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届四次“国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一般情况下，史家在描述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影响时，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从此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发现，这无疑是一种较为“乐观”的、“程式”化的评价。客观地讲，辛亥革命的意义最多不过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知识民众中散布了民主共和的概念，传统的王权思想依然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蒋介石是一个从封建伦理道德中脱胎出来的现代军阀，同样，他也靠这些所谓的纲纪维系统治。因此，在他的内心深处，传子思想之强烈，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封建君王。
退台之后，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元老重臣被排挤出局；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等自由分子被放逐下狱；陈氏兄弟和陈诚虽得保“晚节”，但原本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私人群体也随着核心的淡出或去世而纷纷作鸟兽散。与此同时，蒋经国在其父亲的刻意扶植下，权势日益膨胀。1950年3月，国民党成立“国防部政治部”，蒋经国出任主任，组建了以他为核心的“政工系”；同年，蒋经国担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以替“总统”搜集情报为名，掌握了“情治”大权；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七大”，蒋经国入围“中央委员”之列；同年，“救国团”成立，蒋经国通过李焕控制了团务工作。
当然，蒋介石对长子的“扶植”也经历了一个不小的波折。1957年，蒋经国因“涉嫌”鼓动“五·二四”反美风潮，开罪了山姆大叔，蒋介石不得不让他退居幕后，以“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的身份领导“荣民”修理地球去了。而“太子”也果然是一员“干才”，在“辅导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照样干得有声有色，负责修建了全长348公里的横贯台湾东西的公路。蒋介石对长子的“业绩”很是满意，再次策划让他重回权力中枢。1958年7月，陈诚第二次“组阁”，蒋经国果然卷土重来，出任“政务委员”。经过这一“劫难”，他锋芒毕露的个性明显有所改变，不仅在“内阁”开会时往往只听不说，而且在公开场合也很少发表意见，并有意躲避记者的采访。他还经常在日记中写下诸如“必须有自制之力”、“耐心地去等待”、“要小心翼翼地埋头工作”等词句警醒自己。他还曾对人说自己做事有三个原则：（1）不居名；（2）做没有地位的事；（3）担当不易做和别人不肯做的事。
外界舆论对“太子”韬光养晦的态度多有嘉言，殊不知“复出”后的蒋经国就拥有了已经有的与未曾有的权力。首先，他利用“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权力，不断巩固政工系统、特务系统、“救国团”系统等老阵营。其次，他又在党、政、军各部门内，采用“重人不重职，争权不争位”的策略，大量安插亲信担任副职，从而打下了雄厚的下层基础。
做好岛内的铺垫工作后，蒋经国又向素有旧怨的美国人频送秋波。1963年9月，陈诚健康每况愈下，蒋经国却接到了华盛顿的邀请。尽管这次访问对美国现行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但间接地透露出一丝“信息”：山姆大叔已有了一旦陈诚病故立即扶“太子”上马的打算。
12月4日，陈诚病情恶化，辞去“行政院长”职。蒋介石左看右看，最终选择严家淦来填补这个缺额。严家淦出生在江苏吴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专业，后来走上仕途，抗战时期担任过福建省财政厅长。他从政的最初愿望是当一个大使，以发挥英文好的优势。撤退台湾后，严家淦出任“财政部长”，竟使“中华民国政府”长达14年的财政赤字消减为零，轰动不小。不久，他又担任“台湾省主席”职，开始步入台湾政治核心。客观地说，严家淦只是个技术型官僚，并不具备政治才干。在省主席的位子上，他非但统御不了大场面，甚至在处理一般政事时也显得过分拘谨，缺乏裁断能力。据说，有一次“台西文化协会”要举行西班牙戈耶画展，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负责举办画展的范君以私人关系面见严家淦，请他拨款两三千元襄助。严家淦满口答应：“好的，好的。”并批示：“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往来多日，经两厅核议结果：“似应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支出，呈请钧裁。”范君只得再见严，严又是满口“好的、好的”，批示两厅再度核议。待经费到位，画展早已结束了。
