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他乡避祸
1949年12月8日，残余的国民党“政府”正式从大陆“迁往”台湾，力图凭借台湾海峡同中国共产党做最后的较量。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确定了对台湾的政策。
10月底，美国国务院召开了两天会议，由艾奇逊亲自主持。副国务卿沃博，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顾问凯南，远东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斯、司徒雷登、杰塞普以及政府其他要员出席了全部或部分会议。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会议形成若干要点。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会议作出取消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
这是因为美国决策集团已经认识到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是不能奏效了。国民党失去了整个大陆，台湾进一步落入共产党手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已足能使中国军队获得他们认为是保卫台湾所必须的物品。美国政府拟照现在的法律权力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19]
蒋介石非常清楚，能否保住台湾，美国的支援至关重要。为向美示好，他重用亲美派吴国桢和孙立人，一个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个出任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湖北建安人，192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旋任政府“外交部秘书”、“第一司副司长”，后又投靠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因为他不是蒋的小老乡，吃不惯宁波菜，不久又打宋子文的门路，抗战时出任“外交部”次长，战后出任上海市市长。不料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翻脸。“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介石派郑介民赴美。美国方面表示应该让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利用吴国桢来换取美援。
1949年12月14日，蒋派空军专机直飞台南迎接吴国桢到台北，亲自召见，对吴说：“你做一下准备，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马上要发表。”吴国桢心里有数，但出于礼节，还是表示：“陈诚将军不是做得挺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他和陈将军更为默契。”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他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同时督促“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陆空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的地位，须等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
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遭到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鹰派人物的反对。所以，8月初，国务院和国防部达成三点妥协：（1）评估台湾国民党军队战斗力；（2）保证台湾国民党军队装备的使用；（3）提供军需及一定数量的援助。8月底，杜鲁门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20]9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包括设备、武器、大炮、弹药，总计为975.2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
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益密切。1951年2月9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了《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便可向台湾方面提供军援。这一年，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价值9803.4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向台湾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对外资金计划、联合农业计划和技术援助计划。
蒋介石一旦不再需要吴、孙的招牌效应，就立即准备将他俩踢下台去。因为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根本不喜欢吴国桢和孙立人。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改造完成后，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类改造措施，国民党内一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人（绝大多数是政学系，其中包括吴国桢）颇为不满，认为这样的改造或是抄袭法西斯或是学自共产党。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当局践踏人权和所谓的“防共措施”进行抵制。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决心进行排斥和压制。1950年6月17日，这些人中的陈仪因“通共”而被枪毙。魏道明、熊式辉等躲在海外观望。张群、王宠惠等元老被安排了荣誉职务。接下去自然就要轮到吴国桢了。
其次是由于吴国桢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和蒋经国的矛盾，并非源自台湾而是起自上海。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以督导员身份前往上海“打老虎”。小蒋手持尚方宝剑，想在上海有所作为，手法极为严峻急切。当时上海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是诸如“借人头平物价，以巨商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以免徒事纷扰”的报道。但实际上，“打虎”效果很不理想，充其量不过拍死了几只“苍蝇”，而对于诸如扬子公司之类的官僚资本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吴国桢不赞成蒋经国的这种做法，而且他的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他非常不满。
