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枕上
我要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过，我对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就连她的名字和长相也想不起来。而且她恐怕也一样，不记得我的名字，也不记得我的长相。
和她见面的时候，我读大学二年级，还不到二十岁，她大概二十五岁。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之后偶然共度过一个夜晚，再后来就一次面也没见过了。
十九岁的我，对于自己的心思几乎全无了解，当然，对别人的心思也浑然不知。话虽如此，我自认还是懂得何为喜悦何为悲伤的，不过是对喜悦和悲伤之间的诸多状况，和它们彼此的关系之类还看得不够透彻罢了。而那件事却屡屡令我坐立难安，颇感无力。
不过，我还是想讲一讲那件关于她的事。
关于她我知道的是——她创作短歌(1)，还出版了一本歌集。说是歌集，其实不过是用类似风筝线的东西把纸张订在一起，再粘上简单的封面，做成一本极为朴素的小册子，连自费出版都很难算得上。但收在集子里的几首短歌，不可思议地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创作的大部分短歌都与男女之爱，以及人的死亡有关。仿佛想要昭告天下，爱与死是一对毅然拒绝分离、分割的事物。
你／和我／离得远吗？
在木星换乘／能否抵达？
耳朵贴上／石枕／听到的是
血液流过的／寂静、无声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问。我们赤裸着身体躺在被子里。
“倒是不介意。”我回答。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这点小事应该不成问题。反正不过是个人名。没有什么会因为一个人名而改变。
“可能会喊得很大声。”
“那可能有点麻烦。”我慌忙说。我住的那间老旧木制公寓的墙壁，就像过去常吃的威化饼干一样，又薄又脆。再加上夜色已深，若是真闹出那么大的响动，只怕会让隔壁听个一清二楚。
“那，我到时候就咬一条毛巾。”她说。
我从厕所挑了一条尽可能干净而结实的毛巾，放在枕头旁边。
“用这条可以吗？”
她像试新辔头的马一样咬了那条毛巾好几次，然后点点头，意思是这样可以。
那顶多是一次顺水推舟的结合，我并没有特别渴望她，她（应该）也没有特别渴望我。我和她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了半个来月，但工作内容不同，所以几乎没有正经的机会交谈。那个冬天，在四谷站附近的一家平价意大利餐厅，我做着洗碗、帮厨一类的工作，她是大堂的服务员。除了她，在这家餐厅打工的都是学生。这也许就是她的举止让我感受到一丝超然的原因。
她决定十二月中旬辞职。之后有一天，餐厅打了烊，她和几个人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我也被邀请同去。那不是一场送别会规模的酒局，不过是一起在酒馆待了一个来小时，喝了些生啤，吃了点儿简单的下酒菜，天南海北地闲聊了一阵子。那时我才知道，她到这家餐厅工作前，曾在一家小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还做过书店店员。她说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和上司或管理层处不好关系。“现在这家餐厅，我虽然和谁都没有矛盾，可薪水给得太少，很难长期这样生活下去。所以尽管打不起精神，还是得找个新的工作。”她说。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呢？”有人问。
“什么都行吧。”她的手指摩挲着鼻子侧面（她的鼻翼上有两颗小痣，像星座一样排列着），“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工作。”
那时候我住在阿佐谷，她住在小金井，所以我们从四谷站一起坐中央线快速列车回家。我们俩并排坐着，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那是一个吹着刺骨寒风的夜晚，不知不觉间，需要手套和围巾的季节已经悄然到来。列车接近阿佐谷，我起身要下车的时候，她仰起脸来望着我，小声说：“那个，方便的话，今天能不能住你那里？”
“能。为什么？”
“因为离小金井还很远。”她说。
“我的屋子很小，而且挺乱的。”我说。
“这些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说，然后挽住了我大衣的袖子。
她来到我那间小而穷酸的公寓，我们在屋子里喝了罐装啤酒。等酒慢慢喝完，她利利索索地在我面前脱下衣服，转瞬间赤裸了身子，钻进被窝，仿佛一切是那么理所应当。我随后同样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灯虽然关了，但煤油炉的火光照亮了屋子。我们在被子里笨拙地温暖着彼此的身体。有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突如其来的赤裸一时令我们无言以对。不过，我们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彼此的身体逐渐暖和、不再僵硬。那种亲密感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