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总结江冬秀的一生，说她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正因如此，她不囿于任何框框，既不是“从夫”“从子”式的传统女性，也不是夫唱妇随式的新派芸娘，更不是爱时髦打扮的洋化太太。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她作出最切合自己个性的选择，就像面对自助餐，只选合口味的菜式，哪管他人如何看自己的拼凑。朴素、节俭、果断、行善是她的天性；驭夫、写白话、打抱不平是客观环境提供的机会。
胡适晚年曾说，他从来没影响过他的太太，听来有点苦涩。其实江冬秀婚后学会用白话与亲友通信，完全是胡适的功劳，她对官场和政治的看法，很大程度建基于在胡家多年接触的圈子。让他耿耿于怀的大概有两件事：第一是江冬秀不信西医，他认为这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民国初年很多人都认为西医会拿病人做实验，不信西医的可不止江冬秀；何况她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出过西医误诊、病人丧命的例子——梁启超1926年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出错，延至1929年初逝世，其间传闻极多，这样的情况不免加强了江冬秀对西医的顾忌。第二则是麻将，胡适认为太太因而疏于管教儿子。他们两人对亲子关系看法大不相同，胡适提倡视子女为朋友，江冬秀奉行传统的“骂是爱，打是疼”（对丈夫也如此）。但儿子管不好，为什么责任都要归女方呢？为什么不是文化程度高的那一位多负责任呢？胡适研究中国文化，怎么忘了儒家说一切从“齐家”做起，古语说“养不教，父之过”呢？真要打倒封建传统，也该打倒把一切归罪女性的传统。
江冬秀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所以她没有乖乖地跟着丈夫回台湾；她也不是新派的贤妻良母，所以丈夫怪她不肯花时间教导儿子。她没有上过新派学堂，没有自己的职业，按五四时期新文化年代的风尚，说不上是“新女性”。可是她绝对有独立个性，也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观点，这不也是“新女性”的定义吗？
第五章霞栖楼外数星时：曹珮声的故事
假如我们只看官方发布的历史文件，会以为1902年是中国女性脱离苦海、走进新时代的重要一年，是中国女性运动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清朝政府以皇太后慈禧和皇上光绪的名义下旨，劝喻全国取缔女子缠足的恶习，后来又颁下在各省开办女子学校的规章。这就是说，清政府明文规定反对缠足和促进女子教育，把这样的社会改革列为官方认可和鼓励的活动。
然而，政府条文是一回事，社会运作方式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我们正可以从反缠足和兴女学这两件事上看清楚。对出生于20世纪初的女性来说，保留天足和进新学堂受教育都是重大的个人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到底是胜是败，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个人毅力，而是要看她们的家庭背景：家里有兄长或长辈倾向维新观念的女孩，在这项斗争中占了天然优势。但即使她们中的佼佼者，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新文化运动呼吁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将会卷起巨浪，向她们打来。
社会变革是个缓慢而又迂回的过程，不是童话故事，因此年轻、勇敢、爱憎分明的女郎尽管倾尽全力，却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最渴求的东西；曹珮声的人生就是个例子。她活在新和旧的夹缝之间，尽了最大努力，冲破盲婚哑嫁的命运，蜕变为一个受高等教育、有个人事业的新女性，可是她流传下来的故事，却是一段无望的苦恋。
多少五四时期的青年女子有过同样的经历呢？真是不可胜数，但她们的故事早已随着岁月流逝了。我们现在还知道关于曹珮声的一切，是因为和她谈恋爱的不是别人，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人之一——胡适。
新女性的旧道路
曹珮声原名曹诚英，小名行娟（所以胡适称她为娟），珮声是她的字，也就是朋辈之间用的称呼，至于诚英一名，一般只有长辈才用。她正好出生于1902年，也就是清政府下旨宣告反缠足那一年。
假如我们光看曹珮声的学历和事业简表，会相信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新女性，清末政府新政策的受益人：她小时候受私塾教育，十八岁入新式学堂读书，二十三岁到南京念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三十二岁到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先后在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中国第一个当农科教授的女性，端的是新女性典范。
但作为一个在清末出生的女性，她的人生际遇又岂会如此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