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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时，我和三位兄弟在葬礼后喝了不少啤酒，其中两人是堂的（年龄和我相仿），还有一人是表的（好像比我小十五岁）。我们四个喝啤酒喝到半夜，除了啤酒，别的什么都不喝。下酒菜也完全没有，只是没完没了地喝下去。那还是我第一次喝那么多啤酒，麒麟啤酒的大空瓶摆在桌上，总共有二十瓶左右，我们的膀胱竟然没什么事。而且在这场酒局中间，我还在殡葬场附近发现了一家爵士乐酒吧，喝了好几杯双份的加冰四玫瑰。
为什么那天晚上会喝掉那么多的酒呢？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当时并没觉得特别悲伤或空虚，也没有什么格外深刻的感受。但总之那一天，无论喝多少都丝毫不觉得醉，第二天也没有宿醉。早上醒来的时候，大脑比平时还要清醒。
我的父亲是阪神老虎队的铁杆粉丝。小时候，每当阪神老虎队输掉比赛，父亲都很不高兴，连脸色都会变。喝酒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因此，阪神老虎队输球的晚上，我总提心吊胆，尽量不去触碰他的逆鳞。我没成为阪神老虎队的热心球迷，或者说是没能成为，也许与这一点有关。
我和父亲的关系，不能说多么和睦。这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了。其中自然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直到他人生的帷幕在九十岁时因多处转移的癌症和严重的糖尿病即将落下的前一刻，我和父亲足有二十多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说这样的关系“和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必然都十分勉强。尽管最后我们达成了微不足道的和解，但说那是和解，又有些太迟了。
不过，我们之间当然也有很精彩的回忆。
九岁那年秋天，圣路易斯红雀队来到日本，和日本国家队进行了友谊赛。那是伟大球员斯坦·穆休的全盛时期，和他对垒的是日本队的王牌稻尾和杉浦。那是一场多么精彩的决战啊。我和父亲两人去甲子园球场观战，坐在一垒侧内场席的前方。比赛开始前，红雀队的选手们绕球场一周，将签好名的软式网球扔到观众席上。人们起立欢呼，争着抢签名球。我坐在位子上，呆呆地望着那场面，反正年幼的我是不可能抢到签名球的。但下一个瞬间，回过神来，球已经在我腿上了。是偶然落到我腿上的，简直如同天启。
“真是太棒啦。”父亲对我说。语气中仿佛带着一半惊愕，还有一半叹服。如此说来，我三十岁作为小说家出道时，父亲也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语气中似有一半惊愕，还有一半叹服。
那恐怕是少年时代发生在我身上最辉煌的经历之一了，多半也是受到祝福最多的一次。我会爱上棒球场，说不定也与这件事有关。我当然把那只掉在腿上的白球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家，不过记忆也就到此为止。那只球后来怎么样了？它到底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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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养乐多燕子队诗集》中还收录了这样一首诗。也许是三原教练指导球队的那段时间写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燕子队在我心中印象最是鲜明，最是让我怀念。每次去球场，都好像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让我兴奋不已。
鸟影
那是初夏午后的日场比赛。
第八局的上半局，
燕子队一比九（好像是吧）输着。
连名字都没听过的第六位（好像是吧）投手
正练习投球。
就在此时，
一羽鸟影清晰地
在绿色草坪上飞掠而过，
从神宫球场的一垒
到中外场的防守位置。
我抬头望天，
但看不到鸟。
阳光过于刺眼。
我看到的，只有落在草坪上
黑色剪纸般的影子。
影子是鸟的形状。
这究竟是吉兆，
还是凶兆，
我认真思考。
不过马上摇摇头。
喂，算啦，
这里能有什么吉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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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记忆愈发模糊，独居渐渐令人放不下心。为了收拾她的住处，我回了一趟关西。看到壁橱里塞满了数量庞大的破烂儿——那些东西我只能认为是破烂儿——不由得呆在当场。她买的净是莫名其妙的杂物，数量多到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比如一个大点心盒子里塞了满满当当的卡片。大部分是电话卡，阪神、阪急电车的预付卡也混在其中。每张卡片上都印有阪神老虎队球员的照片，金本、今冈、矢野、赤星、藤川……电话卡？真是够呛，这年月到底该去哪儿用电话卡呢？
我没有一张张地去数，但卡片总数恐怕超过了一百张。我完全理解不了。据我所知，母亲对棒球什么的应该没有一丁点兴趣。可这些卡片明摆着是她买回来的，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莫非她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因为某些机缘巧合，成了阪神老虎队的忠实球迷？可是她坚决否认自己曾大量购买过阪神老虎队球员的电话卡。“瞎说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会买这种东西嘛。”她说，“问问你爸，他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