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评论读书人，讲究“道德、文章”；到了“主义”挂帅的年代，又出现了不管文章如何，必须“主题先行”的现象，反正结果不是因人而废文，就是因文而废人。相对之下，徐志摩是幸运的。他的才华有目共睹，他身边的友人因为爱才，往往为他品德上的毛病辩护，比如胡适谈论他，重复用上的字眼是“单纯”和“梦想”，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个偏才。抱着欣赏的态度跟这样的人物做朋友，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自己被生活磨掉的素质，因此特别珍惜他。但如果家里有个偏才青少年，做父母的不论心理负担还是实际负担都会加重，假如做妻子的有个偏才青少年似的丈夫，以“浪漫”为婚姻的基础，能否经得起日积月累的磨蚀呢？
一直鲜有人谈到的，倒是梁思成的吸引力。大家知道他因为交通意外断腿，对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造成困难，林徽音不在乎这一点，当然因为他有很多别的长处。在建筑学方面，他笔下的功底比林徽音强；以研究方法论，他比林徽音更有条理；对以建筑为抱负的林徽音，这些都是值得钦佩的地方。至于性格方面，梁从诫说父亲很有幽默感，我们从老照片中看到梁思成的笑容，也能有所感受。我们这个年代的西方女性谈择偶条件，常把幽默感列在首位；虽然林徽音未必如此，但如果幽默感是配合着坚毅的意志和巨大的包容力（见下文），对于有大志的新女性就很有吸引力了。更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在照片中总给人一份从容的感觉，英语有个说法，是comfortableinhisownskin，中文大概可以说“自在”——那是充分自信而毫不自大的表现，是很罕见的素质。正因自信，所以他不怕让太太在很多场合当主角，这当然也是他吸引林徽音的原因。
倒不是说林徽音和梁思成的婚姻就没有为女方带来困扰。梁家亲戚众多，实在是林徽音日常生活的一份重担。传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减色，所以林徽音一直有家务缠身、才华无从发挥的怨叹，觉得自己只是“为人妻、为人母”。她面对实务能力强，又“非常爱她，待她极好”的梁思成，还不免有这番感叹，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社会规范认为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反映聪敏的女性观察身边事物，比旁人先知先觉，因此往往先于别人采取行动，时间久了，难免觉得很多事情都落在自己头上。即使是活在今天的女性，也同样面对这种由社会规范和个人性格编织成的陷阱。
除了理智的考虑之外，林徽音和徐志摩之间也有一道感性的藩篱。林徽音曾经说过，自幼目睹父母三角关系带来的痛苦，留下极大的阴影。有人认为林徽音因为生母被另一个女人夺去丈夫，所以她本人绝不会去抢夺别人的丈夫，这可能说得太过简单，但她有一重心理障碍却是事实。这当然让她倾向于理智地考虑婚姻问题，认清比较单纯的感情关系也是重要的幸福因素。
假如说林徽音在少女时代已认清了浪漫恋爱与婚姻幸福的分别，我们很难相信她在已为人母之后会推翻原来的决定。事实正相反，十年后的林徽音思想更成熟，对梁思成和徐志摩的为人也更了解，甚至坦然说到徐志摩性格里偶然流露一种俗气，她不欣赏。她真的会做出另一个决定吗？
不走的娜拉
也许有人把徐志摩和林徽音看成了“金童玉女”；那和事实距离太远了。即使我们撇开林徽音选择梁思成在先，徐志摩追求陆小曼在后，林、徐两人的感情世界其实都还有别的足印。
徐志摩的罗曼史，除了他本人大力宣扬的陆小曼以外，起码还有三段鲜为人道的故事。他和项美丽在1927年有过短暂的婚外情，当时他与陆小曼结婚不过一年左右；1929年他又和史沫特莱展开婚外情，关系维持了几个月，两人还一同坐船回到徐志摩的乡下家中，把臂同游两星期之久。至于徐志摩的第三位情人，更是大家都熟悉的——赛珍珠，是个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从南京迁居上海后，夫妻关系并不愉快，婚姻状况类似徐志摩，据赛珍珠传记作者多年研究所得，她与徐志摩的婚外关系虽然断断续续，却维持了数年之久。
文化人的圈子跟别的小圈子一样，有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圈中人的动向——特别是罗曼史——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不会白纸黑字留下太多记录。史沫特莱不是中国文化圈中人，因此我们才有她亲笔写下的事实。至于徐志摩还有没有跟别的女性发生关系呢？我们只能说：没有证据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