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西装不错嘛，”她说，“虽然不适合你，就像借别人的衣服来穿似的。领带配那西装也差点意思，它们俩有点互相看不顺眼。领带是意大利品牌，西装估计是英系的吧。”
“你对西装挺在行啊。”
“对西装挺在行？”她似乎有些吃惊，微张开嘴，再次目不转睛地盯起我，“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还装傻？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理所应当？
我试着在脑海中搜索服装行业的人。我认识的做服装的人只有几个，而且都是男人。她这句话怎么想也不合逻辑。
为什么那是理所应当的？
我起初想告诉她自己今晚穿西装打领带的原因，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即使我向她解释了这一切，她对我的攻击性大概也不会减弱，恐怕反而是在愤怒的火焰（或和它相近的东西）上浇油。
我将杯中剩下的一点伏特加吉姆雷特喝完，安静地下了吧台凳。不管怎样，这是结束对话的好时候。
“我想你大概不认识我。”她说。
我默默点头。对，这是当然的。
“不直接认识。”她说，“我们以前只在某个地方见过一次面，但没有深聊，所以你可能不认识我。而且那时候你好像忙于其他事，分身乏术——一如既往的。”
一如既往的？
“不过，我是你朋友的朋友。”女人继续说着，声音平静却干脆，“你那位亲近的朋友，或者应该说，曾经亲近的朋友，现在对你很反感，我也和她一样反感你。你肯定心里有数。仔细想想，三年前，在一处水边发生的事。想想你自己做得多过分，多让人讨厌。简直没脸没皮！”
够了。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抓起只剩几页就读完的书，塞进外套口袋。尽管我早已不想把它读完了。
我迅速用现金结账，离开酒吧。女人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离开。我一次也没有回头，但背后一直能感受到她炽烈的目光，仿佛一根又细又长的针，穿透保罗·史密斯西装的高档面料，在我背后留下深深的伤痕。
我一面沿狭窄的台阶往地面走，一面试图稍事整理思绪。
我刚才应该当面反驳她些什么吗？应该要她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毕竟在我看来，她的那些谴责实在有失公允，令人毫无头绪。
可不知为何，我没能这样做。为什么呢？也许是我害怕吧。害怕看清楚那个不是自己的自己，究竟曾在三年前，在“一处水边”，对某个女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某个人——做过怎样令人讨厌的事。我身体里的某些有别于自我的东西，恐怕也会被她拽到看得见的明面上来。与其承受这些，我甘愿选择一言不发地从吧台凳上下来，顶着莫名其妙的（我只能这样以为）严厉责难，从那里离开。
我这样做合适吗？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吗？
不过，“水边”到底是指的哪儿呢？这个词读来有一种奇妙的余韵。它究竟指的是海，是湖，是河，还是更为特殊的水的集合体？三年前，我曾经在哪个称得上水边的地方待过吗？记忆无从探寻。就连三年前指的究竟是什么时候，我都没有确切的把握。她的话都很具体，同时又极为抽象。一字一句都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失焦而模糊。这种割裂感以一种奇妙的角度绷紧了我的神经。
总之，有种口感令人厌恶至极的东西留在了我嘴里。想咽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想吐也怎么都吐不出来。可以的话，我只想单纯地愤怒一下——凭什么让我遭遇这般荒唐和郁闷？并且她对我的态度怎么也不能算是公平。不管怎么说，直到她和我打招呼之前，今夜都是令人心情极为舒畅的、岁月静好的春宵。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愤怒。迷茫与困惑的浪潮将一切其他的情感和思绪冲刷得不知所终——至少暂时如此。
我爬完台阶来到建筑物外面的时候，季节已经不是春天了。天空中的月亮也已消失，眼前不再是往日那条我熟悉的街道。两旁的树木也很陌生，每棵树的树干上都装饰着活生生、滑腻腻的大蛇，它们稳稳地缠在树上，蠢蠢欲动。耳边传来大蛇鳞片摩擦出的咔嚓声。人行道上的灰堆到脚踝，白花花的。路上的男人和女人全都没有脸，嘴巴里面直接哈出硫黄色的气体来。空气像冻住了似的，冷到彻骨。我竖起了西装上衣的领子。
“简直没脸没皮！”那个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