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70年代，传记作者还是热衷于营造张、徐二人的幸福婚姻。且看章君谷的《徐志摩传》（香港，1971）：
婚后，张幼仪觉得她总算还是蛮幸福的。渐渐的她便发现新婚夫婿很喜欢她，而且徐志摩是天生的多情种子，又复风度翩翩，当他有所悦，有所喜，有所爱，有所宠，他自然而然的会千般温存，万分体贴。
现在我们再对比张幼仪口述的亲身经历：
徐志摩放假回家时［当时徐志摩在北大念书，徐家在浙江硖石］，除了最基本的婚姻责任外，对我从不理睬；而行夫妻之礼，也不过是要满足他父母想抱孙的愿望……他从不跟我说话，而我当时实在太年轻，不懂得该如何反应……徐志摩从不看我一眼，好像我这个人是透明的，并不存在。我一辈子和受高深教育的男子活在同一屋檐下［按：张家书香世代，而且很早接触西学，张幼仪的兄长和弟弟都是留学生］，但他们从没有这样对待我，只有我丈夫是这样。(BoundFeetandWesternDress)到底作者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想为徐志摩开脱抛妻之举，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明他一开始就对父母安排的婚姻不满，对父母为他娶来的妻子始终没有动过感情呢？愈是把他描写为一个多情夫婿，就只会愈加深他后来抛妻的罪责。除非作者认为男人朝秦暮楚是理所当然的事，否则岂非愈描愈黑？
说到把个人浪漫幻想发挥到最彻底的，还得推孙琴安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徐志摩传》（西安，1995）。且看下面这一段描写：
一天黄昏，外面的风刮得相当厉害，正当他独自吃罢晚饭，点上煤气灯准备看书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头戴一顶翻毛女式帽子，身穿一件深咖啡的全毛呢长大衣，脖间围着一条桔黄色的围巾。脸上还戴着一只雪白的大口罩。
“呵，幼仪！”尽管这女人露出的只是一双大眼睛，但他凭着他对自己妻子一种特殊的熟悉和嗅觉，还是马上认出来了。
幼仪笑了，解下了大口罩，露出了面容。
“就你一个人吗？”他把她迎进屋里，兴致勃勃地问。
“不，”她一边脱大衣，一边说，“我是随刘子锴先生一起来的。他现在在伦敦，叫我明天来找你，我憋不住，就独个儿来了，行李都在他那儿。”
“好极了！”他一边接过大衣，一边帮她张罗晚饭。虽然这时他正爱慕林徽音，但毕竟渺茫得很。自他1918年夏离家出国以来，夫妻到底已有两年多未曾见面了，何况这次见面，又是在远隔重洋、异国他乡的剑桥呢？这当然使他惊喜万分。至于张幼仪，那更不必说了。夫妻两人当场就热烈拥抱起来。
幸运地，通过张邦梅的努力，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张幼仪远渡重洋，和丈夫重聚的一刹那有什么感受：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入马赛港的码头［按：她坐的客船从上海开往马赛］……接着我看见徐志摩在人群中，就在那一刹那，我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窖。……我从前没见过他穿西服，但一眼就认出他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是唯一看来根本不愿意在那儿的人。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已经差不多忘了他看我的眼光：直直地望到我身后，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样。
现在写流行传记似乎都爱加插戏剧式的对话，认为更传神、更吸引读者，但这种对话当然出自作者的想象，跟写剧本差不多。对比上面两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两者完全没有任何共通点，除了男女主人公的姓名相同之外，不论时间、地点、人物的行为和他们的内心感受，都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如果传记作者不必顾及事实，那么他想象出来的场景又以什么为基础呢？最简单的做法是发挥作者本人和其同代文化的浪漫构思。20世纪末的中国卷起了崇尚摩登和西化的大潮，男女搂搂抱抱的场面又在电视和电影中经常出现；至于出洋和出国，更是人人羡慕的事。按照当时的浪漫构想，一对年轻摩登夫妇在西方世界久别重逢，场面即使不像西方电影那么炽热，起码也要达到最新国产电视的程度。要制造这样的场面，就需要一个漂亮、热情、洋化、旅游经验十足的女主角（也就是20世纪末内地“新女性”的典型），要不然又怎能挑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呢？
可惜的是，作者的浪漫构想以她同时同地的潮流为依归，跟写传记的要求相去甚远。举个例子说，她想象中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英国的冬天衣着是翻毛帽子、长大衣、围巾、大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