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张幼仪的蜕变证明20世纪初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可以完全摆脱旧思想和老模式，我们就错了。张幼仪本人回顾自己一生，引用的就是传统价值观。此外，在六年婚姻生活中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造成深重的心理打击，让她即使事业有成以后，对于自己少受新式教育这一点，还是感到自卑，无法释怀。
她的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所谓的“新”和“旧”不是绝对的。
中年到晚年
徐志摩死后，张幼仪继续在商界发展，经济上很丰裕；徐父去世后，她也代儿子管理徐家的遗产。到了儿子该成家的年龄，她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在麻将友人圈中为他物色对象——五四一代的自由恋爱之火虽然没有熄灭，但也不再那么轰轰烈烈了。
1947年底张幼仪全家因事到北京，当时林徽音重病住院，刚动了割肾大手术，托友人找到张幼仪，说希望可以见一面。张、林两人的名字因为徐志摩而扯在一起大半辈子，但二人从未碰面，以林徽音当时的病情来说，这很可能是她的最后请求了。
张幼仪领着儿子和孙儿、孙女到医院看林徽音。据她回忆，当时林徽音的身体极弱，大家没有说话，但林徽音很仔细地看着她。
“她到底想看什么呢？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这是张幼仪的话，话的背后藏着几十年的苦涩。徐志摩当年为了这位新女性而抛弃她，不管她后来如何成功，心里的伤痕始终没有平复。
反过来说，张幼仪领着儿孙到医院，潜意识里又是否有点示威的味道呢？是否以此表态：我丈夫虽然为了你强迫我离婚，但我的婚姻在儿孙身上得到了延续？
至于林徽音为什么想见张幼仪，是否像张幼仪说的，是想见徐志摩的后人呢？按张幼仪本人回忆的细节，似乎不是，因为林徽音请求见的是她，不是她的儿孙，林徽音在病床上仔细看着的也是她。
要是把徐志摩的行为归罪于林徽音，简直等于古代说“昏君无罪，罪在女人祸水”，无稽得很。可是林徽音面对死亡而求见张幼仪，可见她对张幼仪被弃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是否有“我虽不杀伯仁”的感受呢？可惜张幼仪带着全家来探病，假如林徽音有话想说，当着孩子们的面，也就不好说了。
国共内战末期，上海解放以前，张家的人纷纷离开，张幼仪也不例外。她定居香港，1953年与邻居苏纪之医生结婚。当时她的儿子一家已经移居美国，她征求儿子的意见：“母拟出嫁，儿意云何？”既有夫死从子的意味，也有落落大方的气度，在旧传统和新规范之间达到平衡。
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我们知道的不太多。苏医生也是离了婚的人，带着四名子女。他早年在日本留学，要在香港执业的话，得先通过当地的考试，难度很高。张幼仪回忆说，他在这上头下过苦功夫，后来在香港岛跟九龙都有诊所；据宋淇夫妇所知，他是当时的妇科名医。张幼仪简短的叙述说明两点：第一，她佩服丈夫择善而行的意志力；第二，她说两人在生活上有共同话题。相对于徐志摩，苏纪之该是个好丈夫。
1967年，张幼仪与苏纪之重游欧洲，除了柏林、伦敦、剑桥等地外，两人特别到沙士顿一行。对她来说，这个地方除了见证她年轻时一段困苦的生活外，应该还有更深的意义。
1972年，苏纪之在香港因肠癌病逝，张幼仪决定移居纽约，靠近自己的家人。她在1989年于公寓中去世。
她死前强调一生尽了应尽的责任，照顾徐家老少。从她的回忆中，我们看出她对徐志摩一方面还很生气，另一方面又还有情谊。但这种情不是五四浪漫诗人心目中的“爱”，反而更接近千百年来儒家传统中“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与朋友交在乎诚信的守则。
平实的地方与平实的人
徐志摩像剑桥的一道魔咒，只要你是华人，来到剑桥就自然想起他；即使你不去想他，也一定有人要在你面前提起。至于沙士顿，大家都把它看作剑桥一个廉价的宿舍区，既不惹人遐思，也不会引起联想，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没有特色，也不美丽的地方。
但往深一层想，如果没有像沙士顿这样的乡村和小镇，剑桥的人口和经济重量又何以承担呢？研究文学的人刻意或者下意识标榜浪漫和美，所以标榜徐志摩，也标榜剑桥，而平实的地方，和平实地过日子的人一样，很难引起他们的热情。沙士顿是个让人过平稳日子的地方，张幼仪的聪明和意志也都在实务上表现出来，所以两者都得不到浪漫文人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