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底，徐志摩放弃在美国的经济学课程，转到英国，徐家父母感到儿子的行为有点不对头，又经过张幼仪的哥哥提醒，才决定把她送到英国与丈夫团聚。张幼仪在徐家几年的表现，显然让二老很放心，把媳妇送到英国，是希望可以管住儿子。
徐志摩厌恶妻子，却还不敢让父母知道。张幼仪到达欧洲后，他头一件事就是让她换上洋装，到影楼拍了合照寄回中国，安抚父母的心。同时，他也没有因为心中另有所属而停止与妻子的性关系。
沙士顿的日子
1921年初，张幼仪跟随丈夫从伦敦迁居沙士顿，为的是他在剑桥做旁听生，在这个小村子找到一家租金便宜的小房子，后来还把一间卧房分租给郭虞裳。
剑桥的冬天吹着从北海过来的风，冷得刺骨，英国乡居最吸引人的园艺和绿意，在冬日丝毫看不出来。沙士顿是平凡的小村子，四面农田围绕，房舍不多，村路是压平了的泥路，他们租来的房子并不宽大，格局是英国这类老房子常见的“上二下二”(two-up-two-down)——楼下是起居室和厨房，楼上是两间卧房，楼梯很窄，天花板低矮，后院一片荒凉。张幼仪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在今日的英国，这样的小农舍是优皮[3]一代的宠儿，以巨款购来，花大钱内内外外重新修葺，小花园的草木布置精益求精，打扮成明信片上的童话屋，这种20世纪末的景象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当年张幼仪在沙士顿过的，正是这种绿草如茵、玫瑰攀在窗缘的日子。这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冬天的沙士顿，放眼四望是一片平坦的灰黑色，下午三点半太阳下山，灰暗的房子伴着花园里的秃枝残叶。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在一个世纪前迎接只有二十一岁的张幼仪。
这样的画面不正好是她内心的写照吗？言语不通，经济拮据，丈夫看不起她，而她早在伦敦就猜到丈夫有婚外恋，但此时的她还不了解新文化运动所谓婚姻自由的观念，因此以为丈夫是要纳妾。
难道她就不想受新教育吗？她本以为到了英国会有读书求学的机会，但请来教她简单英语的家庭老师上了几课，就抱怨沙士顿脚程太远，不肯再来，因此除了英文字母外，张幼仪只会讲最基本的客套话，像Goodmorning之类。接下来的日子，她整天关在屋里洗衣烧饭，这样郁结的心情，不是正和外在环境互相呼应吗？
张幼仪向侄孙女张邦梅回忆这段日子时，再三提出疑问，问自己当年为什么不主动一点，不独自出外走走。其实以她当时的心情，加上当时的客观环境，她的表现可说是很正常的。
假如英国的冬天让人消沉郁闷，那么英国的春和夏是最能让人感受到生机和希望的季节。沙士顿虽然平平无奇，但春来了，花园、路旁，甚至田边都有洁白、嫩黄和粉紫的小花，一夜之间从土里探出头来；接着空气再和暖点，洋水仙就纷纷挺拔地站起来，展示娇黄嫩白的脸庞了。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季节，张幼仪发觉自己体内正孕育另一条生命——她怀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
夏天，张幼仪感觉到身体内的变化。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把消息告诉看不起她的丈夫时，得到这么一句话：把孩子打掉。
英国乡间的夏天繁花似锦，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候，但以张幼仪当时的心情，对身边草木的荣枯又能有多少关注呢？
英国的秋天是迷人的，正如济慈所说，那是“烟雾蒙蒙、果实丰盈的季节”。但1921年的初秋对张幼仪却唤起了另一番联想：“秋扇见捐。”当年9月初，徐志摩忽然提出要与她离婚，一个星期后更不辞而别，把她抛在沙士顿，当时她怀孕三个多月。
在他们那儿分租卧房的郭虞裳似乎也不知道徐志摩到底怎么回事。几天后，他感到事情不对头，收拾好行李，对张幼仪说一句要走了，就此离开。
张幼仪的蜕变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但绝大多数的青年及成年男子都已在父母安排下结婚生子，这成了他们实行与新女性自由恋爱的最大障碍，因此当时有不少人提出种种解决办法，其中一种很流行的做法名为“逃婚”，亦即从已经建立的婚姻现况中逃出来，与妻子、儿女划清界线，走上自己的阳关道，追求可以做恋爱对象的新女性。
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徐志摩在沙士顿不告而别，一走了之，算不上创出什么新潮流。他的手法正是当时中国的热门话题——“逃婚”。按当时报章杂志的报道，逃婚的人数愈来愈多，被弃的妻子走投无路，不少以自杀了断，其中以河南省自杀的弃妇人数最多。从人道立场来看，我们可以说徐志摩比当时的一般“逃婚者”更冷酷。在中国被“逃婚者”抛弃的妻儿大多数住在夫家，还算有个安全网，不至于马上变得无依无靠。张幼仪人在英国，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孤身被扔在沙士顿，又有谁对她施以援手呢？她的境况实在比同期的河南省自杀弃妇们更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