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的好意却不一定收获鲁迅的好感。鲁迅学者经常引用以下例子，说明朱安如何笨拙，但这件事也有它的另一面：一个炎热的夏日，鲁迅会客时，朱安送上两杯热茶和两碗藕粉，鲁迅向客人说：“没办法，只有把它吃了，出一身汗。”茶和藕粉必须用沸水冲调，却不一定要烫口地喝下去。鲁迅的话透露了一份不自觉的残忍，明显地在“我们”和“她”之间划下界线，让大家视朱安为他者。
危机
1925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个学生领袖，自3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通信，4月12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北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逮解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以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
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1925年8月、9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9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的医院暂避。到了4月初，情况更是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异
1926年7月，由于政治、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1927年秋，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开北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着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作出了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1931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两人通信的数量比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更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许羡苏住在周家时，等于是周家家书的主笔。朱安多年目睹许羡苏与鲁迅的情谊，自己又目不识丁，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有什么后果，大概就一直把信藏在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