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对方的脸，对这类事情的记性从小就好。更何况，从那时到现在，你几乎没怎么变嘛。”
“你好像变化很大啊。”我说，“似乎和以前给人的印象不一样了。”
“咳，经历了不少，”他笑着说，“你也知道，有段时间，我过得相当坎坷。”
“小夜子现在怎么样？”我问。
他将目光移向一边，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慢慢地深吸一口气，又将它呼出，仿佛在测量周围空气的密度。
“站在这么热闹的马路中间聊天有点不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吧？如果你没有急事的话。”他说。我答说没什么急事。
“小夜子不在了。”他静静地开口道。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相隔一张塑料桌对坐。
“不在了？”
“她死了，三年前。”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哑口无言。舌头仿佛在我口中渐渐膨胀，越来越大。我努力想咽下口中积攒的唾沫，却无法顺畅地完成这个动作。
最后一次见小夜子时，她二十岁，刚刚考下驾照不久。开一辆硬顶的丰田皇冠（那是她父亲的车），把我带到六甲山上。她的车开得还不太熟练，但握着方向盘的样子仿佛非常幸福。车载收音机里放的又是披头士的歌，这个我记得一清二楚。那首歌是《你好，再见》。“你说再见，我说你好”。前面也说了，那时候披头士的音乐就像无缝衔接的壁纸般包笼着我们。
她竟然死了，化为一捧灰烬，如今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该怎么说呢，这对我来说，太不真实了。
“死了，怎么会？”我的声音干哑。
“是自杀的。”他小心地选择合适的词语，“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和财产保险公司的同事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后来自我了断了。那时她才三十二岁。”
“抛下孩子？”
我女友的哥哥点头：“大的是个男孩，小的是女孩。她走后，由丈夫照看孩子。我时不时地也去看看孩子们，是两个挺好的小孩。”
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那个曾是我女朋友的人，怎么可能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自杀？
“到底为什么呢？”
他摇摇头：“这个嘛，谁也不清楚原因。那段时间，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烦恼、失落或其他类似的情绪。身体也健康，夫妻关系应该也不差，还很疼孩子。而且，她没留下任何类似遗书的东西。她把医生开的安眠药攒在一起，一次性默默吃掉了。所以应该是有计划的自杀。她是打定主意要死，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把药攒齐，不是临时起意。”
我沉默了很久。他也沉默着。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
那天，我和女友在六甲山上某座酒店的咖啡厅里分了手。考上东京的大学后，我喜欢上那边的一个女孩。我毅然决然地将这件事挑明后，她几乎什么都没说便抱着手包离席，快步走出咖啡厅，头也不回。
于是，我只好乘缆车独自下山。她应该已经开着那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回家了。那是一个晴朗得不得了的好天气，从缆车的窗户里，可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地俯瞰神户的街市，风景优美至极。不过，它已经不是那座平日里我司空见惯的街市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夜子。原来在那以后，她读了大学，在某家大型财产保险公司就职，和公司同事结婚，生下两个孩子，不久后服下攒好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自己迟早是会和她分手的。尽管如此，回忆起和她一同度过的那几年，我依然充满眷恋。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我喜欢过她。让我（大致）明白女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的，也是她。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新鲜的事，共同分享了恐怕只有十几岁时才能体验的美妙时光。
虽然事到如今再提起这些令人伤感，但她终究未曾摇响我耳朵深处那只特别的铃铛。我竖起耳朵努力聆听，但终究没能听见，这着实令人遗憾。不过，我在东京邂逅的一位女子，清楚明白地摇响了那铃铛。这种事无法依循伦理道德灵活操作，它存在于意识或灵魂的最深处，发生或不发生全凭它意，个人之力无法将其动摇。
“我啊，”女友的哥哥说，“以前从来没想过小夜子会自杀。我一直低估了这种可能，觉得哪怕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自杀了，那家伙也会好好地活下去。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是那种独自扛下一切幻灭感或负面情绪的人。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个肤浅的女人，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在意过她，她对我的感情大概也类似。我们之间大概是无法很好地心灵相通吧……我和更小的那个妹妹相处得倒是更好一些。不过呢，事到如今，我还是打心眼儿里后悔，觉得自己对不起她。可能我是不了解她，可能我对她一无所知。可能我那个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可能以我这么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救不了她的命。但总归是该去试着理解的，理解那个将她引向死亡的东西。事到如今，这件事令我非常痛苦。想起自己的傲慢和任性，我就心痛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