到台湾后，蒋经国在其父亲的扶持下掌握了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他在政府中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以法律以外的特权打击异己和政敌。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以“民主的台湾”为己任，最看不惯无法无天的特务统治。而蒋经国也为“打虎”之事迁怒吴国桢，二人的矛盾终于“台湾火柴公司案”上爆发了。
台湾火柴公司原设于上海，上海解放后其董事长吴性裁留在大陆，还拍摄了一部《民国四十年》的影片，对蒋介石多有“氓毁失敬”之处。蒋经国下令调查台湾火柴公司，发现总经理王哲甫的“罪证”，即下令逮捕。吴国桢开始尚浑然不觉，后来通过彭孟缉得知此事，认为王哲甫与吴性裁之事并无牵涉，于是令彭即刻释放王哲甫。彭孟缉拒不执行吴的手令，并立即向蒋经国通报。当天下午，蒋经国和彭孟缉一起去见吴国桢，说：“王哲甫有罪，证据确凿，不能放。”吴国桢据理力争：“两人久不通音讯，且有隔海之遥，此事于法无据。”双方一时僵持不下，吴国桢大怒，问彭孟缉：“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蒋经国拂袖而去。傍晚，蒋介石贴身秘书周宏涛找吴国桢说：“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吴还是不服：“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此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原则问题。政府既标榜民主，焉能言行不一？”周宏涛说：“若省政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国桢说：“此事我不会退让，我写一私函给蒋先生，请您转交。”当晚，周再次访吴，说：“先生看你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不久，吴国桢又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发生冲突。1950年1月，蒋介石在草山宾馆召集三军将领开会，并亲自主持会议。吴国桢发言时说：“时下财政困难，军队走私，决不允许。请在座三军首长，予以协助，尤其是海军的桂总司令。”此言一出，众人大为吃惊，都没料到吴国桢竟如此指名道姓地直言不讳。桂永清勃然大怒，厉声喝问：“海军走私没有？你拿出证据来。”吴国桢从容将事先备好的卷宗当众呈给蒋介石。蒋介石怒容满面，盯着桂永清说：“你自己看看。”桂永清当众受辱，绝不肯善罢甘休，请示“行政院”要求接收省林务局管辖的林班，并未等批复下来，下令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吴国桢作为省政府主席闻讯大怒，直接用军用电话找桂永清，问：“你干吗这么胡闹？”桂永清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已呈报‘行政院’。”吴国桢更怒：“我限你在明天撤离，否则我派保安司令部武装执行。”说完挂断电话。
吴国桢感到阻力太大，心灰意冷。但他对蒋介石还有幻想，因此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视之焦点。”[21]但蒋介石主意已定，自然听不进吴国桢的肺腑之言。吴国桢说：“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党。”此时，他终于认识到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吴国桢的这些言论早有特务报告当局，于是蒋介石决心除去这个不听话的走卒。
1953年4月，吴国桢请求辞职。蒋召见吴，谈及要吴同蒋经国合作。吴对蒋介石表示：“经国兄，我肯定要帮的，但他不应该做特务工作，天下人人怨恨。如做点社会方面的工作，我会尽力协助。”蒋一听不对胃口，就对吴说：“改天再谈。”
5月，吴国桢夫妇获美国方面邀请，准备出国，蒋介石父子决定扣住不放，最后经宋美龄斡旋，终于成行。条件是留下吴国桢的父亲与次子吴修潢作为人质。
吴国桢到美国后，顾及父亲和次子的安全，开始一段时间，他不说一句蒋氏父子的坏话。可是1954年1月，蒋氏父子削除“政学系”张群、王世杰等人时，把吴国桢也牵涉进去，报上还披露了他套取巨额外汇的内幕。1月25日，美华埠《民气日报》发表《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要吴国桢回台交代问题。吴遂将自我辩解之词作一启事寄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但久久不见回音，不禁由愤转恨。于是，他向台发难，接受了MGN台的电视访问，又接受合众社记者专访，攻击台湾政府过于专制，毫无民主可言，认为蒋经国的政治部，完全是苏联“契卡”的翻版。结果，美国舆论大哗，认为美国支持这样的政府是一切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各报争相报道，北美掀起“吴国桢风暴”。
蒋家父子及其干将对此无不“义愤填膺”。“立法院长”张道藩首先跳出来与吴国桢对骂，说吴反动、狂妄，犯有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非法乱纪、营私舞弊等13项罪行。吴国桢马上反击，发表《上蒋总统书》，说蒋经国是“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主要障碍，应送入美国大学读书，大陆不复不必返台。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台湾当局恼羞成怒，认为吴国桢与外国的“粉红色伙伴”合作，以自由破坏自由。3月17日，“国大”建议政府吊销吴国桢护照，勒令其回国依法处办，如有违抗，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发布“总统命令”，说吴国桢“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居心叵测，罪迹显著”，着即撤免其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依法究办。但吴国桢远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吴国桢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孙立人“兵变”被囚
“吴国桢事件”后，蒋介石更加不相信亲美派，狐疑的本性使他不由地对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新亲美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也放心不下。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就学清华，获美国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工程学士，又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归国后任蒋介石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团长，三十八师师长，新一军军长。入缅作战属杜聿明麾下，因在仁安羌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军，救出十倍于己的英国军队而获皇家勋章。他同马歇尔有校友之谊，与史迪威友善。1946年，杜聿明在东北战场上病倒，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推荐孙立人负责东北军事。其时，蒋介石正视史迪威为眼中钉，三次请罗斯福换将。因此史迪威的推荐不仅不被允许，反而引起蒋介石的不快，从此对孙立人有了戒心。
