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林徽音的感情世界，也不只是徘徊于梁思成与徐志摩之间；她与好友、同事兼邻居哲学家金岳霖日久生情，也曾让她彷徨无主。对我们有相当启发的倒是她在彷徨之际向谁人倾诉：据说梁思成一次在外地完成了田野考察，回到家中，林徽音哭着对丈夫说自己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怎么办。
如此贴心的话，只能告诉知己——林徽音的知己是梁思成。
梁思成听了她的话，想了一夜，对妻子说完全尊重她的选择。
他表现的胸怀气度，不但让金岳霖以君子风范回应，终其一生对林徽音只是坚持柏拉图式的爱，同时也让林徽音体会到梁思成的包容力，再次肯定了自己二十多岁时的选择。
这个林徽音的人生插曲让我们看到“新女性”和“婚姻自由”的另一面，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
鲁迅对此问提出了很好的答案：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Ibsen］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
这不就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情况吗？因为梁思成表现出他的爱建基于平等、尊重与包容，正视女方的选择权，也信赖女方的理性，做妻子的感到自己的婚姻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她就不用走了。
时代的烙印
不走，并不代表大家变成童话里的人物，“永远快乐地活下去”。从寻常过日子的角度来看，林徽音和梁思成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先甜而后苦。影响他们一生的基本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苦难和巨变。
林徽音从入学开始到旅英和留美时期，相对于同代女性该算是“人上人”。她和梁思成1928年回国以后，首先到沈阳东北大学工作，他们的女儿也在沈阳出生。这段时间除了受肺病困扰以外，她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也都循着正常轨道运行。
1931年日本侵略东三省，她和梁思成不愿意留在侵略者统治的地方，于是回到北京，两人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1931年到1937年该是他们事业上最好的时光，以心爱的北平为家，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事业基地，跑遍大江南北，找寻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为深入研究中国建筑史与营造法式开路。同时，林徽音也能腾出空当从事文艺创作，除了新诗，还出版了小说和话剧，也为《大公报》丛刊编小说选，更主动结交素未谋面但感到欣赏的年轻作家像萧乾和李健吾等。这几年可以说是她文艺生活最旺盛的一段。虽然徐志摩的死对她打击相当大，但在友情方面她也有新的收获：林徽音和梁思成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费正清(Fairbank)夫妇，林徽音和费慰梅不久就成为莫逆之交（费慰梅后来写了Lin＆Liang，记录她夫妻二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苦为中华建筑史所作的贡献）；此外她和沈从文的交情也不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林徽音和梁思成人生的分水岭。他们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加入往大后方的大潮，辗转经长沙逃往昆明，细软不能多带，但要紧的研究材料却一直随身。途中林徽音患上严重的肺炎，对她后半生的健康影响极大。
他们到了昆明后，自己搭建土屋居住，不久梁思成就因过劳而患上脊椎软骨硬化症，卧床不起。到了1940年，昆明日夜受日军轰炸，为安全计，林徽音独力安排全家迁往南溪县偏僻的李庄，操劳过度，不久肺病复发。此时他们不但买不到医疗物品，连生活也成问题，除了朋友支持，还好傅斯年向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请求拨款资助梁氏兄弟，才勉强过了难关。要是看林徽音与费慰梅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不能不佩服林、梁二人面对困难时表现的幽默感。
卧病期间，林徽音详读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记录，为梁思成策划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做准备。这本书终于在1944年动笔时，两人都身患重病，梁思成的脊椎不能支撑头颅，就在书桌上放个花瓶，把下巴搁在瓶口，坚持工作。如此坚毅的配偶，教人如何不敬佩？林徽音肯定没有错选了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夫妇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准备回北京。但清华复校要几个月的安排，其间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靠卖衣物来维持。回到北京以后，林徽音一直结核病缠身，不能全面恢复工作，但在建筑设计和文学两方面还是有些成绩。1947年底，她进医院动切除病肾的大手术，没想过可以熬得过。手术前她写了几首诗，这是她一生最后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