这样一个“好好先生”为何能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呢？原因有二：（1）蒋介石经历了国民政府分崩离析、学生故旧倒戈反击之惨痛“变局”，愈发认定“中兴以人心为本”的道理。而严家淦无论在“财政部长”还是在“台湾省主席”任上，都能事必躬亲，定期向蒋介石汇报工作，这一点甚得蒋的赞许。（2）严家淦出身科班，汇报工作时思路清晰，用词简洁，这一点也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最为重要的是，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党羽，不会对下一梯队的蒋经国形成任何威胁。
严家淦
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后果然识相，提出了蒋介石“钦定”的八部二会行政处首长和政务委员名单。其中国防部部长为俞大维，副部长为蒋经国。俞大维和蒋经国是亲家，弹道专家出身，对权力较为淡泊，但对所负的国防工作却一丝不苟，显示出极为深厚的专业素养，深得蒋介石器重，因此竟以非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十年之久。蒋经国出掌“国防部”副职后，俞大维即以颈部淋巴腺肿癌病灶需时常检查为由，常年累月地休养；一年后，他又向蒋介石递交辞呈，推荐蒋经国继任。蒋介石问：“你这样看待经国，他行吗？”俞答：“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养病，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国防部的事，几乎全是经国兄在处理，不仅娴熟，而且颇见才干，他来做比我做好。”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你这样观察他，那就让他试试吧。”1965年1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太子”出任“国防部长”。至此，蒋经国彻底掌握了台湾军权。
9月，陈诚已去世半年，蒋经国打点行装，第三次上门征询山姆大叔的意见，并以未来台湾“掌舵人”的身份接受了约翰逊政府的认可和祝贺。返台后，蒋经国已成为国民党内事实上的“接班”人选。
1966年2月19日，台湾当局召开一届四次“国大”。蒋介石的意思是要借此机会“诏谕天下”以“策立王储”，故而事先设定了三个基本目标：（1）力求继续担任“总统”；（2）扩大“总统”权力，夺取“行政院”掌握的行政权和“考试院”掌握的人事权；（3）推举严家淦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以上种种，表明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为蒋经国站好最后一班岗。为了使“太子”能顺利接班，他甚至不顾“毁宪”恶名，既栽下了“余荫”又铺好了“垫脚石”，“舔犊之情”真是天日可鉴。
蒋介石想连任“总统”，这并无多大困难。因为“宪法”对于“总统”连任的限制早已解除，而且蒋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确实无人可以匹敌。但为了表示一下“童叟无欺、人人有份”的意思，蒋介石还是谦让了一番。3月7日，他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称：“这次会议，必须提名第四届总统、副总统本党候选人，在提名之前我曾经考虑到，今后六年期间，反攻复国业务，经纬万端，中正自知力绌才短，无以胜任，尤其在财政、经济方面，更非中正所长。但个人自不能置身事外，推卸责任，故自愿专心致志于反攻革命的方针与行动之指导。所以建议提名党内年高德劭、勋望素孚的同志为总统候选人，而以年事较轻、学验均优，而有专长的同志副之。使个人得以总裁身份，专力于反攻复国党务和军事的指导工作。”[1]3月12日，他又在设宴招待全体“国大代表”时说：“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我今年已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2]同时，他还要求民、青两党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民、青两党深以“伴选”为耻，为表示沉默的抗议，拒绝提出本党候选人。与此相反，国民党中央则大张旗鼓，拼命重弹“一致呼请蒋公继续领导”的老调。这样，蒋介石再次成为没有竞争对象的“总统”候选人。3月21日，他以高票当选第四任“中华民国总统”。5月20日宣誓就任第四任总统并致词，表示：我“这个不倒的老兵，只有临深履薄之惧，绝无名位毁誉之私！”[3]
尽管蒋介石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既定目标，但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国大秘书长”之争。2月5日，“国大”选举大会主席团，公布候选人名单共124名，但居然有15人当场宣布弃权。选举结果，国民党籍代表谷正纲独得100票，而张群、薛岳、何应钦等三位元老级人物的选票相加也不过101票。谷正纲高票当选，引起国民党内外种种非议。有人说，谷为人耿介正直，素有口碑；有人说，谷担任“国大秘书长”六年，与代表们厮混最熟，自然得了许多人情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甚至写了一篇短文说：他之所以投谷的票，是因为经过数十年的观察，认定谷确实是一名真正的国民党员；但也有人当场跳出来发难，指斥谷正纲以“国大代表”兼任秘书长，有营私舞弊的嫌疑，并有鼻子有眼地说：要不是他以秘书长身份掌管着5000万元（新台币）的经费，以此作为拉票工具，何以能得100票？谷正纲对此很是冷静，他主动向大会说明自己的经济状况，并表示：如“国大秘书处”确有营私舞弊之事，欢迎任何人检举揭发。接着，他又反唇相讥说：极少数代表曾对秘书处有非分之求，因遭拒绝而怀恨在心。这几句话把谷正纲的政敌气得不行，会场蹬脚跺地声、拍桌声、咆哮声响作一团。代表章正绶建议：根据《国民大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秘书长”并不限于“国大代表”，所以还是推选非“国大”代表为宜，否则容易造成秘书长一人专权舞弊。但在谷正纲的操纵下，大会并未接受章正绶的建议，到底还是蝉联了“国大”秘书长职。这样的结果使蒋介石长出了一口闷气，对他来说，国民党籍“国代”当选总要比非国民党籍的“国代”或非“国代”当选好得多。