孙立人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美国并不希望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他们看中了台湾的战略位置，更愿意把台湾扶持成一种既非共产党，也非蒋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台湾真正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艾奇逊派遣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默钱特与陈诚等人秘密会晤，以美援为诱饵，企图说服陈诚在台湾进行改革，设法阻止蒋介石在内的大陆国民党人员来台湾。但默钱特很快感到陈诚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实现美国的打算。于是建议由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提出换马的要求。3月11日，艾奇逊犹豫之后还是接受了此建议。[22]美国人比较属意的是在美国留过学的孙立人，孙在甸缅战役中因荣立战功而颇受美国器重。但此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却依然牢牢掌握着人事的变动。李宗仁希望美国方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换人的建议。正当司徒雷登有所犹豫的时候，陈诚以攻为守，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自己可以让位给孙立人。随后，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孙立人，态度亲切得让孙立人受宠若惊。默钱特对此大为失望，只得致函美国国务院，说明陈诚属于国民党“最反动的”和“昏庸的”领导，支持陈对美国无一益处。[23]
退台之初，孙立人与美国官佐来往甚密，后来又与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过从极密。蔡斯是台湾美军军援的负责人，对蒋氏父子也傲气十足，令蒋氏父子十分不快。此外，蔡斯和孙立人对蒋经国搞军中政工制度极为不满。对蔡斯，蒋经国忍气吞声；对孙立人，他则怒不可遏。孙立人的为人，颇有些恃才傲物，一向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同僚。尤其当美国恢复对台经援后，他以其与美国的关系更是不知韬光养晦，与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都闹得很僵。他不愿向周至柔敬礼，每逢周氏主持的军事汇报会，他都故意迟到。因为那时蒋介石已在场，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向周至柔敬礼了。这种人际关系，对他极为不利。
1950年12月，孙立人在新年第一次扩大谈心会上，无所顾忌的毛病又犯了。他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都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这些话传到了蒋氏父子耳里，犯了大忌。但孙立人仍不知收敛，竟在私下说在现有领导之下，台湾无法久存，而大陆失败，纯粹是由于蒋介石坚持“政府私人化”的结果。这些话更令蒋介石恼怒不已。蒋介石本来在“吴国桢事件”后对美国常常插手台湾事务已极端不满，非常自然地就联想起赴台之前美国试图策动陈诚和孙立人的往事，于是决定拿孙立人开刀。
孙立人对此亦有预感，开始做一些稳定自己地位的准备工作。1953年11月，他召见在台湾训练新兵时的下属江云锦，让他串联当年受训的同学，在军中结成一股力量。孙立人指示在每个团找出一个职位较高、学识较优、服役年龄较长的同学为负责人，与其他同学联络。江云锦接受指令后，几个月内不仅在每个团内布置了负责人，甚至在一些连里也发展了联络人。1954年，孙立人命令把各部队的负责人串起来，使每个人不仅知道本部队的成员，而且知道他部队是谁负责。但是，江云锦此时感到这不像是一般的联络同学感情，心存疑虑，活动就没有以前积极了。1954年6月，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即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把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交给孙，开始了排挤孙的行动。孙立人在卸职前，让江云锦把各部队联系人造具名册。7月，“陆军总司令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名册交给孙立人。8月初，孙立人让他的老部下、“陆军学校”少校教官郭廷亮接替畏缩不前的江云锦担任联络人。8月12日，“参谋总长”桂永清暴病去世。按一般推算，“参谋总长”的位子非孙立人莫属，但蒋介石却任命黄埔六期的彭孟缉接任，并将彭的军衔从中将升为上将。孙立人眼见蒋介石对自己越来越不信任，于是加快了抓军队的步伐。
1955年3月，孙立人要江云锦向各联络人传一句话，以试验其精心构筑的组织内部通讯是否畅通。5月15日，郭廷亮到台北晋见孙立人，报告工作进度并建议采取行动。由于孙立人在台湾并没有一呼百应的威望，而且他也只能控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所以郭廷亮向他建议的行动，不是要举行政变推翻蒋介石，而是要效法张学良进行兵谏。具体计划是要趁蒋介石6月初到台南检阅军队之时，将其控制，并呈上对军队不良现象的意见书及改革方案，迫使蒋介石接受。
但是，郭廷亮等人的行动被情报部门侦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孙立人原定于5月28日前往郭廷亮事先构筑好的兵谏指挥所，突然接到“总统府”的命令，要他跟随蒋介石活动。孙立人只得派随从参谋陈良埙开车南下，沿途通知各地人马。但陈良埙出城不远就被保安机关逮捕。6月中旬，孙立人也遭到软禁。国民党在军中进行清洗，逮捕审查少壮派军官300多名。
孙立人被捕后，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率先报道了这一信息。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晨报》发表社论：“一个四星将军竟以所宣布的这样琐碎的理由受到惩处，这是荒谬的，如果不是可笑的话。”纽约《每日新闻》甚至发表专论，要求台湾当局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参与对孙立人的审判，并号召在美掀起“普遍而强烈的怒潮”以挽救孙立人。美国其他一些报纸也长篇累牍载文介绍孙立人和蒋经国的矛盾，“宣称孙立人曾坚决反对台湾目前普遍实行的警察控制，因此直接与总统的儿子蒋经国将军发生冲突”，并断言，“孙立人是被他在军队中的具有反美情绪的长期敌人逼倒的。”五角大楼官员发表意见说：“在如此需要孙立人才干的时候，使孙立人遭到这样的麻烦，是可耻的。”
