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我含糊地回答。
“如果出问题的是音乐,虽说有点麻烦,也应该没什么实际的危害。但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可就相当危险了……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我点头。
“就像走到月亮的另一面,又两手空空地回来。”
我再次点头,尽管根本不明白他打的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
“听说这是一种遗传病导致的,反应像我这么明显的病例很罕见,尽管程度多少会有差别,但大概几万人中只有一个人生来就会这样。初三的时候,我去看过大学医院精神科的医生,是老妈带我去的。这病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很长,像是为了恶搞特意取的,老早以前我就记不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想出来的。”
讲到这里,他顿了顿,又开口道:
“反正就是一种记忆顺序混乱的疾病,记忆的一部分——用刚才的比喻就是莫扎特交响曲的一部分——被放进了错误的抽屉里。一旦进了错误的抽屉,想要将它找出来就变得无比困难了,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医生就是这样向我解释的。虽然不是什么残酷的疾病,不会威胁到性命,脑子也不会越来越不正常,但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有些不方便。于是他告诉我那个被我忘了的病名,开了点儿每天喝的药。但那能管个屁用呢?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
说到这里,女友的哥哥停顿了一下,定定地望着我的脸,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理解他说的话。那样子就像隔着窗子偷窥别人的家。接下来他说:
“现在那种情况大概每年会发生一两次,倒不算很频繁。不过呢,问题不在次数上,而是它发生的时候给实际生活带来的具体影响。哪怕只是偶尔,对本人来说也很难办。毕竟记忆缺失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你也明白吧?”
“嗯。”我含糊地应付着。能把他连珠炮般诉说的奇妙经历听进去,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如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记忆唰的一下中断的时间里,如果我举起巨大的铁锤,照着某个看不顺眼的家伙脑袋上用力捶下去,之后的事可就不是一句‘这下难办了’就能解决的吧。”
“是啊。”
“肯定要闹到警察那里,到时就算我解释说‘其实当时我的记忆飞走啦’,也绝不会有人相信。”
我敷衍地点头。
“实际上也确实有几个家伙我看不顺眼,还有几个人惹恼过我。比如我老爸,他就是其中之一啊。但清醒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用铁锤敲老爸的脑袋,这点理智到底还是有的。但是记忆中断的时候我究竟会做什么,这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啊。”
我微微歪头,没有发表见解。
“医生说是没有这种风险的,也就是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不会有谁侵占我的人格。那叫多重人格吗?像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5)那样。我永远是我。就算是在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我也依然是我,像往常一样做着普普通通的事。只不过是录下来的音乐从第二乐章的中间嗖地跳到第三乐章中间而已。所以我在那段时间里挥起铁锤砸谁之类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作为我,如常地保有理智,大抵依靠常识行动。莫扎特不可能在某一时刻突然变身,成为斯特拉文斯基。莫扎特从始至终都是莫扎特,只不过从结果来看,他的一部分被混乱地装进了某个地方的抽屉罢了。”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又从印有双翼战斗机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老实说,我也想喝一口。
“不过呢,这到底是医生的一面之词,没人知道医生的话有多少是可信的。高中时候的我成天都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在浑然不觉的时候,用铁锤狠狠砸了班上哪个人的脑袋。上高中那会儿,即便没有这回事添乱,我们不是也常常搞不懂自己吗?就像活在地下管道里一样。如果再被记忆丧失之类棘手的玩意儿缠上,可就很难善了了,对吧?”
我默默点头。或许确实如此。
“出于这些杂七杂八的原因,我就不怎么去学校了。”女友的哥哥继续说,“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怕,就去不了学校了。于是,老妈向老师说明了我的特殊情况,虽然出勤天数差得很远,学校最后还是特事特办,允许我毕业。他们肯定也希望趁早把我这样的问题学生赶走吧。不过大学就没进去。我的成绩并不坏,原想着能读个什么大学的,但那时候还是没有信心离开家人自己过啊。所以自那以后,就一直这么在家里懒洋洋地闷着了。几乎没出过门,顶多是牵着狗在家附近散个步。不过啊,最近那种恐惧的情绪似乎渐渐好了一些。等心情再平稳点儿,说不定也会去读个大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