（二）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争。争端的起源是蒋介石授意“国大代表”张知本提出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议案，这是继利用《临时条款》授予蒋介石紧急处分权和事实上的终身制后，第三次开动这架“宪法冷冻器”，以扩张“总统”的独裁权力。张的议案主要有两条：（1）授权“总统”成立“动员戡乱委员会”，以适应反共情势，完成“反共复国”历史任务案。因此要求《临时条款》增加设置“动员戡乱委员会”，决定此时期大政方针，并有处理战地政务之全权，其组织由“总统”以命令定之。（2）“动员戡乱委员会”对于中央政府机关之增减，调整编制与职权，及依法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任期届满，而现能增选或改选之地区及光复地区能举行选举时，均有办法实施之。很明显，前者实际上是同意“总统”接管原由“行政院长”掌握的行政权，后者实际上是同意“总统”接管原由“考试院”掌握的人事权。
我们知道，国民党“宪法”渊源于孙中山“五权分立”理论。1946年12月25日，该“宪法”在历经41天的争论后得以实施。1947年1月3日，《解放日报》即发表评论，说这是一部“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宪法”。[4]但如果抛开政治偏见，纯粹从史学的角度来衡量，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独裁形成掣肘。例如，它规定“总统”不能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长。从名位上讲，“总统”高于“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系由“总统”向“立法院”提名。但从职责上讲，“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不对“总统”负责而对“立法院”负责。“总统”若要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必须经“行政院院长”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付署。这就意味着“总统”对行政权的实际操纵力不如“行政院长”。同时，“宪法”还规定，“考试院”为最高考试机关，掌握考试、任用、诠叙、考绩、级俸、升迁、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这就意味着各部门的人事权是由“考试院”掌握而不在“总统”手中。
张知本的议案若得以实施，那就意味着“五权分立”理论的制衡作用将遭到肢解，所以一时间全场大哗。“国代”张一梦、杨震清、黄凤池等首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修订《临时条款》就是“毁宪”，可能引起“政潮”甚至“动摇国本”。要是“动员戡乱委员会”有权对“国府”机关进行增减、调整、编制，那又将置“五院”于何种地位？最高政权机关的权力岂不是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不久，“国代”杨扬等人也上阵指责，认为：（1）“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行宪”政体都不可与之抵触。如果设立一个所谓不受“宪法”约束的“动员戡乱委员会”，必将导致“宪法”的慢性死亡，这非但不是“修宪”，简直就是“废宪”。（2）《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于“国大”第一次临时会议，甫及一月，再次增订，国民党的颜面何在？信用何在？（3）变更“国体”是大事，岂能如此草率定夺？
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张知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蒋介石却已胸有成竹。他知道，这些大佬们并非是对“党国”命运有多少关注，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张知本议案中要求增订的第五项条文：“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人事机构及其组织。”如果这项条文得以通过，蒋介石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轻而易举地撤销他们的本兼各职，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安抚人心，蒋介石授意张知本放出风声说：本提案增列条文中所称“任期届满”之中央公职人员，并不包括“国大代表”。
