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访菲律宾、韩国
为了拉拢一些东南亚反共国家，组成“反共同盟”，蒋介石急急忙忙访问了菲律宾和韩国。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带了王世杰、黄少谷，张其昀、沈昌焕等，从台北到菲律宾碧瑶，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谈，讨论组织“远东反共同盟”及一旦台湾失守在菲律宾成立流亡政府等问题。
11日，会谈结束后发表了蒋介石与季里诺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蒋介石说：
在过去二日中，余等曾就有关中、菲合作问题及有关远东国家之问题，详细讨论，彼此意见十分融洽，此余两人所深引为欣快者也。
在上项讨论之中，余等均认为中、菲两国之关系应予以加强，并应由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步骤，以加强中、菲经济互助与文化合作。
余等对于远东国家为保障其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所亟需之相互配合的发展，亦曾详细讨论。余等鉴于已往远东国家之彼此联系合作未臻密切，又鉴于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遭受共产势力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余等并认为凡准备参加远东联盟之国家，应即遣派有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本联盟之具体组织。
余等并盼望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对于本联盟之最高目的，将来亦皆能起而响应。[6]
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名义上李宗仁是总统，所以蒋介石与季里诺表态此声明时，蒋介石又加了一个所谓“附带声明”，说：他这次赴菲律宾访问“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之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于碧瑶会谈。
下一站蒋介石要访问韩国，于是在菲律宾碧瑶，又给韩国总统李承晚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在菲律宾的活动情况并征求李承晚的意见。
连日中正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晤商，彼此均认为远东国家应成立一种联盟，以增进远东国家之合作，抵抗共产势力之威胁，并认为远东国家准备参加此联盟者，其政府应于最短期内派遣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此联盟之具体组织，此项联盟将来或可逐渐使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加入，但在目前，即令仅有菲、韩及中国等三五国家亦尽可先行组成。以上意见，中正及菲律宾总统均盼阁下惠予赞同，又此事中正认为以由菲律宾总统发起为宜，尊意如何？统盼电复。[7]
8月6日，蒋介石赴韩国访问。从6日下午开始至8日上午，蒋介石同李承晚与韩国军政要员进行会谈，涉及“联盟”事宜，并于8日在韩国镇海发表联合声明。
蒋介石在声明中说：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兹特宣布吾人会谈之结果，已获得如次之协：
吾人均承认与人类自由及国独立不相容之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祗有团结始能确保，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须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
末了，蒋介石与李承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建议：“为此吾人现在敦促季里诺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8]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蒋介石在“碧瑶会谈”和“镇海会谈”中所鼓噪的“远东反共同盟”尚未展开阵脚，便偃旗息鼓了。
西南挣扎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在溪口幕后指挥最后挣扎的三盘棋：一是在京、沪、杭再拼一番，结局是惨败；二是退守西南；三是在沿海再挣扎一下。最后实在不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即彻底退到台湾。金门一仗，蒋介石总以为他是有力量作最后挣扎的。他幻想在成都平原坚守六个月，就可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持中共，从而诱出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提出的建议，即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而下令要打一个“川西会战”。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往重庆，企图变幻想为现实。事先，11日这一天，蒋介石找了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吴稚晖，谈及他赴四川的打算。吴对此“甚表赞成”，并对蒋说：“万不可使李宗仁脱卸其政治上应负之责任。”蒋经国对此评论说：“老成谋国，令人折服。”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接到阎锡山（当时任行政院院长）来函说：“渝东、黔东军事虽有布置，尚无把握，非钧座莅渝，难期挽救。”阎锡山又电告说：“今日政务委员会决议，一致请钧座早日莅渝。”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李德邻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庆，在此贵阳危急，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党国存亡系此俄顷，不问李之心理如何，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意，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至于生死存亡，尚复容计乎？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蒋介石飞重庆的前一天（13日），陈立夫（当时的立法院副院长）联合了70名“立法委员”（均系国民党员），从重庆给在台的蒋介石电陈，要蒋不要等李宗仁返渝，看样子李是不返渝了，名义是什么“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这个时候的战局，按蒋经国的说法是“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明知其挽救无望，但尽我革命职责，求其心之所安也。”
蒋介石是14日上午11时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下午4时15分到达重庆。当时重庆的景象，依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所说，“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
