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通达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这些就不说了。那时说政府是爹娘，打骂克扣我们，就如同打掉我们的牙我们可以咽下；问题严重还在于，我们民间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时也站了出来。不过不是站到我们灾民一边—站在我们一边对他有什么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
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任何一个中国人，五十年后，在读到这条简短消息时，我想情感都是很复杂的。看来不但政府依靠不得，连一个科员，我们自己的下层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有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的作用、稳定人心的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也对我们无用。我们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