“国大代表”见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从此三缄其口。但未获得“丹书铁券”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却依然不依不饶。“立法委员”莫萱元责难说：“请问‘行政院’严院长，‘宪法’与‘临时条款’按规定不得随便更改，张的提案不但非当前形势需要与官民一致愿望，且将紊乱国体，破坏历年政治上的安定局面。‘行政院长’为行政最高首脑，有盱衡‘国家’全局的责任，对此项增订临时条款设置动员戡乱机构的建议，应该向‘总统’陈述意见，并呈请‘总统’善为调处，以免将来‘行政院’遭遇绝大困难。如严院长不愿以院长身份向总统陈述此项意见，请将本人今日质询的意见转呈‘总统’参考。”严家淦表示愿意上达“天听”。
蒋介石见张知本难以说服“立、监两院”的委员，只得亲自出马，邀请王云五、于斌、陈启天、孙亚夫等人喝酒议和。宴会上，蒋介石答应对张案进行修正，主要是将“中央政府机关”改为“中央政府之行政机关及人事机关”。这样，“立、监两院”和“国大代表”均不包括在“动员戡乱委员会”可以随意罢黜之例，保住了铁饭碗。既然有得饭吃，不会“下岗”，两院的委员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反对的理由。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对张知本的提案进行修改，列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第四条和第五条：（1）“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得设戡乱委员会，决定动员戡乱有关问题之大政方针”。（2）“‘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之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行政与人事机构，并对于依法选举产生之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现能增选或补选之地区能选举时均得订颁办法实施之”。19日，该修正案获得通过，为蒋介石独裁提供了更为牢固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蒋经国栽下了一片“余荫”。
（三）“副总统”选举之争。这场闹剧的发生，与其说是党派歧见，不如说是“国代”们存心捣蛋。事情的发生还得从对创制、复决权的“解封”问题讲起。
我们知道，根据孙中山的主张，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基本权力。这四项权力，在地方由人民直接行使，在中央则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选举、罢免两权，无需多加解释。创制权指的是“国民大会”可以创建立法原则，并责成“立法院”据此制定有关法律。复决权指的是“国民大会”有权同意、修正、否决或废止“立法院”制定的各项法律。经“国民大会”复决成立的法律，“立法院”不得擅自废止。经“国民大会”修正、否决或废止的法律，“立法院”亦不得坚持。创制、复决两权的行使，体现了民意机关内部的制衡。1946年12月，国民党破坏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擅自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有鉴于此，民、青两党代表在大会上坚决反对立即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以免蒋介石操纵本党籍代表通过“立法”程序对“宪法”再动手脚。他们的意见最终被列入“宪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创制、复决两权，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要想在“全国半数之县市”行使两权已无可能。这样，创制、复决权无形中就被封存起来，开启无望。
此后，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不断提出“解封”的要求，但均被国民党中央以“拖延战术”封杀。1960年7月，国民党终于同意成立“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研究制订“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1966年2月，也就是在一届四次“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为换取“国大代表”对设立“动员戡乱委员会”的赞同，蒋介石不得不答应“解封”。因此，一届四次“国大”在增订《临时条款》时，除加入有关第四、第五条外再增列两条：（1）“动员戡乱时期，国民大会得制定办法，创制中央法律原则与复决中央法律，不受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之限制。”（2）“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
2月8日，“国民大会”临时会议通过《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明确规定了两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不料，蒋介石再次玩弄政治戏法。他虽然在形式上同意“解封”，但又没有规定实施两权的具体日期。此外，他还命令国民党籍代表禁用两权，从而使“解封”的规定自然淡化为一纸空文。
