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述评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曝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在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对于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与蒋的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并不理解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报》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过尽写实任务之百一，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
“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唯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和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看到“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中国，而是发在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那样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周刊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