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情治”
建立“情治系统”，实施特务统治，蒋介石是这方面的老手。
抗战胜利后，台湾建立了“军统”（“军统”名称已不存在，改设保密局）站，设在台北市西宁南路回教堂内，配有支台与南京总台联络，与台湾省警备司令部等公开机构保持业务上之密切关系。逃台之初，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随着蒋介石的“銮驾”，各种特务机构倾巢而至。按规定负责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即情报处），也可插手搞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可抓人、办人。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也感到必须重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情治”系统。当时的“情治”可以说是十分繁忙，就以“监察台”为例。逃台之处，设台址于台北市武昌街，后迁设台北市木栅乡19号。1950年下半年在台北市介寿馆楼上，由“保密局”、“总政治部”、空军等机构联合设立电台，承担对大陆的窃收与窃听业务：（1）窃听公用电话干线（北京—上海，上海—衡阳，衡阳—天水等）、商用电话的主要干线（北京—上海，天津—上海，上海—广州，上海—沈阳，天津—广州等）、各市支线通话（沈阳、迪化、太原、汉口、重庆、成都、桂林、昆明、杭州、温州、汕头等市）以及每日按时窃听北京—莫斯科间俄语长途无线电话，收录后译成中文上报。（2）窃听无线电话的各机，兼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窃抄北京台及华东、西南、中南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行情、银根、水位等报告，然后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类汇编装订上报。（3）窃听大陆解放军通讯，窃收各台来往电报、话报及双方谈话内容，上报设在台北的“电讯研究委员会研译组”研译。（4）设机专寻大陆未列入的长途无线电话电台，昼夜不停地工作。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运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62]1950年，蒋介石复职当天就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辑为主任委员，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各情报特务机构。各情治单位派出高级人员为“台情会”委员，将各自全部人马统一于“台情会”之下，重新造册换证，开展“情治”活动。“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后，蒋经国兼任主任，接管了“台情会”，掌握了统制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重新调整和排列各“情治单位”的秩序。大体是：“内政部调查局”以岛内“社会调查”，“防制经济犯罪、贪污、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与防制”为主。各司所司，各管所管。另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社会、海外、文化、青年等各工作委员会，也都委以“特勤任务”，扮演协同“情治系统”的角色。鉴于“特务统治”的名声已臭，蒋经国报请成立“国家安全局”。1954年10月，蒋介石批准组建“国家安全局”，以过去的“保密局”为骨干，由郑介民任局长，统一调和、考核各“情治单位”的“绩效”。后来，又分别撤销“台湾防卫总部”、“台北卫戍总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和“台湾省民防司令部”，在“保密局”骨干基础上，成立“警备总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社调组”，负责台湾的“内部安全”。由此，台湾各地的谍报网形成，成为维护蒋介石在台湾统治和镇压台湾人民的工具。
经过“重建”，“情治”机构的权力非但没有缩小，反而高度膨胀。特务不仅查办包括共产党地下组织、“亲共分子”、“台独分子”在内的“政治犯”，而且拥有新闻检查权，大肆查禁书报杂志。在经济领域，特务亦插入一脚，参与经济管制，凡有买卖金银外汇或私下贷款放款者，一律以“扰乱金融罪”逮捕。
为了获取“情治”部门的高额悬赏，有些特务甚至故意引人犯罪，既当教唆犯，又当执法者，做无本发财的买卖。按照规定，破获经济案件，告密者可得赃款30%，破案单位可得35%。于是很多特务便装成犯罪分子，如开设地下钱庄、设立赌场，或假装有外汇要抛售等，引人上钩，一旦有人落入圈套，该特务所在部门马上出面逮捕。因为告密者和破案者同出一门，落网者的“赃款”立即有65%落入特务之手。
据江南的《蒋经国传》记载：“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进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63]他继而评论说：“当局如此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不勿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尚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飞机，爬到总参谋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64]