由于创制、复决两权被无限期搁置，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就弱化为每六年选一次“总统”、“副总统”的投票机器。孙中山设想的拥有常设机构、平时发挥立法功能的“有形国会”，变成了选完“总统”即告闭会的“无形国会”。为了安抚因职权萎缩而心怀不满的“国大代表”们，蒋介石根据《临时条款》中关于“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的规定，成立了“国大宪政研讨会”。这个研究机构的唯一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场所，让不甘寂寞的“国大代表”们把玩“宪法”，聊以打发岁月罢了。面对这种情况，“国代”们当然怒不可遏。选举“总统”时，他们尚不敢在老蒋头上动土，只得乖乖地投了赞成票；但在选举“副总统”时，他们终于按捺不住，猛然跳将起来，准备给当局好看。
按照“宪法”规定，“副总统”在行政事务中并无实权，但要是年届八十的蒋介石突然“中道崩殂”，那么“副总统”就会自然升为“总统”。因此，这个职务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蒋介石本人也非常清楚：如“副总统”人选不得其人，则为扩张“总统”权力而采取的种种努力，均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最简便方法莫过于推“太子”上台。蒋介石未尝没有做过这样的打算，他在3月4日举行的“国军”人事与教育会议上还煞费苦心地讲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晋国大夫祁奚告老退休，晋悼公问何人可以接替他，祁奚即推荐解狐，而解狐则为祁奚之仇，故曰‘称其雠不为谄’……及至解狐死后，悼公再命祁奚推荐继任解狐的人，祁奚这回推荐了他自己的儿子祁午之贤，故曰‘举其子不为比’。”[5]但话又说回来，父亲当“总统”，儿子当“副总统”，未免显得有些滑稽。因此，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缓一缓，先找个甘心充当屏风和花瓶的主，为“太子”看家护院。他翻检了夹袋中的一大把名单，左右思量了老半天，到底还是看中了严家淦。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隔岸观火的“国代”们手段也绝，他们在暗中秘密串联，硬是要将蒋经国推上“副总统”的宝座。此举表面上是捧蒋，实际是借打苍蝇扇人耳光，让老蒋气得骂不得。最后，蒋介石只得请“有关方面劝止”。
蒋经国既然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台湾舆论界一致认为张群、孙科、何应钦夺标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根据“宪法”对“副总统”人选“德才兼备”的要求，此三人最为符合。不料，蒋介石在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称“中兴以人才为第一”，“党要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私下里，他又假惺惺地劝说张群出来参加“副总统”竞选。张群是何等聪明的人，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选七十岁以下的人为宜。这个基调一定，79岁的张群自不必说，78岁的何应钦、76岁的孙科也全被纳入不予考虑之列。一时间，国民党内议论纷纷，说什么都有。
3月10日，按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的议程，应立即投票通过“副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方面却安静得有些反常。会议开始前不久，他又突然临时召集张群和中央常委碰头，说：“来台之初，我派陈前副总统主持省政，实行三七五减租，成为日后平均地权的关键。保持币制信用，俞鸿钧先生贡献至大，而严家淦先生当时是俞先生最得力助手。严家淦担任台湾省主席，养成守法习惯，实行地方自治，他做得很成功。过去16年，他所表现的经验、能力、智识，充分地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副总统’而不会失职。我经过再三斟酌研究，决定提名他做我的副手。”国民党中央委员们见蒋介石说了话，也不好当面反对，只得表示赞同，随即付了表决，严家淦遂以接近全票的多数通过。
严家淦虽然顺利成为国民党候选人，但在参选“副总统”时仍遇到“险情”。在“国民大会”投票之前，就有代表放出空气，要严家淦答应有关福利条件，否则将联合制造“难产”。3月22日投票时，共发出选票1417张，收回1416张，严家淦仅得782票，但总算以74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主持开票的于斌，事先受到过蒋介石托付，心中很是紧张。他翻阅了《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及开票办法》，并和属下多次就废票鉴定标准进行紧急磋商。研究的结果是：要保严家淦上马，必须放松废票鉴定标准（按规定，赞同票应在候选人名下画一个圈，但有的票却画了很多圈，这种票应被视为废票）。“国代”瞿宗涛等人对于斌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如果严家淦得票没有过半数，就应该进行第二次选举。但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蒋介石的“幽灵”始终在这次选举的背后若隐若现，所有的废票到底还是被算作赞成票计入严家淦的名下。
