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我是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虽然没有狂热到愿意为他们献出一切的地步，但足够称得上忠实，光是支持这支队伍的时间之长就足以说明问题。从它还叫产经原子队的时候，我就频繁地出入神宫球场，还曾经为了看他们的比赛住在球场附近。实话说，现在也是如此。能徒步走到神宫球场，是我在东京寻找住处时看重的条件之一。当然了，我还收藏了好几种队服和棒球帽。
从过去到现在，神宫一直是一座谦逊的球场，踏实稳健，不向外界标榜它招揽客人的能力。若容我用更直接的词语形容，那么它长年都是冷冷清清的。到了球场门口却因满座而无法进场这样的事，只要不遇上特殊情况便不会发生。我指的“特殊情况”，概率大概就和晚上在户外散步时偶然逢到月食，或者在附近的公园遇见一只脾气好的三花公猫差不多。说实话，这样稀疏的人口密度我还是很中意的。毕竟从孩提时代起，我无论做什么，都不太喜欢身处混乱的环境。
话虽如此，我自然不可能只是因为球场多数时候冷冷清清就成了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要是那样的话，养乐多燕子队岂不是太可怜了吗？凄惨的养乐多燕子队，凄惨的神宫球场。大多数时候，客场队伍的应援席总是先坐满。这样的棒球场，恐怕找遍全世界也没有第二座吧。
那么，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支球队的球迷呢？我到底走过了怎样漫长而曲折的路途，才成为养乐多燕子队和神宫球场的长年支持者？我究竟穿越了什么样的宇宙，才将那样一颗遥远而暗淡的星星——光是在夜空中找到它的位置，就要比找到其他星星花去更多时间——当作自己的守护星？说起这个，话就长了。不过借此机会，我就多少讲一讲吧，说不定这篇文字能成为我这个人简单的传记呢。
我生在京都，但出生不久便搬到阪神间(1)，十八岁之前一直在夙川和芦屋那一带生活。平时一有空就骑上自行车，或是坐上阪神电车，去甲子园球场看比赛。读小学的时候自然也加入了“阪神老虎球友会”（不加入的话在学校会受欺负）。不管别人怎么说，甲子园在我心中是日本最美的球场。紧攥着入场券，走进爬山虎环绕的大门，快步攀上灰暗的水泥台阶。外场的天然草坪跳入眼界时，少年的我唐突地站在那片鲜艳的绿色海洋前，心中怦然震响，好像有一群充满活力的小人，用我瘦弱的肋骨练习蹦极。
球场上练习防守的选手们身上一尘不染的球服，纯白耀眼的棒球，球棒正中球心时幸福的嗡鸣，卖啤酒的孩子脆生生的吆喝，临开场前归零的得分牌——一切的一切无不预示着一场好戏即将拉开帷幕，欢声、叹息、怒吼已悉数备齐。没错，如此这般，在我心中，看棒球和去球场已然完美地合而为一，毫无置疑的余地。
因此，十八岁离开阪神间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几乎将去神宫球场给产经原子队加油看作一种必然。在离住处最近的球场支持它的主场队伍——对我而言，这是观战棒球最正确的方式。尽管若是只论距离，后乐园球场其实比神宫球场离我更近一点点……不过，这怎么行呢，做人还是应该有需要守护的原则。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民谣十字军的《归来的醉鬼》广为流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遭暗杀，国际反战日那天，学生们占领了新宿站。这样罗列起来，过去竟已像古代史般遥远……总之，我就是在那一年下定决心：“好了，今后就支持产经原子队吧！”也许是被宿命、星座、血型、预言或者诅咒之类的东西指引。如果现在你手里真的有一张类似历史年表的东西，希望你在它的一角用小字加上这样一句话：“一九六八年，村上春树成为产经原子队的球迷。”
我敢向世上的所有神明发誓，当年的产经原子队真是弱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位明星选手，球队也是肉眼可见地穷酸，除了和巨人队对战，场上的观众永远稀稀落落的。如果允许我用老套的词语来形容，那简直就是空有杜鹃叫(2)。当时我的确经常这样想，球队的吉祥物不要用铁臂阿童木了，干脆用杜鹃鸟吧。虽然我并不知道杜鹃鸟长什么模样。
那时，川上教练指导的常胜巨人军团正处于全盛时期，后乐园球场场场爆满。《读卖新闻》用后乐园球场的入场券做噱头，报纸卖得热火朝天。王和长岛(3)毫无疑问成了国民英雄。走在街上，擦肩而过的孩子个个得意扬扬地戴着巨人队的球帽，戴产经原子队球帽的孩子可是一个也看不见。也许这群勇猛的少年都偷偷摸摸地走在小巷里吧。蹑手蹑脚地，从屋檐下走过。唉，究竟哪里才有所谓的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