为了对世人有个交代，蒋介石必须证明此案的性质不是国民党内部的军人“兵谏”，而是与共产党分子有关的“叛乱”。因此，郭廷亮在被捕后，经过了十昼夜的严酷刑讯。“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对他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处理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本案是以你的自首来办理，所以即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郭廷亮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终于“自愿”承认自己是“匪谍”。
1955年8月3日，在孙立人忽然“失踪”的两个月后，报上忽然登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说国军之中发生了一起不肖事件，因而引咎辞职。至于到底是什么事件，并未明说，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
（1）总统府参军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调查，报候核办。（2）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24]
经过50天的调查，调查委员会终于写出1.6万字的报告。10月31日，蒋介石根据报告又发布“总统令”称：
以孙立人久经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25]
该报告公开后，“监察院”又派曹启文、陶百川等五名“监察委员”进行复查。他们曾请孙立人到“监察院”晤谈，并调阅了该案的全部卷宗。但当他们提出要见当事人郭廷亮时被挡驾。全部调查工作于1955年11月中旬完毕。据说该调查报告“与其他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调查报告定稿后，当局竟不让公诸于世，后尘封于“监察院”，列为“极机密文件”。陶百川回忆说：“孙将军告诉我们说……不独他个人无辜，连郭廷亮等也是冤枉的，请求我们救救他们。”[26]五人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曹启文也曾私下里对海外访客说：“这一切都是陈诚有计划的阴谋，连他们黄埔系的人看了都表示心寒。”
据说除了上述两份调查报告外，当时还有四份调查报告：一份是“参谋总长”彭孟缉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军法局”局长汪道渊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再一份是“国安局长”郑介民召集各情治首脑成立“孙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记录。但这四份记录都被彭孟缉奉蒋介石的手令全部烧毁。
台湾当局遮遮掩掩的举措更加引起外界的议论纷纷，直到现在仍无定论。孙立人在军中进行串联活动是事实。国民党军队内搞联谊组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蒋介石本人就是靠黄埔系起家的；孙立人发动兵谏也是事实，近代历史上少壮派军人出于对政局的不满，往往会诉诸武力。二战前，日本就曾爆发过“二·二六兵变”。这些军人未必是要颠覆政府，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清君侧”，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孙立人估计发难之后美国会乐观其成并以中间人的身份保护他们不受惩罚，万一失败，亦可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因此，由他“领衔”发动兵谏，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但说孙立人案中有“共产党因素”，纯属想当然。蒋介石给孙立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主要是为堵住美国人的嘴巴。此后，孙立人一再向台湾当局要求“还我公道，还我清白”，主要也就是要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匪嫌”，并区分“兵谏”和“叛乱”的定义。
阎锡山“种能洞”读书
国民党在建立之初就是一个阶级成分极为复杂、派系林立的政党，任何一派上台都必然和其他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他要成为国家的“元首”，他要建立独裁政权，就必须扶植嫡系力量，同时削平一切异己分子。败退台湾之前，他在大陆上成功地把中央和地方的，把比他资格老和同辈的，亲密的或疏远的，凡是有碍于他成为独裁者的异己分子，统统搞下了台。败在他手下的有汪精卫、胡汉民，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龙云、刘湘等。
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对这些曾经掌握兵权的“老臣”依然放心不下，因此在进行国民党改造的时候就着力将他们挤出决策圈。改造结束后，蒋介石并没有对他们放松警惕，稍有什么风吹草动，轻则撤职，重则放逐，甚至性命不保。阎锡山就是一例。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军阀。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太原战役的外围战。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终于登机离开太原，逃往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时，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南京也非久留之地，于是阎积极安排自己的退路。他将国防部拨给他的军饷（包括粮食和金圆券）换成现洋和黄金，又命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将该公司在太原的资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为黄金，尽量外运，以备后用。同时，他把亲属作了安排：将他的继母、儿媳送往台湾，在台北建了阎公馆；把他的四儿子阎志敏及四儿媳裴彬送往美国，又叫他的内弟徐士珙和五儿子阎志惠去日本。
阎锡山知道太原即将不保，以后再也不可能拥兵自重了，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拉拢各方要人。他曾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晤，以图博得美国对他的好感及支持。对于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和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则利用矛盾，居中调停，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巩固自己的地位。