蒋介石是怎样在西南再挣扎一番的呢？
第一，他一到重庆，还是设法想把李宗仁叫到西南。他一面打电报给李宗仁：“迭承吾兄电嘱来渝，共扶危局，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紧，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另一面打电报给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催命驾。”结果是李宗仁根本不理蒋介石。到了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干会商，再电告白崇禧陪李宗仁来渝，结果是白崇禧来了，下午见到蒋介石时说李宗仁已于今天上午飞往香港。李是以“赴美治疗胃疾”为由，由桂林去香港的。蒋介石很生气，大骂李“置党国存在于不顾”，“实卑劣无耻极矣”。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说：“李宗仁在发表之宣言与私函中，对其职权并无交代，仅藉‘胃病复发’为由，仍以‘国家元首’名义‘出国就医’，此次陷国家行政于紊乱状态，其个人之信誉与人格，亦扫地以尽，是诚何心？”到了第二天（21日），蒋介石仍不死心，再找白崇禧，说自己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为恐李宗仁在海外丢丑，要李宗仁马上回渝，待当面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再可出国。同时，蒋介石又把话拖一个尾巴，即现在由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以符宪法规定。为表明“诚心”，蒋介石又派居觉生、朱骝先、洪兰友等人为代表，带上他写给李宗仁亲笔信，去香港劝李宗仁返渝，结果李宗仁还是“未应允”。
蒋介石为什么非要请李宗仁回渝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李宗仁患病这是事实，他的高级幕僚们也“完全同意”李宗仁的打算：
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9]
作为蒋介石，一是要找一只替罪羊，把最后的惨败局面往李的头上推，当然全推是不可能的，这是明摆着的，蒋是“祸首”；二是怕李宗仁“变心”，因为李的“三剑客”之一黄绍“早于八月十三日通电投共”；三是还想通过李去争取“美援”。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到：“李宗仁作为遏制远东共产主义的有效工具，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给予经济援助”。[10]
第二，他一到重庆，马上设法稳定云南的局势。14日当天，蒋介石重新将云南问题提出讨论，因卢汉已提出三次辞呈，准备摆脱云南省主席职务。蒋经国说：卢汉“自动休假半月，个中真相如何？可以暂且不问，但其消极态度，不免可疑可虑”。蒋介石“决定仍以全力协助，使之安心，俾免再生波折”。18日，蒋介石召见王方舟、张岳军、顾墨三商讨云南问题。这天夜里，阎锡山对蒋说及卢汉“态度突变，至为焦虑”，认为“此固在意料之中，但彼之反复无常，对之不能不有坚决之方针也”。20日，蒋介石派张岳军赴滇，“处理滇卢事”。卢汉反蒋是由来已久，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11月3日（1949）我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卢汉率云南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界民众团体在机场迎接，随即与卢汉同车赴五华山绥靖公署。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宵。卢氏对我近日来所受蒋先生的折磨十分了解，深表同情。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11]蒋介石离重庆到了成都后，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写道：12月7日，“滇卢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名义，其用心与刘、邓如出一辙”。蒋介石对策是：如果他“一旦离蓉，彼等或可联合发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继续留蓉，必使胡宗南部队部署完妥后再定行止”。同时，蒋介石同张岳军、阎锡山商量，派张岳军“飞滇晤卢，予以安抚”。结果，到了8日晚上，张岳军由昆明返回成都向蒋介石报告卢汉的动向：“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只想要钱，公义私情皆所不顾。”蒋介石还是不死心，虽然“心知（卢汉）有异”，乃召见由云南来成都的余程万、李弥、龙泽汇各军长，“训示其必须保卫云南，不能作撤退迁西之想；并切嘱卢汉坚定执行原定部置，军事中央可设法负担”。局面已无法挽救，9日张岳军再同余程万、李弥、龙泽汇一道赴昆明做卢汉的工作，结果是：“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变生肘腋”，蒋介石“最初尚可与张岳军先生通话，知其尚未与卢汉晤面，及至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能通矣”。到了10日，“晨，渝昆电讯复电，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
第三，他一到重庆，就部署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蒋经国在其《危急存亡之秋》中对此有如下记录：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抵达重庆。“国军已自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迫彭水也”，“父亲独自研究战局，拟调胡宗南部增援重庆。彭水已于夜间失守。第二军部队在芙蓉江东岸地亦被共军包围”。
同月18日，蒋介石找张岳军、顾墨三商讨“滇事与渝东作战部署”。蒋经国说他“自十五日奉命，赴前线视察战地实况于当日下午四时，在重庆海棠溪过渡，车至綦江，天色昏黑，即在驻军军部过夜。翌晨三时卅分起身，四时出发，经过南川，越过长江水坝、白马大山，于傍晚始达江口。在沿途所见自前方败退的部队，情况非常混乱，伤心之至！在江口遇见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曾将父亲希望他们固守乌江的来意相告。昨夜住宿南川。今晨五时起床，六时动身，九时到达綦江。在该地遇见罗广文军长，详谈二小时之久。下午四时返抵重庆，向父复命”。
同月25日，蒋介石在24日“曾电罗广文：‘望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不料该部已完全放弃南川，不留一兵一卒，致共军长驱直入，进迫綦江”。
同时，贵阳失守。
同月28日，“自前日午夜共军攻占綦江，罗广文只身脱逃来渝后，重庆外围危急。父亲今日对放弃重庆问题研讨甚久。如果撤退太早，则共军必可于半月内到达成都，而我之唯一主力陕南胡宗南部，本已撤至汉中以南，将无法转移于成都以西地区。如此，西南大陆将整个为共军所控制。故决定缓撤重庆守军，并在沿江设防，以确保成都。不料共军业已攻抵南温泉，重庆危在旦夕矣。午后随父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