仅1950年上半年，“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300多件，牵涉的嫌疑犯有千人以上”。其中重要的有：
（一）陈仪案。陈仪是政学系的重要人物，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军政部长、福建省主席、台湾行政长官、浙江省主席等职。他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深为不满，因而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即向李济深派来的联系人表示愿做傅作义第二。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陈仪决定策动视如己出的“义子”汤恩伯起义，希望能免除苏南、上海以及浙江的战火。不想，汤恩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曾经不遗余力栽培他的“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蒋介石立即以周睿取代了陈仪浙江省主席的职务，并假惺惺地让汤恩伯转来一封慰问电：“汤司令转令洽兄，交卸后务请到溪口一谈。”陈仪不屑去见蒋介石，转赴上海，到汤恩伯处散心，随即被捕。以后，陈仪被带往台湾，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审判陈仪。6月18日凌晨1时，陈仪被秘密处决。汤恩伯闻讯，号啕大哭，遭到蒋介石的申斥，并命令不许设立牌位祭奠。
（二）“中共台湾省工委案”。1949年10月，台湾“情治”机构破获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同月31日，又破获台湾省工委、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被捕。11月5—7日，高雄市工委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等37人被捕。1950年1月，蔡孝乾本人也遭逮捕。
（三）吴石案。1950年3月1日，“国防部中将副参谋总长”吴石，受“中共台湾省工委案”牵连，被“情治”机关秘密逮捕。吴石的妻子王璧奎、联络人朱谌之、老部下聂曦上校、前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等人也因之下狱。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聂曦、陈宝仓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为强化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国民党又把大陆时期搞过的“保甲连坐”制度搬到了台湾。1950年6月13日，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规定：“（1）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2）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邻长应随时严密清查。（3）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发现匪谍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65]
和“保甲连坐”一起夹带到台湾的还有《戒严令》。1948年5月19日，国民党公布《戒严法》，以适应战争需要。8月19日，蒋介石又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兑换。12月10日，蒋介石在即将下野前夕，颁布了《全国戒严令》，规定除台湾、新疆、青海、西藏、西康五省外，其余地区一律戒严，台湾等五省军政当局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宣布戒严。1949年1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下令停止实施《全国戒严令》，但遭到各地蒋系军政要员的拒绝。赴台后，蒋介石指使陈诚发布了《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并颁行30种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在全台湾实施戒严，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戒严令》宣布实行“非常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扩大“台湾省警备司令部”的职权范围，设置山地“管制区”四种119个区城，“海防管制线”为1141公里。规定戒严时期，严禁民众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禁止张贴标语，散布“非法”言论；实行宵禁；禁止携带藏匿武器弹药，出外携带身份证，违者军法从处。对出入境实行非常管制。对新闻、出版实行检查制度，报刊不准登载未经审查的消息，违者扣发报刊直至封闭报社，交军法审判。这种戒严体制，成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和镇压台湾人民的工具。