阎锡山在南京期间，正值国共“和谈”紧张关头。阎对“和谈”持反对态度，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行政院长何应钦把中国共产党于1月14日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交与会者讨论时，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迁至广州。不久，行政院长何应钦下台，阎锡山通过各种关系，纵横捭阖，终于当上了行政院长。他就任行政院长后，立即飞往台湾向蒋请示，又飞到桂林对李宗仁敷衍了一番，接着就发表内阁成员名单。新的内阁成员为：副院长朱家骅、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外交部长胡适（因胡适在美国未到任，由次长叶公超代理）、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端木杰、司法部长张知本、经济部长刘航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至于重要的国防部长一职，则由阎锡山自己兼任。
阎锡山在任行政院长职务上没风光几天，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布置在湘粤交界处的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一触即溃。陈赓兵团相继攻克韶关、英德，隆隆的炮声已经逼近了广州。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于8月8日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接着又搬到成都，最后退到台湾。
阎内阁逃亡台湾，不仅表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而且也宣告了阎锡山本人政坛生涯的结束。本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就具有双重性。它是蒋介石集团和李宗仁集团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李宗仁的逼宫是打着与中共和谈的旗帜出现的。北平和谈的破裂，和谈代表的留平不返，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李宗仁在国民党营垒中的处境日益困难。阎锡山既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中人，又以一贯反共著称。因此，由他出任行政院，恰好成了蒋、李两大集团之间最理想的缓冲人物。这种缓冲作用，决定了阎内阁仅仅是一个看守内阁，它的任务是完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善后工作。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失败，李宗仁已成了一个光杆“代总统”，拒绝赴台。此时蒋介石重操权柄已成必然，阎锡山的缓冲作用成为多余。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悯，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上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但他又如何容得一个在历史上三番五次和自己作对的人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的要职呢？
阎锡山
对此，阎本人看得非常清楚，到台不久他就对幕僚贾景德说：“我们准备交代。”贾问：“何故如是之速？”他说：“我的责任已尽，以后应由辞修替总裁分劳。”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准许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之职，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
1950年3月，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职务，他虽还担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虚衔，但实际上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为了让蒋介石对自己彻底放心，他索性在台北市阳明山之菁山用石块垒了个窑洞，称“种能洞”，过起了隐居生活。隐居菁山的十年里，他刊行问世的著作有《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人应当怎样》、《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反共复国的前途》、《大同之路》、《孔子是个什么家》、《中国政治与土地问题》等等。偶尔也有一些官方机构邀请他作讲演，这些演讲被集合编成《安和世界言论集》一书。在最后的几年里，阎锡山感到原先所著的《大同之路》只是阐述怎样扭转世界业已存在的社会危机，理论上也没有解决问题，因而又著成《世界大同》作为下篇；此外，业已完成的初稿还有《三百年的中国》，表明他对未来中国在精神物质建设方面的设想和具体计划。
1959年，香港《真报》记者采访阎锡山。当记者和他谈到重返大陆问题时，阎说：“一旦如能配合国际局势，王师跨海北进，直捣黄龙，毫无问题。诸位别看我阎锡山已老态了，真个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阎锡山在向蒋介石表明反共的心迹而已。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心脏病复发，在台湾大学医院就医，因抢救无效而去世。国民党“中央社”特辑阎氏略历，总概其生。一般新闻报道，亦无非为其招魂、表功。5月29日，台湾国民党为阎锡山举行了大殓公祭。蒋介石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牌匾，并颁发“褒扬令”。
阎锡山逝世后葬于台北阳明山的菁山山坡，与他在台北的故居相距只有几百米。阎锡山在阳明山住了十年，一心读书写作，不轻易下山。他的生活规律是每天清晨7时起床后就写作，午后休息两小时，再开始见客或读书。此时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在山中以读书、著作、种树、养花打发余年。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重感冒，还有气喘。阎锡山一生“叱咤沙场与官场”，后代却没有从政。五个子女中三个早夭，两个儿子在美国，只有四子在阎锡山死后一人闻讯急回台北奔丧，此后一直没有赴台扫墓。山西籍的在台老乡偶尔祭拜阎墓，有一位跟随阎锡山的老兵50年来一直整理阎锡山故居并在其灵前上香奉果。
何应钦“四处打杂”
何应钦，贵州兴义泥凼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从总体上看，他算是蒋介石的人，虽然在历史上和蒋也有过节。