同月29日，“我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万县有两艘军舰叛变，向长江下游下驶。重庆近郊，我军已与共军激战。正午黄桷桠方面亦已发生战斗，重庆市内，秩序异常混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共军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共军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在此兵荒马乱之时，父亲指挥若定，其安详镇静有如此者”。
同月30日，“凌晨六时，随父由白市驿机场起飞，七时到达新津，换机转飞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当父亲自白市驿起飞时，据报：‘在江口过江之共军，已迫近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白市驿机场旋即自动炸毁，免为共军利用。时尚有驱逐机四架及高级教练机六架，以气候恶劣，不能飞行，亦一并炸毁，殊可痛惜。广西之南宁亦于今日失守。”
12月1日，“重庆本日失守，对我保卫西南，确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不过，父亲个人确已做到了‘为革命而尽其在我’的责任。父亲下午约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向传义、王方舟等谈话。胡宗南长官亦自绵阳来见，详商军事部署，以汽油缺乏，运兵滞缓为难。父亲仍望其速派有力部队进驻遂宁并防守内江。此时璧山已陷，铜梁县县长闻风弃职潜逃，仅剩电话局局员对外答话；永川县长与驻军亦同伙投共。内江以东汽车停开，道路阻塞，等待过渡者形成长阵，达十余公里，拥挤不堪。此地约有六百辆汽车，等于无用，甚至将以资共，殊为可虑。地方政府无能，成都社会风气比重庆更为复杂。街头巷尾构筑无用之木栅，真是自欺欺人。”
同月4日，“下午，城内秩序渐恶，到处汽车拥挤，冷枪时发，成乐公路之夹江、峨眉附近，盗贼如毛，四出行劫，南路亦复如此。致使胡宗南部队作战调动，均发生极大困难。”
同月5日，“据报富顺为共军所陷，旋查知共军并未进城，只在泸州途中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而县长及军政人员即惊慌失措，闻风逃避，县城无人防守，遂致陷落。父亲与胡宗南长官研究作战方略，决集中二十六军于自流井与内江之线，以遏止共军向乐山方面进窜，并拟定川中此后全般部署与战斗序列。然自流井已于夜间失陷，决战方案遂失作用。内江已陷，遂宁情况不明，仅银山铺方面尚有我部队布防。”
同月7日，“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反来函称：‘王方舟主席与其为难。’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正午会报，提议设成都防卫司令部，以示作战决心”，“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队已翻越秦岭，跋涉长途，转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与敌对峙之正面转进，至一千余公里长距离之目的地，而竟能于半个月时间内，迅速完成，且主力毫无损失，亦战败中之奇迹也”。
同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为设置总指挥部，继续与共军作战”。
同月10日，“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虽然蒋经国在文中有吹捧蒋介石之言，但总体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当时蒋介石在西南挣扎及最后失败的景况。
在成都期间，蒋介石还在12月4日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将永为独立自由而战》的谈话，表示：“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誓‘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同时，他非常恼火，这次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只过了几天就自责：“这次重庆一般高级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坠落，实在使得我灰心失望。可以说我们革命军初期同生共死共患难的精神，到今天已经扫地净尽了！”
蒋介石回到台湾后，就他这次在西南的最后挣扎，于12月12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一个题为《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报告。
一开头，蒋介石就说了他为什么要赴西南：
我是在上月十四号由台北飞往重庆的。十三号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报告，知道“匪”已经占领贵阳郊外的图云关，贵阳市的国军已经撤退，贵阳的失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这时四川彭水旧城亦已撤守，川东门户洞开，重庆又受震动……川黔滇三省，可以说是一个单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军事政治如发生变化，则其他二省亦必受到连带的影响。尤其是贵阳市为重庆昆明交通的枢纽，贵阳一失……川滇两省人民，在心理上也要感受共匪的威胁。而且川滇环境特殊，政治军事情形复杂，为此大敌压境之际，内部难免不发生意外的变化，使大局限于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觉得在危急的关头，我个人应该去到西南和当地一般忠贞不二、反共到底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以期竭我心力而图补救……我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之下，去到西南，原是抱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理。
接着，蒋介石吹嘘了他这次赴西南的成绩：
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之中，由于我苦心的调度，军政干部昼夜不断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极端艰巨而且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大军的转移……胡主任现在负西南整个军政的责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领我们革命军最后一部分菁华的部队，在这一个地区上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
再接着，蒋介石就所谓“西南前线一般将领的心理精神”作了分析。他认为：“一般守土有责的高级将领，拥有比敌人优势的实力，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么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生命。”蒋介石特别点了宋希濂、罗广文的名，说“这一次西南军事的失败，宋希濂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末了，蒋介石还就西南的“战术”作了评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