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歧视旧女性的历史角度建基于偏见，并不真的反映当事人的个性和心态。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朱安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做人处世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虽然活得困苦，但从来问心无愧，用她信中的话说，是“宁自苦，决不苟取”。与此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了一份相当深刻的了解。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时，有这样的分析：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精简的几句话，充分显示她的思维方式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古老和单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强调的字眼。第一，她称鲁迅为“周先生”，称许广平为“许先生”，完全平等对待这两个人。试问有多少人看许广平和鲁迅的关系，不是以鲁迅为主，许广平作从属的呢？朱安就不这样。第二，她自己也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所以有“我应该原谅他”的说法。第三，她对作为“第三者”的许广平既不妒恨，也没有大妇对侍妾的传统想法；她尊重许广平，也感谢许广平尊重她。在“五四”时期新、旧女性之间，这样的关系实在让人感动。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和丈夫移居北京后无法再得到娘家的精神支持，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怒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第三章侧写许广平
娜拉走后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个偶像式人物。
易卜生实在是个高手：他让娜拉把大门一关，迈出离家的步伐，从此看不见踪影。读者隔着大门，想象她踏上通往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心里起了积极的感觉，唤起理想，激扬斗志，这可不是“五四”青年男女应有的本色吗？
但当时在中国的读者也有和易卜生不相上下的高手，视野没有让那扇大门挡住。他看着娜拉愈走愈远，知道她最终总要走进作者不愿提起的问题中：
娜拉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呢？
标榜“直面人生”的鲁迅正是这样的高手。1923年底，他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演讲，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指出女性必须经济独立，社会的经济系统也必须改变，否则娜拉一手把大门关上之后，依旧没有出路。
鲁迅做讲演的时候，许广平正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她是个积极分子，这样的讲演自然不会错过。那年头，强化女子教育的呼声响遍全国各大城市，女师大的学生想象自己的将来，应该是学而优则教。相对于大部分年轻中国女子而言，她们能掌握自己前途的可能性高多了。平心而论，像许广平这样的女学生固然同情娜拉，但在她们的想象中，自己的未来跟娜拉应该不同吧？
说到这里，我倒想做一个十分浪漫的假设：娜拉离家出走之后，碰到一位思想前进的文坛斗士；他不但为正义抗争，也推动女子权益，是新文学与新文化的精神导师，千百万青年人的偶像。
娜拉有幸，和这个人相知相恋，排除俗世的障碍，两人终于生活在一起了。接下来娜拉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们不必凭空想象，因为有实例可供仔细参考：
她既是妻子、母亲，又是秘书、保姆……每日有大量的家务活，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夏天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做着夏天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她一边谈着一边手里织着毛衣……一有客来，得临时上街买菜，下厨烧炒；丈夫临时要寄一封信，她就换上皮鞋，跑到邮局去……
——张小红《十年携手共艰危》[2]
假如出走后的娜拉运气真的那么好，和心意相通的正义斗士共同生活，那么上面的描写就是她下半生的日程了。
对当年坐在学生群中听演讲的许广平来说，上述的生活方式和她本人想象中的未来简直是两个世界——她的志愿是献身教育，投身社会运动，而不是埋头做个贤妻内助。但人生往往出人意表；许广平始料不及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会掀起庞大的学潮，她会成为学潮的核心人物，而学潮的巨浪又会把她和鲁迅卷在一起，改写她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