蒋介石不仅根据《戒严令》有效地控制了台湾全岛，还实行了严厉的“党禁”。在台湾，除了国民党，就只有民社党、青年党可以合法存在。民社党的前身是张君励在1934年创立的国家社会党，1946年和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曾是民盟成员，因参加“制宪国大”而被开除出盟。青年党是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巴黎创办的一个小政党。该党信奉“国家主义”，解放战争一打响，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民、青两党到了台湾后，自家内部矛盾重重，限于瓦解的境地。但国民党对这两个曾站在同一条战壕中的小兄弟仍不放心。因此，在迁台早期，对民、青两党的发展并未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甚至还对这两个党派进行渗透、分化，造成两党内有亲国民党与反国民党的派系冲突。
另外，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集的熟悉情况的‘活字典’犯人所供述”的材料，蒋介石在台湾已经建立的“情治”机构有如下一些：（1）台南市私立国际无线电专科职业学校。由原军统黄冕任校长，于1949年下半年在台南市成立。该校设通讯、工程二系，修业期间均为六个月。（2）台湾省警察训练所——台湾省警察学校。台湾光复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派军统徐励为台湾警察训练所所长，接收日本“巡查练习所”物资器材，在台北市广州街筹备成立，该所编织庞大，分期训练大批警员。1948年间，改为台湾省警察学校，军统吴建中、胡国振、汪弼、陶一珊等先后任所长或校长。（3）台湾省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电训班。1950年夏，“保密局”指派在台湾省澎湖防卫司令部电讯特务在该司令部主办的子弟学校内创办电讯训练班，挑选由山东逃至澎湖的青年学生加以训练。至1951年初训毕两期，60多人，大部分为“保密局”吸收。
革新“军制”
蒋介石知道，重新掌握一支可靠而有战斗力的军队，是巩固他在台湾统治以及同大陆对峙的最后“血本”。
黄埔时期，蒋介石就开始抓军权。抗战结束时，蒋介石拥有了430万嫡系、非嫡系部队，其正规部队多为美械半美械装备，还接收了100万日军装备。但是，经过内战的消耗，尤其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和湘粤、广西、西南“新三大战役”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蒋介石的军队就剩下不多了。
1949年底至1950年底，先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共有60万左右。这些军队沿袭了在大陆时期的各种恶习。首先，派系林立，各树一帜，带兵的将领为照顾本部利益，往往不听指挥，不服调动。其次，军队内部贪污腐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吃空额、克扣军饷、赌博、嫖妓、殴打士兵、滥用私人等腐败现象。军队所到之处，拉、抢粮、偷鸡摸狗、污辱民女事件层出不穷。再次，由于在内战中现拉现补、立征立补，军队缺少基本的训练，战斗力极差。许多中下级军官都是老兵油子，以保住性命为第一要旨。
1949年8月，陈诚出任东南行政公署长官，下令所有从大陆撤退台湾的军队，均须放下武器，按照警备司令部的安排，在指定的地点登陆宿营，再按计划分别进驻各训练基地重新登记造册，整肃纪律，然后再发还武器，派驻防区。这次整编，先后取消了10余个民团司令部、30余个军师，裁并了7个军事单位。
1950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即肯定陈诚的整编成果，在此基础上掀起整军、建军运动：
第一，对将领进行“整肃”。退台后，蒋介石为震慑军心、稳住阵脚，从军队的高级将领开始，进行“整肃”。1950年6月，蒋介石以“通共罪”，枪决了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接着，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以“平潭战役不力”，分别判处原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73军军长李天霞有期徒刑20年。就连蒋介石的昔日爱将汤恩伯、胡宗南亦不能幸免。1949年10月17日，汤恩伯率残部退守金门。10月25日，金门战役打响，汤恩伯在战斗中要求撤退，蒋介石严令死守。不久，汤恩伯部得到从广东撤来的胡琏兵团的增援，反败为胜。10月27日，陈诚到金门视察，令胡琏取代了汤恩伯的指挥权。29日，陈诚“伴送”汤恩伯飞返台北。以后，“汤司令”基本以养病为主，不再被允许干预军事了。1950年3月，另一位军中“强人”胡宗南，从西昌逃往台湾。5月，国民党“监察院”通过弹劾案，毫不客气地给他扣上了一顶“丧师失地、贻误军国”的大帽子。直到1951年9月，胡宗南才被重新起用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化名长驻大陈岛，算是让他“戴罪立功”。1952年10月，蒋介石又根据“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宣布阎锡山、徐永昌、何键等140名年高失势的将官和一大批校官退出现役。另外，蒋介石又实施“军校教育制度”。他进而规定各级军官一律要经过军校培养和轮训，以“消除派系观念”，造就出“效忠党国”、“注重制度与法令”的各军兵种指挥人员。此外，蒋介石还在军队中建立主要军事单位主官两年任期制，适时轮调、慰留或免除其职务，以防止拥兵自重、权力膨胀。
