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次劫难将成为张幼仪蜕变的起点。在她人生最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形成“新女性”的两项重要因素发挥作用了：第一，当事人年轻，张幼仪被抛弃时只有二十出头。第二，家中有属于新潮流的人物。张家虽然不愿意在女儿的教育方面花钱，却为儿子提供出洋的机会。当张幼仪只身受困于英国时，她的二哥张嘉森和弟弟都身在欧洲。
她在英国彷徨无路，终于写信向在巴黎的哥哥求助。接到回音后，她孤身带着行李走路到沙士顿火车站，手里拿着一张写着PARIS的字条，几番换车，到巴黎投靠哥哥。不久，她从巴黎被转送往乡间，由张嘉森的朋友照顾，接着她决定和七弟张景秋同往德国，最后在柏林临盆产子。
没有这个家族安全网的话，她的故事大概只有惨淡收场。
张幼仪成功蜕变的第三个因素是可靠的经济来源。1922年2月，她生了次子德生(Peter)后，徐家父母一直支付她和孩子的生活费，在当时的德国，每月二百美元很可以过安稳的日子。按中国传统习惯，已婚女子是夫家的责任，但离婚女子却往往落入夫家和娘家之间的空隙。有了徐家的经济支持，张幼仪才能在德国念了三年多的书，儿子由保姆DoraBerger帮忙照顾。她重拾婚前读师范学校的理想，在柏林完成课程后，前往汉堡进修。对当时的中国女子来说，能在欧洲留学是万中无一的机会，但张幼仪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掌握足够的德语攻读幼儿师范，可见其天生聪敏。
对张幼仪来说，德国的日子也带有很重的哀音：她的幼子病了近两年，在1925年夭折，只有三岁。此时徐志摩受父命要与陆小曼进入“冷静期”，再访欧洲；张幼仪经历丧子之痛，正需要离开伤心地，于是二人同游意大利。后来有人拿此事说明张、徐二人离婚后感情更好，看法未免浮于表面。在当时的欧洲，体面的年轻女性不可能单独旅行，张幼仪与徐志摩同行是有实际需要，他们的旅伴还有两位英国女士，大多数时间是三位女士在一起，徐志摩独自行动。至于徐志摩奉命出国，徐家二老除了希望借此打断他和陆小曼的关系外，也极可能是刻意让他与前妻会面。不过，假如他们盼望看到破镜重圆，结果就失望了。
旅行后，张幼仪回到德国，迁居汉堡，为的是继续学业。但失去幼子，让她更思念一直留在硖石徐家的长子。加上当时德国政治动荡，经济破产，通胀飞升，社会极为混乱，这样的客观环境相信也是促使她决定离开的原因。几个月后，她在八弟张禹九陪同下，启程回国。
居留德国的几年，对她回中国后的道路有决定性影响。在当时的中国，任何年轻女子曾在外国居住和念书，就会自动被视为“新女性”。她起初带着长子在北京居住，不久因为母亲重病，迁居上海以便照顾。就在这个推动新观念的城市，她的新女性地位开始扎根：虽然她在德国只念了三年书，但她到上海后，不久就受聘在东吴大学教德语。由此可见，在机遇甚少的地方，一点点机会就足以为人提供起飞的第一步。
张幼仪任职东吴大学不过一个学期，就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其枢纽也是家庭关系。她的四哥张嘉璈当时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因此1928年上海女子银行面对经济危机，就决定邀请她出掌业务，为的是她有拯救银行的关系网。除了银行的工作外，她后来又成为时髦的云裳服装公司的经理（股东包括她的弟弟和徐志摩），一身数职，胜任愉快。
1921年在沙士顿遭受丈夫抛弃的“土包子”，凭着坚强的性格和信念，回到中国后摇身一变，成为典型的新女性——留学欧洲，经济独立，有事业基础和社会地位，衣着高雅，而且还是个知名的离婚女子。
张幼仪的个案充分显示，传统女子要成为“新女性”，必须具备以下各种条件：年轻，有适当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经济资源和良好的教育机会，否则她的蜕变绝不会如此成功，又如此迅速。
连徐志摩在内，有不少人引用张幼仪自己的话，说明她如何脱胎换骨：“在去德国之前，我什么都怕，在到德国之后，我无所畏惧。”这是否是全面的事实呢？我们回看她十二岁时为了念书自己找学校，再说服父母和姐姐，就知道她天生聪明能干，不是真的什么都怕。但无可讳言，德国的经历——包括面对幼子长年生病的哀痛——彰显了她天生的坚毅，也激发了她天赋的才能，是她在中国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