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国后三五年间，声名暴涨，工作压力同样暴涨，健康一直欠佳，到了1923年，终于得到批准休假一年，让他养病。要是他留在北京，依旧是访客盈门，所以他干脆到杭州养病去，做伴的是江冬秀婚前就已认识的胡家聪侄。谁也没料到，南下半年，胡适会坠入爱河，对象是姻亲表妹曹珮声，江冬秀婚礼中的女傧相（见本书第五章）。
江冬秀起初听说珮声也在杭州，曾表示丈夫和聪侄有珮声照顾，她可以放心了，怎料到几个月后会传出曹胡之恋？江冬秀闻讯，马上就要南下。胡适为避其锋，只好回到北京，但他依旧盼望和曹珮声长相厮守，而他尊敬的母亲已经逝世，不必顾虑伤她的心，于是找个机会想向太太提出离婚。江冬秀当然不同意，但她激烈的反应远远出乎胡适意料：她听到“离婚”二字，二话不说，冲进厨房，拿起菜刀，高声说既然胡适不要她，自然也不要儿子了，她干脆先把两个儿子杀了再算！（有意思的是她没有说要杀女儿，可见“无后为大”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的女儿在1925年因病夭折，只有五岁。）
江冬秀拿出菜刀，把胡适吓倒了。他本来就自认是PTT（怕太太）主席，经此一役，以后不敢再提离婚了。可是他和曹珮声的恋情没有马上中断，有机会南下时总愿和她相见，江冬秀也容忍了好几年。这次差点婚变的打击，加上她不平则鸣的天性，让她对别人的离离合合也公开打抱不平了。
江冬秀过问别人的婚姻不止一次，但以梁宗岱事件最为有名。1931年秋梁宗岱受聘于北大，他在广州的妻子姓何，被他抛下多年（又是一个逃婚的例子），听到消息赶抵北京，希望夫妻团聚。梁宗岱当时另有所恋，不肯承认她，他太太是旧式女子，在北京无亲无故，投靠无门。这件事在北大传开了，江冬秀知道后，不但把梁宗岱的妻子接到家中居住，还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何女士争取公道，双方终于闹上法庭，江冬秀和胡适为何女士出庭当证人，梁宗岱被判败诉，后来终于作出经济赔偿，办理离婚。何女士免于像其他被抛弃的妻子那样无法求生，江冬秀功劳最大。
另一宗相似的事，是蒋梦麟爱上故友高仁山的妻子陶曾谷，为了和她结合，与原配离婚，冬秀心中有气。胡适应邀做蒋、陶二人的证婚人，她很不满意，在婚礼当天把大门锁上，阻挡丈夫赴宴，结果胡适跳窗外出，完成证婚的任务。这件事戏剧性地展示了江冬秀和丈夫各有所执，前者态度强硬，后者手法迂回，可以说是他们婚姻关系的写照。
江冬秀并非总是反对离婚的。1931年徐志摩到北京大学教书，寄居在胡家，行李中从上海带去的两件棉衣都是破的。尽管江冬秀当年对他高调的离离合合很不满，看着这情况也觉得他可怜，替他补好了衣服，还大为不平，劝他干脆也跟陆小曼离婚算了。
二十年的北京生活是江冬秀蜕变的重要时期，她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圈子（包括麻将圈子），还有踏足法庭的自信，连口音也改变了——胡家后辈亲戚说中年的她说话带着京腔。凡此种种，固然由她本人的个性主导，但胡适的个性和他所提供的环境也同样重要；要是她遇上像鲁迅那样的丈夫，不管天性如何能干自信，也难有发挥的空间。
上海岁月
日本侵华为胡家带来剧变。胡适在1937年9月接受国民政府托付，单独出国开展国民外交，1938年起是中国驻美的战时大使。长子祖望进入西南联大（后来赴美），江冬秀与幼子思杜迁居上海，逃避战火，生活并不稳定，经济也很艰难，起初寄居在侄女婿家中，后来租住三德坊的小房子。胡思杜不思长进，终于父母都认为只有把他送到美国读书。他出国后，江冬秀为了节省，和他一个同学合租小公寓，两代人相处不易，她又再搬回侄女婿家里。她曾希望丈夫也接她到美国，可是胡适把在美的生活从实相告，说要是她在，应酬免不了，做客要坐首席，在家要当女主人，她不通语言和礼节，怎么能应付呢？
他们数十年婚姻生活里，这大概是江冬秀唯一真正自卑的时刻，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你要是讨了个有学问的太太，不就天天同你在一块，照应帮助你吗？”她是个行动型的人，遥遥无期地独自困在上海，自然不是滋味。1939年冬天，她在上海过五十岁生日，收到胡适寄来的礼物，悲从中来，在后辈亲戚面前哭了起来。胡适在美国生病进医院，她是从报上看到消息的，写信给他说：“心想打个电报都不敢，可怜我们到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抗战后期，她迁回胡家在上庄的祖居，起码减少了漂泊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