满城风雨，暨南大学就曾拒绝聘任徐志摩，理由是他有人格问题。别的学者也曾面对类似的情况。）而且上文已经提及，许广平的老家在广州，假如他们不离开，如何面对许家上上下下的人，也是伤脑筋的事。
这种种顾虑的原因很简单：鲁迅已经有妻室。
同居的婚姻
许广平和鲁迅谈恋爱，充分体现了新女性开放和反传统的一面。她不但在两人关系开展初期采取主动，而且在关系进展的过程中也表现了极强的决断力，考虑到鲁迅需要对妻子朱安负责，因此想出一个实际可行的安排：她和鲁迅只是同居，而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