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20世纪初还是20世纪末，在英国街头总不会看见有人用口罩蒙面到处走；这种装扮在北京倒是常见，因为北京冬天除了风大雪大之外，风沙也大，蒙面上街是实际需要。说到底，忽视历史认知，就无法跨越个人经验，无法体会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的真实世界。
相对上述不着边际的幻想，梁锡华写《徐志摩新传》（台北，1979）态度沉实中肯；但关于徐志摩抛妻一段，却有如下的叙述：
关于徐志摩离婚的事，已有不少人写过文章，在此只需稍及一二便可。
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在民国十年初到伦敦时，志摩已爱上了林徽音，且在情网中不能自拔。张幼仪在环境的压力下离开丈夫往德国求学，志摩乃获得“解放”之乐。他在民十一年三月前致函妻子张幼仪有这样的话：
“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志摩给妻子的信带给他所盼望的效果，张幼仪最后同意离婚。
“只需稍及一二”，明显是为了隐恶，因此用上隐晦的语言，说张幼仪“在环境的压力下离开丈夫”，但“压力”到底来自何方，却闭口不谈。事实是徐志摩把张幼仪抛在沙士顿，撒手不管。我们不怀疑男的由此得到“‘解放’之乐”，但严肃的传记作者大概知道梁启超对这种行为的评价：这份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梁氏略过不提，又是隐恶之举。
至于梁氏引用徐志摩致张幼仪的书信（也就是徐志摩公开发表的离婚书），作为二人离婚的真相，倒无可厚非，因为在1979年梁氏成书的时候，这是唯一通行的角度，引用此信的亦不限于梁氏一人。假如没有张幼仪的口述历史，这个假象大概到现在也无法打破。
张幼仪回忆中的离婚经历，与想象中的“离婚通信”完全是两回事。张幼仪被徐志摩抛弃之后，辗转到了德国，与兄弟同住，在柏林产下幼子。她刚分娩，徐志摩便派朋友吴经熊把“离婚通牒”送到她和弟弟的住处，当时她人还在医院。这就是徐志摩“致妻子函”的背景。张幼仪坚持要与徐面谈此事，吴经熊支支吾吾，她便干脆指明会面的时间地点，要吴通知徐志摩。第二天她单身赴会，而徐志摩却招来四个朋友在场助阵，当着众人演说，说离婚是为了“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张邦梅在书中对这个奇特的场景有清楚的描述。(BoundFeetandWesternDress)假如我们要找出张、徐二人关系最明显的转折点，正好就是这个场景——张幼仪从被动变为主动，不但平视徐志摩，同时也看透了他侃侃高谈背后的真相。即使我们撇开徐志摩的离婚动机，光看两个当事人的表现，一个躲在口号与朋友背后，另一个在厄难面前挺起胸膛，谁具备道德勇气，不言而喻。
沙士顿以前的张幼仪
张幼仪勇气可嘉，但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新女性；她的勇气建基于传统价值观——志气和骨气。她对侄孙女张邦梅追述往事时，开宗明义说：
在中国，女人不算什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张幼仪的父母育有八男四女。尽管后世爱强调张家环境富裕，张幼仪的兄长和弟弟都受高等教育，留学外国，但她作为女孩却只能在家中受基本教育，父亲没有想过让女儿入学读书。其中部分原因是家族中两房人不和，她父亲迁离祖屋，靠行医养活家中十余口，经济情况大不如前；但另一个原因肯定是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
张幼仪最终能到学校读了三年书，完全靠她自己的努力：十二岁那年，她在报上看到苏州预备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每学期五元的学费除了包住、包吃，还包往返的火车票，于是劝父母让她报名，说付出些微学费，比把她留在家中的生活费还相宜。她母亲不肯让她单身在外，她又劝服了不热衷读书的姐姐结伴报名。从这件事，我们认识到这个小女孩不但求知欲强，而且聪明（懂得父母反对她进学校的顾虑何在），又有说服力（因此能劝得动姐姐答应同行），充分展现了她天生的能干。
即使如此，她终于还是被逼停学，十五岁嫁入徐家。丈夫是她哥哥相中的。和她相反，徐志摩结婚后入读北京大学——结婚对年轻男性不是求学的障碍。
徐志摩一开始就把她视作“土包子”，对她不理不睬，视妻子为满足父母抱孙心切的工具。张幼仪十八岁生子，徐家有了第三代，徐志摩的父母才安心放他留学美国。徐家是富户，绝对有能力把儿、媳两人同时送出国，但他们守的是旧规矩，媳妇留在老家侍候公婆是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