对于严家淦的当选，外界评论颇多。香港舆论界表现得较为乐观，认为：严家淦是“行宪以来第一位文人出身的‘副总统’，与亚洲各国和地区比较，他的当选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是台湾民主政治向前大迈一步的里程碑，也是蒋介石在廓清暮气、起用新人的大手笔下，拔擢的一名政坛彗星”。台湾岛内的喉舌，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并不敢说三道四。但人们肚里明白：（1）近600名国民党籍“国代”拒绝按照中央提名投票，反映出他们对其政治木偶生涯的厌倦已达于极点。（2）蒋介石提拔严家淦的真正用意不是要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而是要将现行的“蒋（介石）严体制”，传棒给名义上的“严蒋（经国）体制”，再过渡到实质的“蒋（经国）严体制”。
3月25日，一届四次“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到场发表演说：“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已圆满闭幕，各位同仁本于全体国民之托付，完成了巩固国权，护持法统的任务，同时还开启了自由民主与动员戡乱相需并进的宪法新页。代表同仁，在大会期间，对于一切重大议案，皆能以其复国保民之职志，聚精会神，困心衡虑，折衷至当，圆满完成任务，怀念勋劳，感佩同深！中正谨对大会致其最崇高的敬意，并为我全国同胞，申其诚挚的祝贺之忱！”他接着又话锋一转，说：“大会并增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的需要，得以运用战时紧急授权，筹策其反攻复国的大计。这正说明大会同仁对中正的笃信，亦更加重了中正的负荷……大家知道，当前局势，正是反攻行动的发轫，已不容再受局限的时期……惟此一反共革命战争，决非过去北伐、抗战等一般战役可比，而乃为史无前例、激烈悲壮之战争；且为决定我国家存亡绝续、与人民自由奴役之战争！故必须统合敌前敌后，结合海内海外，而亦必须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物质的、总体战力的全民革命，如无‘国民大会’的合法授权，一依以往平时权责，回旋肆应，实难为功。今天由于大会此一明智的决策，乃就消极地祛除了人心的疑滞，解除了政令的障碍，并积极地为反攻复国的革命战争，开拓了进用人才、增进效率，一条胜利凯旋的大道！”[6]蒋介石如此迫不及待地将刚刚增订出炉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四、第五条捧到台面上，与会的“国代”们心中不禁一懔：“老蒋是否又要借新得的法宝，唱一出‘杯酒释兵权’的老戏？”
甫及一年，“国代”们的忧虑果然都成了现实。1967年2月，蒋介石依据《临时条款》第四条的授权，颁布《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将长期以来于法无据的“国防会议”升格为“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称：“……国家安全会议，乃是在宪政体制之中所树立的战时领导机构。它既是一个决策的、指导的、考核的，同时又是综合的、协调的机构。”这样，“国家安全委员会”便成了凌驾于各行政部门之上并直接听命于“总统”的“太上内阁”。根据《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的规定：该机构由“总统”任“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院长”、“副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参谋总长”、“情治单位首长”、“国安会秘书长”以及“总统”指定的成员。其担负的职能更是无所不包，具体有：（1）关于“动员大政方针”之决定事项；（2）关于“国防”重大政策之决定事项；（3）关于“国家”建设计划纲要之决定事项；（4）关于总体作战之策定及指导事项；（5）关于“国家”总动员之决策与督导事项；（6）关于战地政务之处理事项；（7）其他有关“动员戡乱”之重要决策事项。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宪法”所规定的“行政院”的各项权力就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原来只对“立法院”负责的“行政院长”，不得不改弦易辙，转而向“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会议”汇报“施政”方针、“施政”计划、年度预算及其他重要事项，同时履行其下达的各项决议。
1967年7月，蒋介石又根据《临时条款》第五条的授权，再出“重招”，下令成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让他的娘家亲戚王正谊任“局长”，掌握“行政院”所属各单位的人事行政业务，从而使原由“考试院”掌握的人事权易手。至此，蒋介石成为拥有紧急处分权、最高行政权、人事权和任期永不受限制的“总统”，“宪法”所规定的五权分立的制衡关系，已被完全打乱，展露在“太子”面前的是一条风光无限的“康庄大道”。
连任第五任“总统”