第二，对军队实行整编。蒋介石复职后，以在大陆兵败为戒，对退到台湾的残余部队实行整编。首先，采取“精兵”政策，裁撤浮额，归并建制，退台后一年内撤销了240多个军事单位，并编列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和宪兵部队，总计兵力达50万人。其次，重整军纪，严加训练。蒋介石提出重整军纪要发扬三种精神——“合群”的精神、“服务”的精神、“牺牲”的精神，并提出要特别加强军法教育、爱护公物的教育、生活行动的教育以及卫兵教育。[66]再次，在蒋介石主控下，仿效美式建制，重建军事体制和首脑机关，以加强统一指挥。其基本框架是：“总统”掌握最高军权。“总统”之下，分设“军政系统”、“军令系统”。“军政系统”的中枢是“国防部”，辖人事、人力、物力、军法、法规、战略计划研究、军事工程等四个室、五个局、五个委员会，主管军事行政。“军令系统”的中枢是“参谋总部”，辖陆军、海军、空军、联勤、警备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防卫”司令部，主要执行“总统”的军令，指挥三军。
第三，增设“政工系统”，实行“监军制”。黄埔时期，因受苏联和中共的影响，国民党在军队中设有党组织和政工机构。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遭到清洗，军队中的政工干部随之变为负有特殊使命的“监军”。特别是在杂牌军中，政工人员几乎都是特务系统派到主官身边的眼线和钉子。1945年秋，国民党为了作出“军队国家化”的姿态，以达到诱骗共产党交枪的目的，曾一度取消军队中的党务组织，军中政工机构也改为“新闻单位”。1947年1月，国民党颁布宪法，其第138条明文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效忠国家。”这等于宣告了“以党领军”的违宪原则。由于受到“宪法”束缚，国民党派在军队中的“监军”们工作更为困难，对官兵的控制力也日益减弱。蒋介石对此感受甚深，他在主持政工干部学校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时讲：“我们革命军自从民国十三年成立以来，政工在军队里面，一直是一个基本单位和基本力量。所以政工工作如果在军队里做得好、有效力，则士气必趋旺盛，必打胜仗；否则这个军队就会慢慢变质，甚至消灭，革命就要随之遭到失败。因此，政工工作不只是一个军队的灵魂，也可以说是军队的基础。没有政工的军队，好似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只剩躯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毫无作用。”[67]
1950年2月，国民党中央置“违宪”的罪名于不顾，决定恢复军队党务，并筹议政工改制。3月1日，蒋介石“复行视事”，随即宣布成立隶属于“国防部”的“总政治作战部”，下辖人事、党务、保防等九个处、四个室、一个委员会和五个总（大）队，除执掌军队党务和政治教育外，以政治和监察为要务，“调查官兵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防止军中“叛变”行为。3月21日，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又任命他的门生易劲秋掌管人事业务。为了日后能顺利开展工作，国民党还制定了“没有政治部主任副署的部队长命令无效”制度，这使政工人员一下跃居到与军事主官平起平坐的地位。
“总政治作战部”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即批准实施了《国军政治工作纲领》，以强化其在军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针对国民党内有些持反对意见者，蒋介石发表讲话说：“要把关系革命成败，革命军的基本组织——军队党部，亦不留余地的彻底取消，这无异于数典忘祖，自毁生命，当然非招致败亡不可！”又说：“使军队党部真能成为有主义、有精神、有纪律、有生命的基本组织，切不可再如过去有名无实的军队党部，使本党本军重蹈败亡的覆辙。更要以身作则，积极推进工作，实事求是地来加强我们革命精神武装，使我们军队党部真能成为复兴民族，复兴革命，雪耻复仇的国民革命军新生的力量，来达成国民革命的第三任务。”他斥责国民党“一般将校的脑子里，就很少有三民主义的思想和三民主义的信仰的影子存在，有的都无非是一些全身家、保妻子的观念，和争功委过、升官发财的根性……结果就是上不信下，下不信上，既不信战友，且不信自己，那还有什么团结一致可言……过去我们大陆剿匪的军事失败，就是失败在这没有思想和没有信仰的上面”。
《国军政治工作纲领》规定政工人员所做的第一项任务是在全军举行宣誓仪式，要求人人誓死效忠“总统”。政工人员为了取悦蒋介石，将宣誓仪式固定为新兵入伍的必经程序。他们经常采取组织士兵写血书、纹身等野蛮方式，煽动法西斯式的仇共反共情绪。此外，还定期地组织学习会、讨论会，并举办各类“政治大考总会试”，用尽各种办法使官兵成为国民党反动理论的服膺者。
