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引文中描写的“她”，正是后来和鲁迅生活在一起的许广平。
广州女子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市，家中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她说自己是仕宦人家，一点不虚，她家的地址就透露了底细：广州高第街许地。
许家曾经一门三进士，当得起“高第”之名；至于“许地”，则说明是有产之家，可惜传到她父亲一代，已经破落。尽管如此，许家始终保存了一点省城高尚人家的气派，按许广平自己回忆，“百多族人聚居在一处，长辈联手维系传统恶习”。也许就是这份气派，让旁人热衷与许家攀亲，所以许广平很小就倒霉了：她出生后不久，父亲被人灌醉，糊里糊涂替她定了娃娃亲，他酒醒后虽然有悔意，却信守诺言，坚持许广平长大后要嫁给那户土豪劣绅。
俗语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以此形容许广平的童年倒很恰当。按理说，广州接触外来文明最早，许广平的母亲又是澳门人，外祖父更是华侨，应该比较开通吧？谁知她母亲家最重视三寸金莲，因此逼着许广平缠足；反倒是她父亲不同意，理由是许广平已经定了亲，将来嫁到乡下人家，哪儿能有婢女从早到晚在身旁伺候？她父亲认为小脚将是她婚后生活的障碍，因此全力禁止。可以说许广平得免缠足，靠的是自小定了娃娃亲。
清末女子问题，除了缠足就是上学，这回轮到许广平的母亲发挥积极作用了。许家长辈联手维系的恶习，包括不许家族中的女孩念书，认为会折了男孩的志气。许广平的妈妈却不认同，理直气壮地说“当年我在家里也和兄弟们一起读书”，为女儿争取到进私塾的机会。她父亲始终坚持男女有别，对私塾老师说：男孩念书用蓝青官话，女孩只许用广东话。这性别歧视的情况，许广平得自己解决，于是她专心用官话背书，老师用广东话教她，她就假装不会背，大家终于放弃强迫她用广东话读书。从小习惯了用官话朗读，对许广平后来在天津和北京念书大有帮助。
许氏父母在女儿定亲、缠足和读书的问题上看法矛盾，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般国民即使生活在与外界接触甚多的广州和澳门，观点还是受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影响，对“新”与“旧”的衡量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所谓先进标准。
辛亥革命期间，许广平全家移居澳门暂避。她母亲不久就去世了，一家人由曾经留学日本的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推崇革命思想，许广平受他的影响，开始阅读《平民报》《妇女报》等先进刊物，建立起一套新女性的形象：不涂脂粉、不戴首饰、不穿绸缎；这朴素的装扮成了她终生的风格。
在许广平的青少年时代，最大的阴影是与她定了亲的马家再三催婚。她十六七岁时父亲去世，娃娃亲这回事终于有了转机。她得到哥哥支持，决定悔婚，投奔远在天津的姑母。据说马家还是不愿放手，打听到她的下落，许广平的二哥终于用了个传统办法为她脱身：把家族卖字画分得的一部分钱给了马家，让他们另外讨一房媳妇（广东有妇女定了亲“不落家”的传统，以顺德县最有名），不要再拿着娃娃亲的关系纠缠下去。以广东旧风俗为许广平换来新生活，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性。
许广平在天津考进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就读，开始参与社会运动；1922年毕业之后，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功，1923年入学。这时她认识了北大学生李小辉，开始了她的初恋。可惜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两人先后感染猩红热，许广平及时诊治，李小辉却不治去世了。
李小辉的死对许广平是个沉重打击，差不多二十年后还不能释怀，她曾经在1940年写文章追述此事（见《新年》）。她二十多岁就常说自己飘零一生，视生命如草芥，和这次所受的感情打击很有关系。
但毕竟许广平的性格倾向积极进取，她热衷于投入学校各方面的活动，借此平复感情上的伤痛，因此当校长杨荫榆与北女师的学生展开日益强烈的斗争，甚至动员北京教育部实行封校的时候，许广平就成为这次学潮的中坚分子，杨荫榆口中的害群之马（鲁迅因此昵称她为“害马”，简称HM）。她为了北女师的学运向当时在北女师讲课的鲁迅求教，两人的关系在几个月间变得愈来愈密切。
为爱奔驰
许广平和鲁迅的交往以通信开始，接下来她与同学登门造访，不久就成为鲁迅家的常客，但两人依然通信不断，三个多月写了四十多封信。这些信件后来以“两地书”之名发表，因此他们关系的脉络一直有迹可循（《两地书》收入《许广平文集》和《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