不曾想到的是，何应钦在撤退台湾之前又一次忤逆了蒋介石。1949年3月1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咨请立法院同意。立法院接到李宗仁咨文后，旋即于同日下午3时举行会议审议，出席委员共240人，投票结果，209票同意，30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何应钦见大局已定，于3月15日抵达南京。李宗仁亲往与何商议组阁问题。何对李说：“德邻兄，你要我组阁等于逼我跳火坑”，“现新阁各部会首脑尚未完全决定，组阁相当困难，还希你全力相助”。李接口说：“对于老弟此时此刻的一臂之力，我永生难忘。组阁如遇困难，我定当全力相助。”3月22日，何应钦内阁，终告组成。
何应钦内阁的主要任务是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由于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何应钦被迫命令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迅速返回南京。4月20日，何应钦在立法院召开的会议上，为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进行辩解称：“这个协定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定，而是一个‘军管’方案。如果说是降书，比我们当年向日本提出的受降条件苛刻得多。就是傅作义与共党所签订的所谓北平协定比较，已有过之无不及。”何应钦在国共和谈破裂、南京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之际，于5月21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李宗仁予以挽留，立、监委闻讯群起呼吁请何应钦打消辞意。然何应钦竟以沉痛的语调说：“德公，如果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好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27]李宗仁见何辞意甚坚，只得于5月30日同意何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此刻的何应钦，心境沮丧，他知道这一段与桂系共渡危局的时光，必定使蒋介石感到极端的不满。
赴台后，何应钦为了避嫌，在蒋介石尚未下手之前就急忙表明自己的心迹。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就当前台湾军事、政治形势访问何应钦。不料何应钦答非所问：“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衷愿说，从政时冀不负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忝为一个自由中国的公民。”
正因为何应钦见机得早，蒋介石倒一下子不便为难他了。不久，蒋氏复职，在他的“内阁”名单中，何应钦被委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听起来，这个职务相当重要，需负战略策划与设计之责，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个“咨询”机关，大权还在蒋介石手中，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美国，“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便成了闲职，何应钦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人。不得已，只能替蒋介石不时打打“杂工”了。
何应钦
一是参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活动。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全世界的发展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已成为世界问题，以道德来武装人类，使之不受共产主义思想“污染”是当务之急，故发起该项运动。何应钦认为这一简称MRA的运动所标榜的“四大目标”，即“绝对诚实、绝对纯洁、绝对无私、绝对仁爱”，“与我们中国固有的道德，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也与我们中国孔子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极其相似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所企图彻底推翻的东西”。
1956年5月2日，“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创使人卜克曼博士抵台访问，何应钦给予热情接待。同年7月下旬，何应钦率领台湾当局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代表团赴瑞士柯峰。会后，何应钦遍游欧洲大陆。1960年夏，何应钦选派50名青年前往瑞士柯峰接受“道德重整”的训练。尽管何应钦特别热衷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但由于这一运动受“反攻无望论”的影响，60年代中期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二是主导对日“国民外交”。何应钦是留日生，对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离开权力中枢之后，用相当的精力从事对日“外交”。1950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女士赴日医治癌症，并宣称“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在日本，何应钦首先受到日本战友会的欢迎，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战友会副会长冈村宁次致欢迎词称：“何将军在我国被称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总统阁下，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发表‘对于日本人，应以德报怨’的著名声明，使日本全国国民感激，而事实上担任接收及遣返200万日本军民的处置者实在是当时任总司令的何应钦将军”。何应钦也发表了《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体安全保障》的演说，公开其访台的目的是为了远东局势，说：“远东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建议日本政府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垮新中国。
三是参与“国民大会”的领导工作。何应钦在世时，“国民大会”在台湾共召开六次大会，一次临时会议。何应钦每次均应蒋介石之召出席会议并出任主席团主席，为维护蒋家小朝廷利益效尽犬马之劳。1954年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除了投票罢免李宗仁之外，还连署提案支持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条款在未经废止前继续有效》案。1960年2月，“国大”一届三次会议召开时，何应钦会同莫德惠等966人，提案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经此修订，蒋介石再度连任“总统”一职。1966年2月，“国大”一届四次会议召开之际，何应钦与张知本领衔连署提案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主要是无限扩大“总统”权力，以适应反共形势。
