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最为人诟病的，是她婚后不到一年，遇上了翁瑞午，不久发展为婚外情，又因为翁瑞午的关系染上了鸦片烟瘾。徐志摩在北京找到教职，她却坚持住在上海，不少人认为她因此要为徐志摩之死负上间接的责任。徐志摩逝世后，她一直没有放弃她的恋人和鸦片烟。
鸦片在中国人的历史中是个忌讳，抽大烟十恶不赦；但事实上鸦片也有药用的一面，在西方作为镇痛药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张幼仪说到陆小曼的烟瘾时，表示同情，原因是她行医的父亲在她和妹妹生病的时候，也曾想用鸦片为她们止痛，她虽然拒绝了，却见识到鸦片作为药用然后成瘾的过程。[4]我们固然不愿意为抽鸦片提供借口，但也不能完全抹杀它的历史背景。陆小曼的烟瘾起源也在于治病。
至于和陆小曼结婚后的徐志摩，看清了新夫人不会变成拿着彩笔的女神，浪漫想象又重新回到当年的对象身上，在林徽音因病回北京休养的期间，大力展开追求——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徐志摩寻求“婚外的可能性”并不限于林徽音。从1927年到1931年，他冶游的对象包括项美丽（EmilyHahn，她和另一位诗人邵洵美的关系更为长久）、史沫特莱(AgnesSmedley)[5]和赛珍珠(PearlBuck)。要是想为徐志摩开脱，可以说他的第二段婚姻让他陷入泥沼，因此往婚外寻求抒发，但这不也同样适用于陆小曼吗？后世要责怪陆小曼和翁瑞午，也得看看徐志摩的表现。
陆小曼的妒意
陆小曼到底有没有嫉妒过别人，嫉妒的又是谁，我们自然无法请她亲口作答。即使可以向她直接提问，她又会提供真确的答案吗？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会欺骗别人，而在于人最善于欺骗自己，所以即使当事人也未必可以（或愿意）如实作答。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陆小曼这个人放回她所属的年代和圈子，以互相参照的方式，探讨在她那种境况的女性可能会嫉妒谁。
在认识徐志摩以前，陆小曼没有理由要嫉妒谁；正相反，在她的社交和生活圈子里，她的年龄、背景、样貌和丈夫王赓的地位，都让她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问题出在陆小曼与徐志摩相恋和结婚后，她必须进入一个本来不熟悉的圈子。
她大概没想过在婚后要面对另一种“新女性”标准。对她作出衡量的除了徐志摩本人，还有他的亲人和朋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男性爱恋的“新女性”面貌不一而足，有的被志士型吸引，有的被战斗型吸引，而徐志摩在自己心中筑起的女神像，手里拿着一支彩笔。诗人是否自觉如此，我们不知道，但从他对曼殊菲尔颇为肉麻的描写，到他对林徽音的恋恋不舍，还有他婚外情的其他对象，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楚的路线。他与陆小曼恋爱之后，极力鼓励陆小曼从事创作，也证明了这个看法。
不管是谁，希望把恋爱对象塑造成自己心中女神的模样，结果都是要失败的，徐志摩的个案也不例外。虽然尽力为陆小曼说话的文人如陈磊庵努力建立陆小曼多才多艺的形象，但事实上她的才与艺倾向于中国旧文化（她是个票友，也爱画国画，曾拜刘海粟为师）。不管徐志摩如何幻想把陆小曼带上新文艺创作的路，最后他也要面对事实：他最爱恋的那种“才”，陆小曼并不具备——不是她完全没有尝试，而是她的兴趣并不在此。
再看徐志摩身边的朋友，无论是男是女，没有谁会认为一个过惯了官太太生活的摩登女子是他们心中的“新女性”象征。徐志摩到北京教书谋生，陆小曼却坚持不肯迁居，要住在上海，不管她的原因是翁瑞午，还是像张幼仪所说的，在上海容易买到鸦片，都不会为他们所谅解。对徐志摩寄以希望的师友固然对陆小曼没什么好感，连一向愿意为女性说话的江冬秀也劝徐志摩干脆和陆小曼离婚算了。由此可见，在徐志摩的朋友圈中，陆小曼占着怎样的位置。
诚然，客观情况让人感到不愉快，倒不一定会引起嫉妒之心；关键是当事人本来有没有嫉妒的倾向。陆小曼是个善妒的人，我们从一件事看得很清楚：徐志摩和她谈恋爱的时候，曾经把旧日记交给凌叔华代为收藏，原因是其中有他当年追求林徽音时的记录，他怕陆小曼翻出来看见了，会引起大风波。如果陆小曼不是处处表现出醋娘子模样，徐志摩何必连日记也不敢放在家中？
除了会吃醋外，陆小曼也是个自视很高的女子。和徐志摩苦恋之际，她饱受家庭和社会压力，就说过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