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陆小曼从女学生摇身变为官太太时，还未满十八岁，她能参照的女性典型是谁呢？还不是她身边经常接触的女性，例如她母亲交游的圈子？从这个角度看，她并没有辜负父母和亲朋对她的期望——正相反，作为王赓夫人，初进高级社交圈子，她让父母引以为荣。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张幼仪十二岁为自己找学校，林徽音十六岁就选定了未来的理想专业；但人之不同，各如其面，陆小曼跟她们是不一样的人。在她自己的社交与文化网络中，她有恰当的、让人称羡的位置。
20世纪上半叶标新崇洋，文化界不少男士都被像陆小曼这样的社交圈活跃分子吸引。在他们看来，西式社交场合男女混杂、自由交往是个新现象，是非常“摩登”和“洋化”的表现，代表着“进步”，而能在这种场合出风头的，自然是“新女性”中的佼佼者了。
有趣的是，这类场合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惯：他们的诗酒之会往往有名妓穿插其间，而名妓们不但长得漂亮，也颇以才艺见称。她们有的弹琴奏乐，有的轻歌曼舞，有的妙语解颐，有的和宾客酬唱，吸引传统文人学士为她们赋诗填词，百般颂赞，后代传为美谈。
这样的文人诗酒之会，也不是光在古代。在新文化时期的中国社会，旧传统与新习惯并行了二十多年，虽然互存敌意，但也不能抹杀对方的存在，老派“才子佳人”的聚会并不罕见。以此为参照背景，像陆小曼那样的“新女性”——长得漂亮，衣着入时，善于唱歌跳舞，在社交场合和名人雅士周旋——除了她们家里有钱、念过洋书以外，她起的实际作用和传统名妓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呢？
很可惜，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当时上流社会的新派文化人并没有吸引力。他们太热爱“新女性”那副招牌了，也太介意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鸿沟了，以致没有谁愿意探讨当时男女社交的深层结构。正因如此，徐志摩虽然是个新派文化人，但他遇上了风头正盛的陆小曼，也就没想过她是哪一类“新女性”。
其实，二人在热恋时，陆小曼就曾对徐志摩这样描写自己：
在城里每天沉醉在游戏场中，戏院里，同跳舞场里，倒还能暂时忘记自己，随着歌声舞影去附和；这次在清静的山中……反激起我心头的悲恨。
陆小曼要表达的是她对恋人的思念，但却不经意描绘出像她这样的大都会摩登女性平常的日程。在这本书中写到的与她同辈的女子之中，没有另一个人会选择如此过日子，因为她们是另一种“新女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大家现在看到陆小曼在北京再婚的照片，她身穿白婚纱，行的是“文明礼”；但她婚后与徐志摩回乡，却要求徐家派出六人抬的大红花轿去迎接她进家门。如此一来，懂得老规矩的人自然要怪她失礼（毕竟她和徐志摩都是再婚），讲究新典范的一代又要瞧不起这种封建派头。也许这最能显示像陆小曼那种背景的女性，往往陷进尴尬的文化处境而不自知，因而也不能自拔。
陆徐之恋
陆小曼和徐志摩两人相遇，其实也是当年上流社会的写照：陆小曼过惯了“舞池歌榭”的生活，而丈夫王赓的性格和她背道而驰，热衷工作，也常常需要到外地公干，后来更被派往东三省任职；陆小曼不愿放弃北京的生活，不肯同行。徐志摩与王赓都是梁启超的门生，算是熟识的朋友，因此与陆小曼有了接触的机会，两人坠入爱河。
假如要问他们看中对方什么，读者可能认为我迂得厉害，恋爱嘛，是很个人、很主观的事。不过，如果硬要客观起来，也不是完全说不出原因。先看徐志摩，他硬拼着离了婚，惹来父亲大怒，却未能赢得林徽音。我们知道失恋会引起一种反弹作用(rebound)，有点像遇溺的人伸手去抓救生圈，而他遇上的陆小曼，又是个易于让人倾倒的美人。张幼仪追述初见陆小曼，就不讳言自己没料到她如此美丽：
她的肤色白皙通透，五官很精致。她说话的时候，在座的男士们都入了迷。
徐志摩被美丽的外表吸引，运用浪漫的想象力，在自己心中建立一个理想的恋爱对象，这不是头一次。林徽音回忆当年徐志摩在伦敦追求她时，对徐志摩的心态就有明智的衡量：“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