《国军政治工作纲领》规定政工机关的第二项任务是“领导军队中的党组，考核官兵思想，防止投敌逃亡”。并规定政工机关应在军内“执行保密防谍工作”。根据这两项规定，政工人员在军队中迅速建立起国民党的小组、支部和委员会，并利用“优先提拔”为诱饵，半拉半逼地动员官兵入党。据有关资料推算，国民党“改造”期间，共发展党员20万人，其中60%是在同时期开展的整军运动中发展的军人党员。同时，政工人员还搞了“奖励检举”等特务活动，挑唆军人彼此监视，互相揭发。凡散布失败言论或悲观看法、同情共产党或台湾的在野反对派、偷听大陆广播、偷阅进步刊物或在野反对派刊物、怀疑“政府”、攻击“总统”或同情“台独”主张者，都被定性为“亲共分子”和“不稳分子”。揭发检举“亲共分子”和“不稳分子”者均可获得重赏，并受到优先提拔。若有人揭发长官吃空额、喝兵血、聚众赌博、殴打士兵等，有时也能得到政工人员的支持。因为从理论上讲，此类问题皆在禁止之列，但如何处理，则结果相去甚远。一般情况下，政工人员对此类弊病，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也有与长官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
《国军政治工作纲领》规定军队政工机关的第三项任务是“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
《国军政治工作纲领》规定的第四项任务是“激发官兵战斗情绪”。为此，政工人员开展了“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赏罚公开、意见公开”的“四大公开”运动。所谓“人事公开”和“意见公开”，是为了吸引士兵关心部队建设，防止任用私人现象，培养军中民主空气。所谓“经济公开”和“赏罚公开”，则是为了配合各项措施，改善军队福利，安定军心。1950年7月，开始实施“补给到团”制度，把原来的后勤经理单位由军改为团，这就杜绝军、师两级后勤官员克扣军饷和军需品的弊端，并减少了账目往来手续，同时因为一切军需品的发放都以团一级为起点，比较容易被士兵监督。1950年7月，对军公人员实行配给生活必需品制度，以减轻通货膨胀给军人家庭带来的压力。1951年1月，又实行“补给到家”办法，由部队按时向军人家属送实物或钱款。以后，国民党又陆续颁布《军人子弟助学金制度》、《国军副食食物补给制度》，并于1956年成立“国军福利事业总管理处”。国民党还多次发动党员捐款为军人修建“军眷村”，并组织各种各样的劳军活动。所有这些，均得到政工人员的参与和协助。
第四，加强精神教育。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发表一系列演讲，以增强军队的思想武装。1949年有《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50年有《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军事机关部队建立制度改进业务之要点并说明军队科学化的重要》、《军人魂》、《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教育纲领》、《军官训练团毕业学员的任务》、《改革军需制度的起点》、《建国建军为先确立制度造成风气》、《国民革命军将士雪耻复仇之道——要实践军人读训》、《对空军官校廿八期毕业生训词》、《如何加强官兵教育》；1951年有《改进机关部队的急务和训练考核的要领》、《整肃军风纪要实行四种教育》、《军校学生求学的目的及其成功的要道》、《过去军事教育之检讨与高级班成立之目的》、《军纪之要义与功效及战争哲学的中心问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浅释》；1952年有《整军建军的根本问题及对国军军事会议各项重要的指标》、《陆军军官学校二十八周年纪念训词》。
在这些连篇累牍的讲话中，蒋介石说了些什么呢？
一是，蒋介石说：“军队战胜的基本要素”是“奉行三民主义而战”，而“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已经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一个军队没有思想的领导，没有作战的目标，一旦与敌人作战，自然如摧枯拉朽，而且数目愈庞大，失败也就愈迅速……今天我们要改造国军，要转败为胜，复兴革命，就必须加强我们主义的信仰，唤醒我们军队的灵魂，随时随地皆要体察三民主义，和实行三民主义，然后才能使得我们全军上下，万众一心，视死如归，真能为实行主义而牺牲奋斗”。二是，蒋介石说：“军队战胜的动力”是制度、组织、纪律和理论，“制度是组织的基础，而组织则为制度运用的工具，纪律是整个军队共同的生命，理论则用以加强纪律的尊严，帮助纪律的执行，这四者是构成一个健全军队缺一不可的条件”。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的军队不仅失去了主义的信仰，而且制度未立，组织薄弱，纪律废弛，理论模糊，所以缺乏战斗精神，没有战斗力量……那就完全成了乌合之众，不仅一个军一个师在战场上无法维持，就是一个连一百余人或几十人，也必将人各一心，各自为谋，甚至互相摩擦，此实无异于互相残杀，几乎等于自杀。”三是，蒋介石承认他的军队的“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候，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急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为此，蒋介石提出了“官兵一体”、“军民合一”的要求。若分分点的话，蒋介石有关加强军队思想武装的内容还可以列出许多条，这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强项，能够将在大陆军事的失败自圆其说。他自己不脸红，却将板子打在将领的屁股上。
