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一有空闲（应该说，当时的我基本随时都有空闲）就去神宫球场，一个人默默地给产经原子队加油鼓劲。虽说他们输球的次数比赢球多了太多（大概三次里有两次都会输），但我还年轻，躺在外场的草坪上，边喝啤酒边观战，时不时漫无目的地看看天空，就觉得很幸福了。队伍偶尔赢球，我便乐在其中；输的时候，我就想着“咳，这就是人生，习惯失败也很重要”。那时神宫球场的外场还没有座位，只有一斜坡蔫头耷脑的草坪。我在草坪上铺好报纸（当然是《产经运动新闻》），随心所欲地或坐或躺。赶上下雨天，地面自然是泥泞不堪。
一九七八年，球队第一次夺冠的那年，我住在千驮谷，走上十分钟就能到神宫球场，所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看比赛。那一年，产经原子队（当时都已经改名为养乐多燕子队了）建队二十九年来第一次获得联盟冠军。队伍乘胜追击，又制霸了职业棒球日本锦标系列赛。那真是充满奇迹的一年。也是在那年，同样二十九岁的我终于写出了第一篇勉强算小说的东西，名叫《且听风吟》，获得了群像新人奖。自那以后，人们好歹开始叫我小说家了。这样的巧合当然不过是种偶然，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从中感受到微妙的缘分。
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七年这十年，我连续目睹了次数庞大到几乎是天文数字（从情绪上说）的败北。换句话说，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个“今天又输了”的世道，就像潜水员小心谨慎地花时间让身体适应水压。没错，和获胜相比，人生中失败的次数往往更多。而真正的人生智慧，不是掌握“如何胜过对方”，而是学会“如何输得漂亮”。
“养乐多燕子队教会我们的，你们永远也理解不了！”那时，我常常冲着读卖巨人队的应援席大喊（当然，是不出声的呐喊）。
那段暗淡的岁月宛如穿越漫长的隧道，我独自坐在神宫球场的外场席，一边看比赛，一边在本子上写下诗一类的东西打发时间。以棒球为题材的诗。棒球和足球不同，是一种相当悠闲的竞赛，一球和下一球有一些间隔，即使把目光从球场上移开一会儿，用圆珠笔在纸上写写字，也不会错过决出胜负的瞬间。而且我写这些东西的场次，基本都是一个劲儿换投手的那种无聊的输球比赛（唉，可见这样的比赛有多寻常）。
顺带一提，下面这首是诗集里收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有短的和长的两个版本，这是长的那一版，后来又稍微做过加工。
右外场手
那个五月的下午，你
守着神宫球场的右外场。
产经原子队的右外场手。
这是你的职业。
我在右外场席的后方
喝着温乎的啤酒。
一如往常。
对方的击球手打出一记右外场高飞球。
一记好接的臭球。
飞得老高，速度也不快。
风也停了。
阳光也不晒。
手到擒来。
你双手轻轻举高
向前三米左右。
OK。
我喝一口啤酒，
坐等球掉落。
球
仿佛用尺精准地量过
稳稳落在你背后三米开外。
仿佛木槌轻轻敲响宇宙的边沿
发出干燥的，啪嗒一声响。
我想
为什么我会
支持这样一支队伍啊。
或许这才是
庞大如宇宙的谜吧。
这到底能不能算诗，我并不清楚。如果说它是诗，真正的诗人恐怕会生气的。没准儿恨不得抓住我，把我挂在附近的电线杆上。若真被这样对待，可相当教人头疼。既然如此，该叫它什么才好呢？若有人想到合适的称呼，请告诉我。总之，我决定姑且先说它是诗。后来我把这些诗收在一起，出了一本名为《养乐多燕子队诗集》的书。诗人们要是想生气，就随便生气去吧。出版诗集是一九八二年的事，就在我写完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前不久。当时作为小说家出道（虽然还不成熟）已经过了三年。
聪明的大型出版社自然不会对出版这种东西表露半分兴趣，所以我几乎是以半自费出版的形式出的这本诗集。多亏朋友开了一家印刷厂，才用很便宜的价格印了出来。装帧朴素、带编号的五百本书，我全部用签字笔仔细地签上名字。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但和我想象的一样，几乎没有人把这本诗集当回事。愿意出钱买这种书的人，想必也是闲到一定地步了。实际卖出去的顶多三百本，剩下的都当作纪念，送给朋友或熟人了。如今它已经成了贵重的收藏品，价格高得惊人。这个世界简直让人搞不懂。我手头也只剩下两本，早知道当时多留几本，就能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