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80年代末，拙著《蒋介石传（1887—1949）》在大陆第一本作为历史书出版，当时发行30多万册，这在史学界算是同类图书的发行盛世。进入21世纪，顺着我所学习与服务了50多年的浙江大学被批准设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这是大陆第一个公开打出“蒋介石研究”牌子的研究机构，拙著经过修正，并由杨菁教授加盟、增添了十几万字，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至今也已重印六次发行几万册。但很遗憾，那一著作只写到蒋介石在大陆的活动，在书的末尾，写了一千多字的“尾声”，把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说了几句。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已草拟了“蒋介石在台湾”（当时起了一个书名为《晚年忧思录》）的书稿，有30多万字，只是当时对岛内的东西南北均不熟悉，只知道那是一个“人间地狱”。岛内也说大陆是“人间地狱”，其实两岸都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只是“人间”。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岛内也对大陆开放了，我们得以在1995年第一次作为“文教交流”赴台活动；接着又一次一次地有机会赴台，来来去去，结交了相当一批的岛内朋友，交谈了还算是深入的许多见解，也读了岛内大量的图书资料及档案，还实地参观了岛内许多史迹，尤其是同岛内高校的同仁，有亲似兄弟的情谊。应该说，我们对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有了更为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于是决定将压在手中的稿子拿出来重新修饰一番，作为《蒋介石传（1950—1975）》，供浙江大学出版社选用。
我们的宗旨是尽可能做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一些。我们用了不少时间，尽力拜读了许多人的成果，也收集了能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自然，把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写清楚也要有个过程，无论如何，一本人物传记总是带着时代的印记。不过，书稿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是前进了一步的。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在现在的书稿中有较长的一段叙述：
“二·二八”事件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制约，真相难明……将此事件的“台独”思潮与活动给忽视了。此后，此事件就成为岛内“台民与外省人”、“族群”乃至“蓝绿”的争斗工具，也成为解决两岸问题一项思想负担，成为台湾情结的一个砝码……“台独”分子都将“二·二八”事件采取政治操作，指鹿为马，用简化、呆板的推论，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作为理论基础……
再如对“遗嘱”一事，也专门写了据另外史料得来的一大段文字（作者在美国夏威夷一次学术会议上同秦孝公交谈过此事），说明蒋介石的“政治遗嘱”是秦孝仪补写的，经宋美龄修改的，根本没有什么“政治遗嘱”。
总而言之，书稿将尽力避免戴上有色眼镜曲解历史。有人说得好：“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阐释者，从权力者到学者文人，也都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的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了这一句话，便能理解我们这部书稿作为人物传记的波诡云谲，理解它为何已经从一个单一的历史寓言，变成包含了不同的话语冲突的场域。常听说“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这是不可能的，能接近这个“面貌”就不错了。现将这部《蒋介石传（1950—1975）》拿出来，敬请读者赐教。
作者
己丑年六月于杭州西溪
败退台湾
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久日，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机之秋也。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
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限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日记》）
一 派陈仪接收台湾与“二·二八”事件
陈仪赴台接收
蒋介石派陈仪赴台与后来派陈诚赴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去收复失地，后者则是准备败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