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标签真的能代表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陆小曼吗？
寻找真正的陆小曼
新文化时期的刊物有不少报道，叙述年青一代女子为了加入“新女性”行列如何艰苦挣扎，甚至不容于父母长辈，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常情。但社会上却也有少数幸运儿，自己完全不必伤脑筋，就已经被安排踏上“新女性”的坦途。她们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洞察变革潮流的先机，为女儿提供比别人优胜的机会，让她们接受最新式的教育。
陆小曼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她不像和她同辈的许广平和曹珮声，两人都曾被逼缠足，虽然能念书，但也只限于私塾。陆小曼从幼儿园开始，走的就是“新女性”坦途。
我们先看陆小曼的家庭背景：她父亲陆定虽然是前清举人，却捉摸到时代变革的脉搏，20世纪初就出洋到日本留学，进的是日本最高学府帝国大学。这样一位得改革风气之先的父亲，自然会为女儿做恰当的安排；而且别人光看这个女孩的家庭背景，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归类为新人物。
陆小曼1903年在上海出生，从幼儿园起就在上海上学，在八九岁时移居北京，入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学时转到法国教会学校圣心书院，因此接触法语和英语，家里还请了家庭教师为她补习英文。陆小曼到了十多岁，已是社交圈子的名媛。章君谷的《徐志摩传》对陆小曼有如下描写：
但凡是玩的事情一学就会……她能唱许多出京戏，而且腔圆字正，有板有眼，临时让她上台客串、彩排，她也能不怯不惧，应付裕如。她又能拍曲子，跳交际舞，舞艺之精湛和应付之大方，处处使人倾倒。
假如要找当时上流社会“新女性”表面形象的代表，陆小曼的确很能胜任：人长得漂亮，衣着时髦，会说外语，善于唱歌跳舞，身边围绕着一群裙下之臣。
何谓新女性？
五四时期把女性粗略地分为新、旧两种人，最简单的分界线就是这个人有没有进过新学堂，念过多少年书。大家说陆小曼是新女性，和她受的教育脱不了关系。即使她没有闹离婚，以五四时代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既然她父亲是留学生，她本人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她的衣着、言行和社交习惯又都是上流社会的新派规范，她当然算是个头等新女性。
但这个浮于表面而粗略的定义，在当时思想先进的女性心目中，早已经站不住脚了。同样是念新式学堂，有些人毕业后尽力寻找进修机会，然后谋求专业发展；有些人投身社会，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力争取经济独立，同时也争取各方面（包括婚姻）的自主权；也有些人拿了毕业文凭，当作高等装饰品，自己继续在家中做个无忧无虑的娇小姐，等到合适的婚姻对象出现时，就搬到另一个家庭去，做个无忧无虑的少奶奶。这种社会现况，最让有志气的新女性感到不是味儿。一生致力于教育的曾宝荪（曾国藩的孙女儿）对此就曾经严厉批评：
很多女子把学校文凭等同于钻石，她们受教育只是为了增高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好的婚姻机会，又或是教友朋称羡。
陆小曼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新女性”，我们看看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喜好，就可以得到答案。
她还在圣心书院念书的时候，因着父亲的关系网，经学校推荐，曾为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的顾维钧做兼职助理，性质大概像现在的实习，主要当口语翻译，这显示她的外语能力很不坏。可惜她此时没有真正投入社会工作，却在社交圈子活跃起来。十七岁那年，她经父母介绍，认识了美国西点军校的优才毕业生王赓，他是艾森豪威尔的同班同学，曾以武官兼翻译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王赓当时被视为北洋政府军政界的青年才俊。陆小曼的父亲留日回国后，任职民国政府二十余年，也是国民党党员。在时人眼中，这两个年轻人的背景、才貌非常匹配。他们在1921年10月结婚，盛况轰动一时。
陆小曼婚后过着典型的官太太生活，丈夫上班，她闲在家中，家务自然有用人负责。她日常的娱乐是购物、票戏、打牌、跳舞。这对我们是很好的启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一定等同于有社会抱负，也不等同于反对传统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定位。
尽管妇女运动积极分子看不起沉醉于闲适生活的“新女性”，但我们还是得面对事实：这类“新女性”在当时的中国很普遍，尤其以上海为甚。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还不时鼓吹妇女珍惜贤妻良母的身份。这样的“新女性”不管在婚前还是婚后，扮演的都是上流社会小姐、太太的角色，由富裕的家庭支持她们的高级品位，同类的例子今时今日在世界各地也不罕见。用当代的香港术语来说，陆小曼大概是“波(ball)场名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