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
冯小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一九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二〇〇〇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二〇〇二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于成龙式的清官—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
半年后，震云捧着热腾腾带着油墨香味的剧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话给翘首以待的我们读了整整一个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军拍板，干！
剧本送去立项，不日被驳回。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散了散了，下马，该干吗干吗去吧。
时间来到二〇〇四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这一年我拍了《天下无贼》，和周星驰的《功夫》双双贺岁，都破亿，平分秋色。庆功之余，旧事重提，拍《温故》的心又死灰复燃，《温故》这蓬野草雪藏多年又见天日。这次华谊把预算提高到八千万，准备先斩后奏，奉子成婚。
建组，我带队选景重走长征路，震云数易其稿孜孜不倦。经过十年的沉淀，剧本的问题被逐一发现并得到修正。最大的收获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换，这些转换有力地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过往的几年中还发生了一件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成为一个在野党。国共两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毯上两党的领袖握手言欢，求同存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