第五，建立军校，提高官兵素质。蒋介石以办军校起家，知道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利用师生关系笼络人心，又可改变“国军的一般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状况。退台后，国民党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相继开办了“国防大学”、“三军联合参谋大学”、“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海军指挥参谋大学”、“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国防医学院”、“陆军理工学院”、“宪兵学校”以及陆、海、空三军各兵种的士官学校和专门技术学校。其中最重要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原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原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只要有可能，蒋介石总是非常乐意摆出一副领袖的样子去军校给学生做演讲或参加毕业典礼。
蒋经国紧跟其父，以青年导师自居。1950年9月，他命令王升等人草拟政工干校建校计划，随后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冈选址动工。1951年7月，学校建成招生，先后由胡伟克和王永树任校长，实权则掌握在教育长王升手中。在蒋经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还曾在校内设立“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由蒋经国亲自坐镇视事。该校学生毕业后，进入军队，与原来的军中政工人员结成一体，奉王升为龙头，以政工干校为大本营，成为蒋经国控制军队的耳目。
第六，重用日本战犯，帮助训练军队。蒋介石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曾在驻新潟县高田市的野炮兵第13师团第19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这段在异国服役的军旅生涯，使蒋介石对日本士兵的纪律和军事素养由衷地感到佩服。
1949年5月，蒋介石派曹士澄到日本，探寻有助于国民党政府的机会。曹士澄认为可以有计划地召集日本正规官兵，并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蒋介石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兴趣，他希望这个尚在计划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在办理军事训练之外，还能兼理作战计划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对于人数、兵种、兵科、学历、健康等条件都作了详细的指示。曹士澄随即带着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亲笔函飞抵日本。冈村宁次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答应帮忙。他找来原第一军司令澄田睬四郎大将、原第五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小笠原清中佐共商对策，并物色人选。经过挑选，最终组成了一个19人的军事顾问团，由前日本陆军驻广东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为团长。顾问团的每一个人都有化名，富田直亮保存原名中的亮字，以白为姓，取名“白鸿亮”。因为团长姓白，所以知情人都称呼这个顾问团为“白团”。
10月，顾问团成员在东京高轮一家小旅馆秘密签约，并听取曹士澄说明各种保密规定、行动暗号与联络方法。合同规定每人月薪3万日元，出发前还可领到安家费8万日元。11月，白鸿亮、林光（荒武国光）冒充盟军总部情报员的身份，搭乘飞机先到香港再转台湾。其余的17人也先后冒充船员，从香港绕道台湾。到达台湾后，“白团”成员被送到北投，安置在一家叫“偕行社”的日式宿舍中。每个人都拿到保安司令部为他们准备的假身份证，并且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圆山军官训练团”。
1950年秋天，美援武器逐一抵达，蒋介石急需训练大批军事骨干，以完成换装工作。于是，又请来了10名日本军官。1951年，国民党方面再次将54名日本军官偷渡到台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白团”人员在台湾以“覆面部队”的面目存在，从来不敢张扬。一直到1952年“中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他们才得到以各种名义申请的护照。如岩坪博彦（江秀坪）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研究员”的名义获准申请，大桥策郎（乔本）以“凤梨工厂顾问”的名义获准申请。
