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欸，你知道吗？”她在沙发上小声向我摊牌，“我啊，其实嫉妒心非常强。”
“是么。”我说。
“至少这一点，我想先和你说明白。”
“好啊。”
“嫉妒心强，有时候很累。”
我默默抚着她的头发。但所谓的嫉妒心强指的究竟是什么，它将从何种地方而来，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当时的我还无法很好地想象。那时候，我的脑子不由分说地被自己的情绪填满，哪里顾得上这些。
顺带一提，特洛伊·多纳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还是备受人们喜爱的帅气青年影星。但自那以后，他却沉溺于毒品与酒精，接不到片约，甚至一度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桑德拉·迪据说也长时间为酒精依赖症所苦。一九六四年，多纳胡和当时的人气女演员苏珊娜·普莱舍特结婚，然而八个月后便离婚了。一九六〇年，桑德拉·迪和歌手鲍比·达林结婚，却于一九六七年离婚。这些当然与《畸恋》的情节毫无关系，同样，和我与女友后来的命运也是无关的。
我的女友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妹妹那时上初中二年级，个子比姐姐还要高五厘米左右。她和每一个个子高得与年龄不符的女孩一样，外形不算特别可爱，还戴着一副厚底眼镜。但女友似乎十分疼爱这个妹妹。“那孩子学习成绩非常好。”她说。顺带一提，那时她本人的成绩大概说得过去，可能和我的差不多。
我们曾经和她的妹妹一起，三个人去看过一次电影。当时出了一些状况，导致我们非这样做不可。我们看的是音乐片《音乐之声》，剧场里人山人海，七十毫米胶片拍出的画面投映在格外宽阔的曲面银幕上，而我们坐在前排观看。我还记得影片结束时眼部肌肉的酸痛感。但女友非常喜欢影片里的音乐，还买来原声碟，听了很多次。其实我更喜欢约翰·科尔特兰弹奏的那首魔术般的《我最心爱的东西》，但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没对她提起过这件事。
她的妹妹对我似乎没什么好感，每次见面都用一种缺乏情感的异样眼神看我——好像在仔细端详冷库深处放了很久的鱼干还能不能吃。这样的眼神总让我有种说不明白的歉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看我的时候几乎无视我的外表（尽管我的外表的确没什么值得看的），而是直接透视到了我这个人的内心深处。也许是心里确实有相当的歉疚，我才会这样觉得吧。
和女友的哥哥碰面要再晚一些。他比我女友大四岁，那时肯定已经二十几了。女友没向我介绍过这位哥哥，关于他的事几乎一概不提。偶尔提到哥哥，就巧妙地转移话题。之后回想起来，她的态度大概是有些不自然的，但当时我没怎么介意这一点。我对她的家人本就不怎么好奇，她让我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类更加实际的东西。
我和她哥哥第一次见面讲话，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星期天，我去她家接她。那时我们经常以一起去图书馆学习为名目出门约会，因此我会把能充学习样子的东西一股脑儿地装进单肩包里，像新手罪犯一样，给自己制造拙劣的不在场证明。
那天早上，无论我怎么按她家大门的门铃，里面都没有回应。隔了一会儿我又按了几次，没过多久，屋里传来一阵悠闲的脚步声，终于有人为我开了门。那人便是她的哥哥。
她的哥哥比我高一点，总体来说体形偏胖。不是那种肥嘟嘟的胖，更像是运动员出于某些原因有段时间不能运动，只得任凭赘肉攀上身体各个部位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暂时性的肥胖。他的肩膀宽阔，显得脖子细长。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发质似乎很硬，这一撮那一撮地翘得老高，两侧长得盖过耳朵，像是至少两周前就该去理发店，却一直没去似的。他穿一件领口松了的深蓝色套头毛衣，下身是一条膝盖位置撑变了形的灰色卫裤。他的外表和我那头发永远一丝不乱、穿戴整齐的女友相比，实在反差太大。
也许是嫌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端详了我一会儿，整个人像一头久未出没于阳光之下的、毛色衰败的动物。
“呃，你是小夜子的朋友对吧？”他在我开口之前问道，接着咳了一声。他的声音懒洋洋的，但我能听出其中包含了几分好奇。
“是的，”我报上自己的名字，“约好了十一点来找她。”
“小夜子这会儿不在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