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俱备，剧本再次呈上，得到的答复与两年前毫无二致。“灰暗消极”的评价之外多了一些忠告：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剧组又一次宣布解散，筹备花出去的钱，拉下的亏空让贺岁片的盈利去背吧。《温故一九四二》这个苦孩子还得在娘胎里怀着，不准出生。
这之后，似乎死了心，和震云见面也回避谈起这个话题，偶有涉及也是言辞躲闪。梦还在心里做着，但已深知遥不可及。像追求一个一见钟情的姑娘，屡遭拒绝，一开始是姑娘有歉意，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不懂事，再提出追求就成了笑话。
死了心也好，可以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拍商业片，赚他个人财两旺。
在我一门心思拍商业片的时候，世界又在不断变化—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下了大狱，国民党由在野党重新上台执政。
世事沧桑。
你方唱罢我登场。
时间如水流过，转眼间到了二〇一一年，小刘变成了刘老，小冯变成了冯老，小王也变成了王老。
这一年，华谊邀王朔写了《非诚勿扰 2 》，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正在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非 3 》时，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刘老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老又厚道地说：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又是王朔，十七年前的因种下了十七年后的果。王老的一席话把我流浪的心灵喊回到《温故一九四二》的归途上。
我问刘老：还有心气吗？
刘老说：还是那句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我问中军中磊：还有心气吗？
兄弟俩问我：两亿够吗？
我问兄长张和平：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和平回答两个字：靠谱。
我问电影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算那多样化行吗？
宏森皱着眉头说：我不敢打包票，容我尽力斡旋吧。
二〇一一年，电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下发了拍摄许可证。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一九四二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二〇一一年二月，剧组成立，筹备八个月，于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山西开镜，历时一百三十五天艰苦卓绝的拍摄，于第二年春天封镜。又经过七个月紧张的后期制作，终于在二〇一二年的十一月面世公映。
把《温故一九四二》这部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一九四二年的缘分。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
一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那时，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