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为什么呢？如果我要猜这个谜，按着朱安不愿生事的性情推想，答案可能是：鲁迅死后，她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
晚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她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经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下来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虽然许广平尽力安排接济，但随着日本侵华，北平沦陷，原来负责每月给朱安婆媳二人五十元生活费的友人逃往南方；朱安断了接济，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1943年4月22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周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指定的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想过支援寡嫂；而此前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放出来后，有两年多不敢与友人联系，给朱安的汇款自然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1944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的藏书，换取度日之资。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要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唯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有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1946年，许广平到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
她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让她感到很安慰的，是可以与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通信。信中周海婴称她为姆妈，称许广平为妈妈，让朱安感到丈夫和婆婆去世后，她还有家人。事实上，周海婴当时只有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朱安，二人通信，自然是许广平的善意安排。
朱安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1947年3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别的不说，以当时的情况，要把遗体从北京送到上海就不是易事。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征得周作人同意，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许广平的决定过于因陋就简。但假如我们了解许广平的为人，就会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丝毫不敬。许广平本人对自己死后遗体的安排有这个希望：“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
尾声
朱安的困境，可以反映大多数在新文化运动前已经成年的女子所面对的厄运。她们和上千年来的先辈一样，生活要依赖家庭的经济架构（首先是父家，然后是夫家），但古代女子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提升地位，传统家族架构虽然一方面压抑女性，另一方面也为已婚女子提供大家认可的社会地位。在变革浪潮中，这份认可被粉碎了，她们的丈夫抛掉传统“贤良淑德”的标准（亦即建立于家族关系的标准），改用新规范来衡量她们。她们既然够不上新标准，就只有被抛弃。
朱安的情况绝不是个最坏的例子，和其他人相比，她可能还算运气好：她的丈夫没有放弃道德责任，一直承认她是周家一分子，在经济上支持她。朱安所受的打击是感情和心理上的：她后半生日夜与新规范周旋，对身边的新文化人和事其实都达到一定的了解；但在这些新人物的眼中，她永远是个外人，可能值得怜悯，却不受尊重。把她视为包袱的，除了她丈夫和他的兄弟外，还有他的朋友、门生和传记作者。“不够格”的女性在以新文化规范写成的历史中占什么地位，朱安是最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