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怎么办呢？只有走一步算一步，踏上未可知的前途。
一个世纪前，英国东南部一座平淡如白开水的村子见证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顿(Sawston)，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男的在美、英游学已有两年多，女的在几个星期前才离开中国一个保守的小镇；男的在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女的只学过几个星期的基础日用英语；男的一心想做新时代先锋，一鸣惊人，女的只希望能适应异国生活，有机会学一点新知识；男的已经恋上一个出身维新家庭、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女孩，女的到达伦敦不久，就隐约感觉到丈夫另有意中人，但还是盼望这个一直把自己视为“土包子”的男人可以和自己多一点沟通。
这对男女的名字：徐志摩、张幼仪。
我们看到20世纪后半叶有关张幼仪的资料，视野往往被以下三种因素左右：第一，徐志摩作为浪漫诗人的名气；第二，她本人在所谓“中国第一宗现代离婚事件”中被徐志摩安排扮演的角色；第三，她后来在上海是个成功的事业女性。因为这些因素，在张幼仪有生之年，中文材料都爱把她塑造为五四时期的典型新女性。
假如你看过徐志摩公开发表的半纸离婚书，又或是20世纪出版的种种徐志摩传记，你也许相信张幼仪在中国第一宗摩登离婚事件中和她的丈夫地位平等。浪漫豪情的背后往往是大家不愿意直面的事实，更何况徐、张两人的离婚事件一直以男方的公开发言作为后世论述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张幼仪生于美国的侄孙女张邦梅(NatashaChang)在大学念中文，因为在书中看到姑婆的名字和徐志摩连在一起，向她问起往事。沉默了大半个世纪的张幼仪终于在垂暮之年说出自己的经历，把离婚故事不浪漫的一面公之于世，而沙士顿正为这件事提供了不浪漫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张邦梅把张幼仪的口述历史编写成BoundFeetandWesternDress（中译《小脚与西服》）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支探射灯，从张幼仪的经验看到了旧女性想过渡为新女性，必须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徐志摩传记中的张幼仪
中国文化人多半心存厚道，隐恶扬善，这本来是优点，但写传记时抱着这样的态度，可能有“为名人树碑”之嫌。过去几十年，徐志摩传记出版了起码十多种，在这一节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种如何处理张、徐二人的婚姻和沙士顿事件。
按成书的时间，我们先看刘心皇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台北，1965）书中有关徐志摩婚姻的描写：
志摩当时是比较克制的。因为他清楚小曼是罗敷有夫，他自己是使君有妇。他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宝山书香门第，和陆小曼相比，可算一个绝然相反的典型。人生得明爽利落，为人精明能干。在家庭是贤内助，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在事业上，她自己也曾参与举创中国女子银行，蜚声沪上。徐志摩与张幼仪1915年结婚，生有二子，长子叫欢儿，次子取名德生，人们常唤他小彼得。对徐志摩来说，一边是妻儿老小，一边是情意绵绵的小曼，为不掉进更深的爱情的深渊而不能不拔，志摩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冷却爱情的火焰。
这段叙事用了两个奇特的招数，可以称为“移形换影”与“穿越时空”。首先，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大家都已知道徐志摩离婚的导火线是林徽音；当事人林徽音在纪念徐志摩的文章中就间接提到，作者却在这里大笔一挥，让林徽音失踪，换上陆小曼，似乎是要苦心营造徐、陆二人天生一对的形象，此之谓“移形换影”。
其次，虽然张幼仪曾因为事业有成而蜚声沪上，但那是她与徐志摩离婚多年之后的事；徐志摩弃她如敝屣，原因就是他认为妻子是个“土包子”，比不上自己身边的新女性。（徐志摩拜在梁启超门下，靠的是张家二哥的引荐。他一方面尊重张幼仪的哥哥和兄弟，另一方面又贱视她为土包子，到底是何心态，大概只有他才明白。）作者利用时光隧道，把多年后的事情扯到张、徐离婚以前；更有趣的是，作者还把二人的儿子拿来做文章。事实上他们的幼子出生在德国，徐志摩只看过他一次。
即使检视最简单的时间次序，徐志摩1921年抛妻，张幼仪1922年正式签离婚书，当时张、徐二人都在欧洲，这“妻儿”又怎会和1923年夏天才跟徐志摩在北京认识的陆小曼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呢？
作者是否故意混淆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说徐志摩“克制”和“悬崖勒马”，不但和事实不符，也跟他的个性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