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总金额超过十亿日元，受害者多为靠退休金度日的老年人。那些走投无路的老人出现在电视上，他们宝贵的毕生积蓄被人连根夺走，确实非常可怜，但多半已经回天乏术。并且追根究底，这不过是一种常见的犯罪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如此常见的谎言吸引，也许反而是它的普通吸引了人们。这世上的骗子无穷无尽，上当受骗的人也无穷无尽。无论电视里的评论员怎么讲解、批评哪一方，这都是潮起潮落般明白无误的事实。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新闻播完，妻子问我。
“怎么办，没什么办法吧？”我用遥控器关掉电视。
“但她不是你朋友吗？”
“只是时不时见个面，聊聊音乐罢了。这以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没劝过你投资吗？”
我默默摇头。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不会让我卷到这类事情里来，只有这一点我能确信。
“我们之间聊得不多，但她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啊。”妻子说，“真是让人搞不懂啊。”
不，也不是完全搞不懂的——那时我忽然这样想。F※身上有某种特别的、类似吸引力的东西。并且其中——她不同寻常的容颜中——似乎有某种吞噬人心的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引发了我对她的好奇。而她这种特殊的吸引力，如果与她年轻的丈夫那堪比模特般端正的外形相结合，说不定能将许多事变为可能。人们也许难以抗拒这种复合产物的力量，会被其牵着鼻子走。也许由此出现了某种犯罪公式，能够越过常识和情理。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是如何使这两个不般配的人结为一体的，则根本无从得知。
接下来连续几天的电视新闻都有报道这起案件，同样的画面反复播出了许多次。F※用同一双鱼一样的眼睛凝视前方，年轻帅气的丈夫则以端正的脸面向镜头。他薄薄的嘴唇两端微微上扬，大概是下意识的反应吧。就像电影演员们常做的那样，露出职业性的笑容。这笑容使他看上去像是在朝全世界送去微笑。也不妨将那张脸看作一张精致的面具。但无论如何，一星期后，这起案件便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至少电视台已经不再关心。我一直关注报纸和周刊杂志上的案件动向，可相关的报道也像水流被沙地吞噬一样，逐渐式微，最终消失殆尽。
于是F※又一次从我面前完全消失了。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是在拘留所，还是进了监狱，或者被保释后回了自己的家，我全都无从得知。哪里都看不到她被告上法院的消息，但说不定审判已经结束，根据涉案总额的多少，她已被判处若干期限的刑罚。根据我读过的报纸或杂志的报道，她积极帮助丈夫犯法，已经是明确无误的事实。
那之后又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事到如今，只要有演出舒曼《狂欢节》的音乐会，我都尽量前往聆听。我的目光每次都在听众席上殷切地逡巡，或者在中场休息时来到大厅，一面举起红酒杯，一面寻觅她的身影。尽管一次也没有真的见到她，但我总有一种预感，似乎她随时会从人群之中出现。
每当收录《狂欢节》的新碟发行，我依然一而再地购入，然后在笔记本上打分。出了很多新版，但我心中的第一名仍然没变，还是鲁宾斯坦。鲁宾斯坦的弹奏不会竭力揭下人们头戴的面具。他的钢琴如风，在面具和真容的罅隙中轻柔优雅地拂过。
所谓的幸福往往是相对的。不是吗？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更早以前。
我上大学时，曾与一个女孩子约会，她的长相不算丑陋，但至少其貌不扬，也许该说是相当其貌不扬。朋友邀请我参加四人约会，来做我约会对象的便是她。她和我朋友的女友住在女子大学的同一栋宿舍，比我低一个年级。我们四个简单吃了一顿，之后分成两组各自活动。那是一个秋天的末尾。
我和她到公园散步，然后走进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她个子不高，小眼睛，但看上去性格很好。似乎有些害羞，说话时声音很小，但音色明亮，想必有一副好嗓子。听说在大学里加入了网球部。她说父母喜欢网球，自己从小就和他们打。听上去像是成长于一个健康的家庭，大概家庭关系也很和睦。可我几乎没打过网球，在这方面也没什么能和她聊的。我喜欢爵士乐，而她对爵士乐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一时没找到太好的共同话题。不过她想听我讲讲爵士乐，于是我讲了迈尔士·戴维斯和亚特·派伯，讲了我怎样喜欢上爵士乐，以及爵士乐的有趣之处。她热忱地听着，尽管不知道听懂了多少。后来我将她送到车站，我们在那里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