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1919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分子的地位是稳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1919年12月24日，周家开始了前后五天的旅程，乘船离开绍兴，再换火车往北京。这是朱安一生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长途旅行，途中接触到的尽是陌生的环境和事物；这份断根的滋味将会陪伴她一辈子。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何况她的妹妹已经嫁了周家三弟建人，加固了她的阵线。在北京的生活环境之中，婆婆鲁瑞是朱安身边唯一没有改变的一环。
相对于绍兴的家，周家在八道湾的三进房子很宽敞，这更增加了朱安的孤独感。鲁迅住在前进，朱安和鲁瑞住第二进，周作人、建人两家住在房子的第三进。据说羽太信子有时候会吩咐儿女别理睬“那孤老太婆”。朱安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厨弄几味绍兴菜，一来是由于鲁瑞习惯吃家乡菜，二来这也是她和故乡保持的一丝联系。至于和绍兴娘家通信，朱安极可能要依赖外人。以周家兄弟当时在文坛的盛名来说，这实在有点讽刺，但新环境令朱安深切地体会到她和周家其他人之间那道鸿沟，因此自卑感更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家中找人帮忙写信实在很难。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与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1912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后，“鲁迅”一名不胫而走，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局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状况。
尽管如此，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表面上仍算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唯一的安慰：她知道自己虽然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兄弟三人共同拥有的房子。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二是回绍兴娘家。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兼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回到绍兴，朱安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1923年8月2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段时间也让她非常珍惜，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往楚河汉界式的生活。
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自己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推想孩子们不至于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1924年5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用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朱安做菜有多细心，从以下一点可以看得清楚：她做菜的材料总是切得长短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