一届四次“国大”后，忠心耿耿的严家淦就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身份，“义无返顾”地充当起蒋氏父子交接班的“缓冲装置”。作为一个技术官僚，他并无什么高明的政治手腕，但其理财的本领，却委实让人不敢小觑。基于投桃报李的心理，他将体己的本事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蒋经国。而蒋经国在领导修建横贯公路期间，已经学到了一些经济建设知识，主持“国防部”工作后，又从军需的渠道同财经界建立了联系，因此对严教师爷的“课程设置”领悟得快、消化吸收得也快。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继续当选“总裁”，其他重臣元老全部退到“中央评议委员会”养老，蒋氏父子乘机在“中央委员会”里安插了大批“太子派”和“官邸派”的心腹亲信。6月25日，“行政院”进行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蒋经国由“国防部长”升迁顶缺。与此同时，蒋经国的得力干将马黄杰、钟皎光、陈大庆也入阁分别出任“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和台湾省“主席”。6月26日，“行政院”通过决议，决定设置“财政经济金融汇报”，负责协调和领导经济规划与建设的全盘事宜，由蒋经国主其事。7月31日，“财政经济金融汇报”正式出台，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出面听取“财政部”、“经济部”、“中央银行”及有关“各部会”首长的汇报，俨然成为台湾财经的总管。
同日，严家淦辞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主任的兼职，让蒋经国接任。8月1日，蒋经国正式到“经合会”就职。“经合会”由50年代的“美援运用委员会”演变而来，是台湾经济的决策中枢。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它只是对各经济部会进行宏观指导，并无凌驾的特权。“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非但在名义上与“经合会”平起平坐，而且对“经合会”的决策也仅供参考。蒋经国接掌之后，遂决定收权，试图将“经合会”改造成为超部会的“财经小内阁”。他的策略是：赋予“经合会”“追踪考核”的大权，随时抽查各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素质及业务进展情况。其扩展后的具体职能包括：制订经济建设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追踪考核财经各部会的人员，争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人力小组规划，等等。在改造“经合会”的过程中，蒋经国结识了李国鼎、张继正、费骅、陶声洋、孙运璇等一大批财界精英，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咨询和帮助。此外，俞国华、周宏涛等“官邸派”人物，更是利用其在经济决策界的威望为小蒋鸣锣开道。这样，蒋经国在财经领域一举“登陆”成功，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为世人瞩目。至此，他的势力范围已从党、军、团、特进一步扩张到政府和经济领域，填补了权力构建中的最后一项空白。
蒋介石眼见长子在政坛日趋成熟，心里自然高兴，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并不敢过分放权。他知道，蒋经国的资历、经验，如要独当一面，还得再下一番栽培的力气。
1972年2月20日，台湾当局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讲说：
中正自许身国民革命，已六十余年；与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维护民主宪政，亦已二十有五年。顾终于世局多蹇，尚未能使中兴大业，提前完成，中正虽许国之心有余，而忝承之疚已久！务期大会另选贤能，继此职责，今后中正必始终以国民之一分子，追随诸君与“全国”国民之后，光复大陆陷溺之国土，拯救大陆待援之同胞，共同争取第三期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与成功！[7]
尽管蒋介石摆出了一副虚位让贤的姿态，但国民党内深知他脾性的人，都笑笑说：“这是不作数的。”果然，3月6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又变了口风：
全党同志们！中兴必在至危之地，开创乃在至危之时，建党复国大业，原不畏道途之多艰，而谓体认之不切，今天我们有三民主义的导引，有革命历史的鼓舞，有复兴基地的凭藉，更有着全党同志、全国军民历经考验的精诚团结。只要同志之间，以革命的情感，扶持颠危，而不以私见稍存隔阂；以革命的道义，砥砺志节，而不以忧患纷纭责难；此心不乱，此志益坚；则至危之地，就是我们动心忍性、步步求生的境遇！而至危之时，也就是我们抛天揭地、开创千载一时、丰功伟烈的胜利契机。[8]
1972年，蒋介石、严家淦当选第五任『总统』、『副总统』。
众人一听这“壮怀激烈”的言辞，立即明白蒋公到底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于是掉转风向，联合劝进。蒋介石也就再次俯顺民情，坦然接受了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次三中全会，又勉强征召中正作为第五任总统的候选人。中正以身许党，以身许国，乃国人党员之久所共知共鉴，当此国家民族危疑震撼，而大陆同胞忍死待救之时，中正自尤不容自外于国难，亦更不容自外于责任。”[9]
