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回忆她当年的话，说徐志摩有两首诗是写给她的，第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偶然》，第二首是更有深度的《你去》（见文末附录），不论是前者说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还是后者说的“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都证明徐志摩很清楚林徽音的真正取向。
也许有人要说，林徽音“不够爱”徐志摩，证明她还是爱过他的；其实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否认。以她自己的话说：
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林徽音致胡适的信）
假如两个人追求她，她对一方毫无感觉，只是对另一方有感情，那根本就不用作“选择”了。
这位北京文化界昵称为“小姐”的新女性，为何选择做梁家“太太的客厅”的主人，而始终没选上浪漫诗人，不少徐氏传记都约略谈及。在下面一节，我们尝试站在像林徽音那样的新女性的角度来重看她的考虑。
择偶条件
未说新女性的择偶观点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男性如何处理这个看来是“鱼与熊掌”的局面。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是众多徐氏传记中最扎实持平的一种，书中说到林徽音的婚姻选择，有如下论述：
徐家虽然颇有资财，但梁家也不愁生活。至于说到家声，无论在政治界或学术界，徐家是无可企及的。以人而论，徐志摩虽风度翩翩，但究竟比林徽音大了八年，在中国人眼中，就不如年纪相若的梁思成合适，志摩是个离过婚的人，在当日中国社会中，不免有白璧微瑕之讥。权衡轻重，林徽音自然知所选择。
上面这种讲求“匹配”的想法，在民初的中国社会还极有影响力，绝对不算不合时宜。但林徽音既然受了西方思想洗礼，对于男女相交相悦，难道真会心里放着算盘，打起财力、家势、名誉那样的“竹门木门”账吗？
其实女性理智地考虑婚姻问题，有几个关系到感情基础的先决条件，和上面引文所说的不尽相同。我们可以把这些考虑综合为三问：
第一问：未来配偶是否在感情上可信、可靠？
第二问：两人是否志趣相投？
第三问：两人性格的配合，是否有助婚后和谐生活和个人发展？
除此以外，对一个本身极聪明能干的女子来说，应该还有分量很重的第四问：未来丈夫是不是一个让自己尊重的人？
思考感情问题时，大概没有谁会像写文章一样，列出清单。但她们的思维实际上还是围绕上面说的几点。我们不妨想象如林徽音那样的女性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感情上是否可信、可靠。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大概就是有没有“安全感”——这种“安全”和经济能力没有关联。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但要求男性感情专一，也要他们在肉体上专一，因为很多男人爱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而女人都明白，这种界线完全是自欺欺人。林徽音自小目睹父母间的三角纷争，又岂会忽视这一点呢？徐志摩在英国热烈追求她，表示要为了她而离婚，却同时让妻子张幼仪怀了身孕。假如一个男人对你热烈追求之际，却同时和别的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你认为这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吗？感情最浓烈的时候尚且如此，日后浪漫情怀稍为冷却，“专一”会有多大希望呢？
第二，志趣是否相投。也许很多人以为林徽音和徐志摩匹配，是因为两人都有文学天分，这未免是想当然矣。林徽音选择建筑学是十多岁就立下的志愿，因此不论是工作还是研究，她和梁思成一直相辅相成。他们跑遍大江南北，解放前后，他们的奋斗目标始终如一，说到志趣相投，实在很难有更好的配搭了。以建筑为专业，可以以文学为嗜好——这正是林徽音的选择；硬要反过来，又是否行得通呢？
第三，性格的配合。说到徐志摩性格方面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要说他热情、天真、没有机心等。从交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些当然都可以说是长处，但如此性情的人在实际生活方面往往一塌糊涂，徐志摩是个好例子。这样的男人，如果碰上一窍不通、只懂玩乐的配偶，固然是个悲剧（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正是例证），但如果配上精明能干、希望有所作为的女人，也还是一种悲剧。结婚前大家可能觉得人生寄意于美丽的文字就够了，那是因为各自回家就有家人照顾；结婚后男的在实际生活方面愈“无为”，就代表女的要负起愈重的包袱。“天真”的男人可以很可爱，但又是否会让人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