“白团”在台湾的活动受到陈诚和孙立人的强烈反对。其他国民党将领中也私下抱怨怎么可以请败军之将来训练部队呢？蒋介石听到以后很生气他说：“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同我们经过八年战争，过去他们侵略我们，做过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还要请他们来做教官，教训我们，实在使人不能悦服。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念呢？如果有，那就是一种极大的错误。”1950年6月27日，蒋介石在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再次公开为“白团”人员讲好话：“你们这次受了日本教官的训练应该要学习他们的几种精神：（1）负责的精神；（2）服从的精神；（3）服务的精神；（4）牺牲的精神；（5）创造的精神；（6）守法的精神。”[68]
白鸿亮等对蒋介石的庇护极为感激，因此尽心竭力地在战术、战略、战争动员等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强化和改良。
战术上，“白团”人员在日本典范令的基础上编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典范令”。团长白鸿亮让村中德一重点训练驻新竹湖口的第32师。第32师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以及司令部直属通讯部队、卫生部队，总人数约1万人。村中德一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准备教材、进度表，然后一步步实行。当第32师进行实战演习时，其他各部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现场观摩，以便把经验带回各个部队加以推广。
战略上，“白团”人员为蒋介石制定了先防守台湾，然后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1950年，他们协助国民党将领在台湾北、中、南部举行了三次陆海空联合演习，蒋介石每次都亲临校阅，并听取白鸿亮的讲评。在演习中，“白团”教官特别着重加强国民党军队反登陆作战能力，他们将当年日军的“岛屿守备战斗教令”译成中文后分发给士兵，使受训人员了解反登陆战的性质，树立防御作战的信心。
在战争动员方面，“白团”人员为蒋介石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体制。1951年6月21日，日本的动员专家，原第4师团动员参谋山下耕君（易作仁）抵达台湾，展开策划动员体制的工作。大桥策郎认为日本实行全国动员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但对于处于防御状态的台湾来说，这是行不通的。台湾必须要像以色列一样，24小时内彻底完成动员。大桥策郎进而提出解决的办法，即在台湾建立像日本那样的师管区、团管区，可以随时征集在乡军人，达成动员任务。经过日本教官的调教，国民党军队虽未达到24小时的动员水准，甚至离一个星期的指标也有相当的差距，但总体上确有很大起色。1952年2月2日，蒋介石兴致勃勃地对参观军事动员演习的人员发表演讲：“大家尤其注意到在演习中——亦即动员实施时，是要一个师扩充成为三个师，一个军扩充成为三个军，更要以五万人在两星期之间，扩充成为二十万人，组成一个有纪律、有战力的军队，须知这实在是最艰巨的组织工作，谈何容易！由此就可证明科学的方法的重要，亦就可知道科学的精神及其功效及价值之伟大了。”[69]
第七，依靠美国，增强武器装备。退台时，60万残余部队的武器、弹药相当缺乏，蒋介石只得乞求美国的援助。1950年5月1日，美国在台湾成立军事顾问团，其成员从最早的54名很快增加到近千名，这些顾问分配到团以上各级机构中去，负责监督美国援助台湾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使用情况，并帮助实施训练。美国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提供给国民党军队。步兵师获得美制M-14步枪、机枪、无后座力炮、吉普车、卡车和装甲运兵车，提高了部队的火力和机动力。炮兵获得75厘米和105厘米的火炮及加农炮，稍后为155厘米加农炮所取代。防空火器配备了高射炮。装甲部队获得M-41轻型战车和M-47、M-48中型战车。国民党空军原有的少数P-51型螺旋桨飞机，也很快被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过的F-86喷气机所取代。依靠美国提供的C-46和C-47型运输机，蒋介石训练和整编了伞兵部队。稍后，蒋介石又获得美式的F-100型战斗轰炸机和F-104、F-5型战斗机，以及C-119、C-123型运输机。此外，美国还和国民党当局联合创办训练基地，轮训国民党各级军官。特种部队和技术兵种的军官则被整批送往美国受训。
经过革新“军制”，国民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诸如“吃空额”、克扣军饷等恶习，开始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部队战斗力也因之得到相当提高。与此同时，蒋介石解决了在大陆时期数十年都未能解决的杂牌军问题，建立起了一支纯粹的嫡系部队，并为蒋经国在军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