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周家三代靠一点卖剩的田地收租过日子，朱安婚后不久，就发现她必须把陪嫁的婢女送回娘家，这样起码可以省下一个人的伙食。作为小辈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地投入第二项。她是小辈中唯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情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鲁瑞行事甚有权威，与性格柔弱的朱安刚柔互济，而且她们也有个共同目标，就是希望朱安的婚姻尽快恢复正常。
1909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了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逗留时，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对朱安来说，这情况比周树人在国外时更糟糕。绍兴风俗早已习惯男子因工作而远游在外，因此周树人人在日本，朱安孤寂的婚姻生活倒也算是一种常态。他回国后在杭州工作，距离缩短了，但他们的关系没有突破，他每次回家都避开朱安的房间，在周家由六房人分住的大宅中，这样的事不可能保密，因此朱安在亲戚面前很难抬起头来。1910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周树人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但他决定住在学校里。
朱安当然明白周树人讨厌她的原因：他在婚前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但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愈来愈远了。他日常不再戴着假辫子；绍兴民风保守，对这样的新派人物很不信任，朱安虽然不知道丈夫的政治倾向，却明白大家都认为他是激进分子，他的一个叔父甚至说要向政府告发他。1907年秋瑾在绍兴菜市口被处决，这件事令人记忆犹新，她死后当地的保守势力明显上扬，因此朱安很为丈夫担心。她和周树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在绍兴，大家认为朱安的世界才是正常的。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1911年年中，她的小叔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周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1911年10月，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在绍兴老一辈的人眼中，他是去当京官了。
周树人在1912年2月往南京赴任，同年5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周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丈夫不在身边，正好掩饰了她婚姻的不正常状态，而传统做官的人让太太留在祖居侍奉公婆，也是惯见的事。作为一个中央官员的太太，朱安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每天做完了家务，她在黄昏时坐下来，抽几口水烟，这份嗜好和她的年龄和身份都相配，也是排遣寂寞的好法子。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1914年11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得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根本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的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1916年底是鲁瑞的六十大寿，周树人从北京回到绍兴贺寿，住了四个星期。这在朱安来说是个忙碌的时间：作为长媳，筹备庆祝的工作都落到她头上；羽太信子对中国习俗的认识和社会关系都不深，自然帮不上大忙。朱安在大家族中运作自如，是她得到婆婆喜爱的一个主要原因；鲁瑞在生活上已变得很依赖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