3月25日，一届五次“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蝉联第五任“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也再次当选为“副总统”。严氏对蒋家的恩德感激不尽，再说他也看到自己“看家护院”的责任基本完成，遂无意恋栈，坚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委送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副院长坚忍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以及折冲樽俎，肆立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不久，又有张知本、王云五等1183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蒋介石，称蒋经国“志行高洁、器识宏通、气魄雄浑、襟怀谦冲……实乃当前主持政院之唯一最佳人选”。5月17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谷正纲、倪文亚、郭澄等“常务委员”，以及张群、孙科、田炯锦等“中央评议委员”纷纷发言，称赞蒋经国是“行政院长”最佳人选。最后，中常会通过决议：一致吁请蒋介石“不以内举之微嫌，废国家兴复之至计，允即征召蒋经国同志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见一切铺垫均已做好，也就顾不得什么“内举之微嫌”，老实不客气地行文“立法院”，说：“行政院院长严家淦，退请辞职，以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爰依宪法之第五十五条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蒋介石既如此说，“立法院”哪敢说个不字，立即召集会议，破天荒的连旅港的几名委员也专程回来向蒋氏父子效忠，参加支持蒋经国的会议。
蒋介石的传子部署虽得到顺利落实，但他的身体状况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早在1969年7月间，蒋介石夫妇乘车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在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拐弯处与一名陆军师长的吉普车相撞。结果，肇事者被当局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撤职查办，但蒋介石的身体在经历此一事故后亦明显不如以前了。他曾在接见一名老将领时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10]果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71年春天，蒋介石出现便血现象。以后，经过医官的精心调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整个生理机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下去。侍从们发现，他走不了几步路就会气喘，而且呼吸时舌头外翻，口齿亦变得不甚清晰。
按照日程安排，蒋介石将于1972年5月20日宣誓就职。为了掩盖他的老迈，官邸的随员们伤透了脑筋，最后还是孔令伟小姐想出一条妙计：她指令在“总统府”大客厅里摆了一张沙发椅，让蒋介石在接受“百官”朝贺时有所倚靠，万一他体力不支摔倒，估计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危险。此外，“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他们在会场后面安放了氧气筒，已备不时之需。
5月20日，蒋介石在大批“幕后”人员的紧张环侍中发表就职演说：
中正今日再度接受全国国民之托付，国民大会之推选，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实深感于现阶段在民族大义上，正不啻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绝续——因为只有扭转了这危急存亡的时刻，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才得以绵延隆盛；在民族命运上，亦就实际是七亿同胞的同舟一命——因为只有政府与人民同心一德，奋力向前，还我河山，亿万大陆同胞复能自拔于痛苦黑狱，还我自由，然后才得以一齐在三民主义大纛之下，重享和平正义福祉。因此中正毅然决然，不顾年事之高，忧责之重，继续竭其忠贞愚虑，与叛逆“匪共”决存亡、争生死，以完成我国民革命的再北伐，中华民国的再统一，为其誓愿职志，期毋负于国夫先烈，亦以告无罪于我全体之国民。[11]
当天，整个典礼过程由台湾电视公司向全岛实况转播。说来也怪，当播出蒋介石接受群众欢呼的画面后，摄像机转向了“副总统”严家淦。此时不知是电视台出了什么故障，竟在荧幕下端播出了某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似乎是严家淦在诅咒蒋介石的话。一些有迷信思想的国民党元老认为，这句话比宣统（溥仪）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谶语还要不吉利，[12]很多人亦暗中揣测蒋介石恐怕活不过本届任期。
5月26日，“立法院”就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一事投票表决。当时，共发出选票408张，收回选票407张，其中赞成票381张，反对票13张。这是国民党“行宪”以来“立法院”对前后九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的历史上得票率最高的一次，显示出蒋经国此时在国民党内的坚实基础已无人可以企及。6月1日，蒋经国正式出任“行政院长”职，这标志着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