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扬扬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扬扬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厂。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六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以前的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的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蚕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厂；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厂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荒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唯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唯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的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恐怕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唯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厂的动机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