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就是心高气傲，想享受别的女人不容易享受得到的一切，而结果现在反成了一个一切都不如人的人。
由此我们知道陆小曼除了妒意强以外，也爱把自己跟别的女性比较。她与徐志摩交往、结婚之后，没想到要长期面对另一种“新女性”的评价标准。从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被捧得高高在上，现在以同样的方式过生活，却有很多人表示不以为然，这样的情况最容易打击自信。本来“心高气傲”的陆小曼失去安全感，因此对别人会拿来和她相比的对象就难免感到嫉妒了。
招来嫉妒的对象
让陆小曼嫉妒的人，必定是徐志摩圈子里那种新女性；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和徐志摩一定有密切关系，让她觉得自己即使和徐志摩结了婚，未必就因此而胜过对手。
这样的女性，在徐志摩当时的生活中明显有两位。
第一个是林徽音。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的时候，已经对林徽音饱含醋意，到了婚后两人感情出现诸多暗流，徐志摩到北京工作，时常得见当年倾慕的对象，陆小曼怎会毫无反应呢？当她知道林徽音回到北京养病时，就多番讽刺丈夫经常在病榻旁侍候，引来徐志摩再三辩解。陆小曼一向自恃的条件——貌美、懂外语、受过新式教育——几乎没有一项不让林徽音比下去；至于专业、文才和在徐志摩朋友圈中的声望，这些都是陆小曼完全没有的条件，也是林徽音的最强处，难怪她心中有刺。
除了林徽音外，让陆小曼嫉妒的该是张幼仪。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前，徐家二老坚持要先当面取得张幼仪同意，同时声明张幼仪在徐家的地位是干女儿，孙儿由她负责教养，将来她要是结婚，可以在徐家的资产中分取嫁资。
张幼仪以张家二小姐的身份在上海商界立稳阵脚，不但是女子银行的副理，也出掌在上海深受小姐太太们拥戴的时装公司，成为当时上流社会和商界的知名人物。更重要的一点，张幼仪除了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以外，在徐家父母心目中地位也远比陆小曼高。这不但因为她是徐家嫡孙的母亲，更重要的是，二老认为她才是稳重可靠的人。
以陆小曼爱玩、爱自由、爱消费的个性，固然不会愿意和丈夫的父母同住，但丈夫的父母明显地偏爱丈夫的前妻，对她来说却是非常失面子的事，她新婚不久就曾为此大发脾气。当时陆、徐二人婚后回到徐家居住，不久二老竟然收拾行李跑到北京张幼仪家中，说是看不惯陆小曼的作为，宁愿跟张幼仪住。徐志摩曾为此向前妻兴师问罪，开宗明义地说这“让小曼太没有面子了”。
可惜，徐家二老的选择不以陆小曼的面子为依归。1931年徐母去世，徐父坚持不让陆小曼回硖石的徐家，甚至说要是她踏进家门，自己就马上离开，原因是陆小曼一直不懂得尊重二老。反过来，张幼仪第一时间就被知会要为徐母奔丧。
有一段时期，陆小曼、徐志摩和张幼仪都住在上海法租界，徐家二老每到上海，不住在儿子那里，而是住进张幼仪在范园的家；后来张幼仪在股市上赚了大钱，还在范园找地方给二老另外建了一栋小洋房。
张幼仪轻描淡写地说自己为二老建房子，大概让陆小曼最感切肤之痛——这牵涉的不是面子，而是财力。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前，徐父把生意和祖居以外的财产分为三份，一份两老自用，一份给张幼仪和孙子，一份给儿子。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待在上海无所作为，1926年底，老友胡适写信向英国友人恩厚之(LeonardElmhurst)求助，说希望他能资助徐志摩夫妇离开中国，到欧洲学习几年。恩厚之在次年3月就汇了款给徐志摩，作为他夫妇的旅费。徐志摩收了钱，却没有成行，我们说不准原因，但陆小曼一直不愿意离开上海，是个事实。二人婚后，徐志摩就靠卖父亲所给的东西供养陆小曼，甚至把一些玉器字画拿到美国，希望卖得高价。坐吃山空，东西很快就卖光了，徐志摩面对经济困境，终于在1930年应聘于北京大学，靠教书来养家，这如何足够陆小曼在烟床上的消耗呢？
张幼仪事业成功之后，经济能力远比徐志摩强，而徐父也宁愿把自己生意上的事交托给张幼仪；徐志摩经济拮据时，反而要靠张幼仪向自己的父母说项。陆小曼是个需要花钱的人，这样的情况，即使再不计较，心里免不了有一根大刺。
除了上述两人以外，徐志摩身旁还有别的女伴，其中有浪漫关系的，也有朋友关系的，不管她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是有个人事业的新女性，也是有写作能力的女性——正是徐志摩心仪的典型。陆小曼面对林徽音的心影和张幼仪的身影，要是还有余力，可以引起她妒意的人实在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