四是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工作。那是蒋介石死后的事情。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新方针。此方针提出后，立即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同。但台湾当局从其自身利益与立场出发，攻击中共在玩弄“统战阴谋”，是30年前和谈的“故伎重演”，同时抛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大”还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会后，何应钦为紧跟蒋经国，积极贯彻国民党“十二大”精神，于同年11月21日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同时决定设立专案组，会同有关单位，策划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982年8月28日，何应钦等人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筹备会议，并向当局办理申请登记手续。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台正式成立。何应钦致开幕词：“本大同盟的奋斗目标，是要发挥民族主义伦理的力量，争取十亿同胞生活方式的自由；发挥民权主义民主的力量，争取十亿同胞政治上的民主；发挥民主主义科学的力量，争取十亿同胞经济上的平等；以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与繁荣，来统一我们的国家，使共产主义的祸患，永远根绝于中国的土地，全中国同胞后世子孙，永享三民主义的福祉。”
五是弃武从文，做蒋介石的吹鼓手。在每一年中，元旦团拜、黄埔军校校庆日（6月16日）、棉湖战役胜利日（3月13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九”受降纪念日，何应钦都要发表演讲专论，以称颂蒋介石的功德及自己对“党国”的忠诚。甚至到80年代中期，何应钦在患轻度的脑中风住院期间，遇有重要典礼，仍抱病出席致辞，充当吹鼓手。
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98岁。同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予以褒扬。12月1日，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经国特颁“轸悼耆勋”的挽额。公祭后何应钦被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何应钦的结局比阎锡山是要好多了。但一个曾经叱咤疆场的陆军一级上将沦落到高级“杂工”的下场，其中的“委屈”又岂是外人所能体会得到的。
白崇禧晚景凄凉
白崇禧是桂系的领袖，在派系斗争中，多次起兵反蒋。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白则每次都是逼宫的主谋，这就注定他终有一天要被蒋介石排挤收拾。“桂系三杰”中只有平时有小诸葛雅号的白崇禧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周恩来在1965年7月19日接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先生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周恩来这番话的确入木三分。
白崇禧入台，一是受蒋介石欺骗，二是不听老朋友的劝阻，三是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这一幻想直到陈诚“组阁”才破灭。此后他一直处于闲居与被监控之中，从未离台湾半步，其政治生活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
初到台湾时，白崇禧住在圆山，后来台湾省“政府”腾出一些房子给从大陆来台的公务人员住，他才搬离圆山。1950年3月，他的家眷陆续从香港来到台北定居，全家20多口，其中有他的大哥、六弟和二姐。他只得又在台南市购置两栋房屋供家人居住。白是军人，多年身居高位，一旦赋闲，只能打猎、种树、浇水、除草，借以打发漫长的时光。
蒋介石复职后，白崇禧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同时还挂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大代表”和“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职务。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白崇禧被排挤出决策圈。国民党改造结束后，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了白崇禧以外，不是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就是当选为“常务委员”，最不济的也被推举为“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元老们对此颇感不公，遂推于右任和居正前去见蒋介石，请其设法补救。蒋在听取了于、居的意见之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此后便无下文了。
白崇禧的厄运不仅仅于此。就在他被除名的当年，他的住宅又被“国安局”查抄，甚至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白气愤莫名，立即打电话给负责情治部门的蒋经国，蒋经国则称他不知此事，请他去问“总统”。白崇禧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竟然称：“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指白崇禧和薛岳）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
1954年，白崇禧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遭到弹劾。不久，在“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白崇禧再度遭到弹劾，白本人分析是蒋的亲信何成浚策动的。弹劾案指控白崇禧有三点罪状：（1）贪污“中央银行”黄金7万多两；（2）贪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白银370多万两；（3）拥兵自重，不遵统帅调兵命令，坐视徐州战况恶化。
弹劾案发生后，陈诚劝白崇禧低调处理。但白说：“他已公开提案了，我要公开答复，我要保留到下午发表答复。”等到下午开会时，白崇禧给每位代表发一份他的答复书。白崇禧的答复是：（1）“三十七年夏（1948），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约7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渝，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圆券，需要黄金以为准备，崇禧力排众议，当即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并非华中扣留黄金。”（2）“三十八年春（1949），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圆券急速贬值，中央已汇至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元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系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3）至于拥兵自重、不遵统帅令问题。白崇禧辩解说华中主力5个军1个整编师均驰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而另一部分部队需对付刘伯承与孔从周，无法抽调，后来奉命撤退，并非坐观成败。他怒不可遏地呵斥但衡今：“但委员所提的恐怕有许多军事上的机密，或许但委员未全知，不清楚，我有书面说明，我不是辩，用不着辩，不过为了十几万人调到徐州去——5个军1个整编师，大部分牺牲了；将士为国家牺牲的不白之冤，我要为死者雪冤。”[28]
白崇禧
就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不仅指使人弹劾白崇禧，而且还要他在罢免李宗仁问题上表态。尽管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分道扬镳，但几十年的交情使白不愿落井下石，最后只好言不由衷地说：“我们由大陆搬迁到台，要团结海内外，互助合作，反共抗俄，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不应再有第三势力，再有什么组织。一个组织要有明白的政纲政策，要有基地有地盘，要有力量（财力、人力），第三势力如果只是一些人在海外空洞的叫喊，即使有组织也只有把反共力量分散，对中央有不良的影响。”
蒋介石并未就此罢休，接着他又强迫白崇禧在罢免李宗仁的连署书上签了名。这使白崇禧感到极大的屈辱，故而在会下拆蒋的台。当“副总统”陈诚向他征求是否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兼“行政院长”职时，白崇禧乘机挑拨说：“我赞成你四个字‘养体养望’，副总统是辅助总统的，备而不用，不负实际责任，大地方与总统研究讨论，与各部会首长研究，顺便养体。我们将来目的，不是老死台湾，机会来了，要反攻大陆，副座责任加重，现在把身体弄坏了将来吃不消。其次要养望，副元首希望威望一天天增高，不要损害他。譬如在宪法中行政院长是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如兼行政院长便要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部署很多，你对自己有信心，但谁敢保证底下个个好，出了事，立法院要质询，监察院要弹劾，惩戒委员会要惩戒，这都牵涉到本身，难免有‘用人不当，监督不严’之责，有损威望……你既自承身体不好，我赞成你不兼。”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当一届、三次“国大”在台北召开时，白崇禧决定不再为蒋抬轿子，不投他的票。一、二届大会召开时，白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此次会议上，白崇禧让两个年轻代表潘宗武、黄新硎出来竞选主席团。大法官苏希洵受了某些人指使来找白说：“听说你不竞选主席团？”白说：“不错，二次会议没人竞选，这次有两个人出来竞选，广西只有这些票，这本是尽义务的，我也竞选，票分散不好。”但苏说：“总统就职当选证书上主席团各主席要签名，签名后送总统，你第一届第二届都签署了，第三届你不竞选你就不能签署，怕人家说你不捧场，人家要怀疑你的立场，你的意思本来是让贤，但人家要怀疑你有不好的意思，何况他二人资望浅，选得出选不出还是问题。”白听了苏的话后，无形中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朝他袭来，最后仍没有挣脱蒋的罗网，在蒋介石的“总统”当选证书上签字画押。
白崇禧的反抗使蒋介石更为恼火，他索性将白崇禧“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职务也一撸到底。尽管白不做理事长了，但他仍难改其信仰，在幕后支持该项工作，许多回教徒非常感激他，这使落难中的白崇德深感庆幸。
为了从心理上击溃白崇禧，凡是回击李宗仁时，蒋介石都逼白崇禧为其出力。继罢免李宗仁闹剧之后，李宗仁为了回敬蒋介石，遂响应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提和平解决台湾的建议，认为解决台湾之道不过甲、乙两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70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29]李宗仁建议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台岛炸响，蒋介石的“忠贞之士”立即予以指责，白崇禧也在蒋的压力下对李施以攻击。
法国与新中国建交后，李宗仁于1964年2月1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仿效法国调整中美关系。李宗仁这封信无疑是对蒋的沉重打击，蒋遂令白崇禧于同年3月18日致李宗仁电：“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交，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肖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远先生对于白的电文发表评论称：“反攻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晒，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30]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针对此电发表评论说：“李宗仁与白崇禧自统一两广而至北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数十年如一日。今李德邻身居海外，当能畅所欲言，而白健生困居台北，则无不说话的自由，他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言念及此，实可慨叹。”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夫人马佩漳因高血压与心脏病复发不治身亡。马氏病逝，给白崇禧极大的打击。按照回教规矩，亡者40天内，家属须每日清晨到墓前诵经祈祷，白氏以69岁高龄，每率儿女前往念经，风雨无阻，从未间断。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去世，离开了这个无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