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赴台接收
蒋介石派陈仪赴台与后来派陈诚赴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去收复失地，后者则是准备败退台湾。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就定下“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负责办理。陈仪的年龄比蒋介石大（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资格也比蒋介石老，早年（1902）留学日本，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时，陈仪加入光复会，并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蔡锷等结识。辛亥革命期间，浙江第二任都督蒋尊簋邀请陈仪为助手，委以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此后陈仪几度仕途变迁，直至1943年调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与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调动频繁，陈仪安然处之，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稍懈。1944年二战临近尾声，中国战场转入反攻，国民政府开始准备回南京和接收台湾，内定陈仪负责收复台湾的工作，口令他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筹划接管台湾工作。有关接管人员的准备，陈仪主张“必须专业化”，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他在中央训练团设置了一个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限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经考试合格录取120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进行四个月的训练，训练期满回原机关听候召唤。陈仪自兼班主任亲自给学员讲课与交流，极为重视。1945年8月第二期尚未开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陈仪在赴台前，向蒋介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第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第三，无须在台湾驻扎重兵。这些建议均得到蒋介石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介石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1945年9月中旬，国民政府空军司令张廷孟先行飞抵台北。按照国民政府发布的“布告”，即“本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接受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三国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府即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来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海陆空军及警察，皆应静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残害民众生命财产，并负责维持治安。其行政司法官吏，交通、金融、产业、教育各机关，在本府未派员接收以前，亦应照常奉公，不得破坏毁损，舞弊营私，如敢故违，定予惩办”，开启接收事项。张廷孟飞抵台北后，主张进行调查当地实际情况。陈仪随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40余人与美方博格上校及其所属40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于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做实地调查，并通知各有关单位造报人员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10月15日，国民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报总司令部人员，由上海乘美国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于17日晚上辗转到达台北。第70军也同日到达，士兵多着草鞋，军容欠佳，这与台湾人民想象中取得抗战胜利的军队不同。第70军到达台北后，即分扎台湾各地，由于陈仪的严加督饬，军队风纪尚属良好，军民亦甚相安。陈仪尚未到达台湾，在未举行受降仪式以前，只是由原来的各单位造送应交给接收单位的公文档案、财产目录、职工名册等项。其他各城市如基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新竹、宜兰、台东、花莲港及澎湖列岛等地都是如此办理的。台湾的工矿企业遍布全境，机关、学校林立，所有这些单位均由日籍人员把持，工矿企业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技术人员中，日籍人员更占多数，当时中方没有如此多的技术人员，接替就成为一个困难问题。为了不使生产停滞，陈仪不得不采取暂缓遣送日籍技术人员回国的措施。
1904年，陈仪（前右）摄于日本东京。（其中，后右为鲁迅、后左为许寿裳、前左为邵文镕。）
蒋介石与陈仪是同乡，都曾留学日本，故蒋对陈特别器重。1945年，蒋指派陈前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图为陈仪（站在队伍最前排）准备前往会场接受投降的画面，其中次排穿黑色军服的是日本军司令安藤利吉。
10月24日，陈仪乘飞机抵达台北，先期到台人员到松山机场欢迎，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亦到机场迎接。陈仪下机后至休息室小憩片刻，随后在休息室发表就任施政方针讲话。他说：“十年前的今天，我作为福建省主席到过台湾，那次是参观台湾‘始政纪念日’四十周年的博览会。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台湾，但这次不同了，真是不同了。因为今天台湾又回归祖国了。”“本人此次非为做官而来，而是为台湾的服务而来。一方面为人民谋福利，一方面为国家求建设。”“本人做事及勖勉部属，素来奉行六大信条：一、不撒谎。二、不偷懒。三、不揩油。四、激发荣誉心。五、爱国心。六、责任心。今后仍当依此信念，努力建设新台湾，希望同胞协助！”
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同年，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将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上午九时，中方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台湾知名人士和各县市的代表按时齐集，美方的陆海空军军官以及美国经济考察团的人员也参加了受降典礼。典礼在大厅内举行，大厅正中设有大长桌，上面摆着有关受降文件。中国方面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东面，美方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西面。典礼开始时，陈仪身着军服，站在长桌后方的正中。片刻，安藤利吉率同他的幕僚长缓步走进大厅，行至陈仪桌前弯身半鞠躬。行礼完毕后，安藤利吉作立正姿势，挺胸垂手，面向陈仪。陈仪开始宣读受降书，念毕，安藤利吉提起毛笔俯身签字后仍站在原处。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一极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随即，司仪员宣告礼成，令安藤利吉退出。当时传说，日本军人曾有“焦土”阴谋，安藤利吉闻讯即召之而告诫曰：“接受投降的是我们陆大前辈陈仪长官，你们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日本军人对辈分极为重视，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大约三个月后，安藤利吉作为战犯解到东京受审。
1945年10月25日，陈仪签发《受降令》给日本军司令安藤利吉。
接着一大堆事情，待陈仪一一加以处理。当时有人把接收时的台湾比作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舰，对此陈仪说：“难为我们把舵的人，我们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他还说：“台湾人民忍受了50年含垢受辱的生活，才光复，我们忍心破坏台湾吗？”
陈仪从入台接收到“二·二八”事件仅一年又几个月时间（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3月），做了大量的事情。
第一桩事，在台湾实行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做了许多急办的经济事情。一是，当时台湾收复后，虽然物价上涨，但整体上却比大陆稳定，原因是台湾当时有一套互为配合的经济政策，公署掌握有生产、贸易、金融、运输等实际力量。举凡工资、利率的限制，汇率的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管制，都能相互配合。陈仪一接手，马上采取急需办理的措施，即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侨日俘，在三个月内，除少数日侨外，均遣送完毕；统一接收和处理日产，陈仪是鉴于大陆接收日产的混乱，特规定由公署统一接收，中央各部、院、会派赴台湾接收人员不得单独进行接收，有些日本在台湾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不能半途而废，如高雄港在当时已做了四分之三，需要继续建设；原殖民地的金融机构继续营业，台湾银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
二是，陈仪又马上实行事业公营与公地放租两项政策，并实施经济统制，以免大陆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关于“事业公营”，陈仪认为：“台湾70%的生产企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50年的遗产，是台湾人民的血汗建成的，今天接收回来，应是人民所有，成为人民的企业，不能落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时接收的775个日籍资本控制的企业，出售376个，改组为公营的399个。这些公营企业又分为“国营”、“国省合营”、“省营”和“县市营”四种。按照产业划分，有关石油、铝、钢铁等22个企业划归“国营”，有关电力、配料、造船、机械、糖业、水银等43个企业划归“国省合营”，有关矿山、农林、航运、保险、金融以及土木建筑等306个企业划归“省营”，9个企业划归“县市营”。此外，还有19个企业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直接经营。陈仪发展公营企业还有一个目的，是以其所得的利润，供作财政开支，替代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关于“公地放租”，是陈仪主张面对接收日人公私土地17.5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3%），除政府机关实验示范外，其余的实行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以本省公有耕地，放租现耕农民，辅导组设合作农场，由分耕分营，逐步进展到合耕合营，以改善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目标；进而，以公有耕地设立的合作农场为中心，辅导邻近农民，将私有土地普遍组织合作农场，着眼扩大合作范围，利用高技术，以改善经营制度，并健全加工运销组织；再进而，完成全省普遍合作农场的组织，从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着眼，发挥高度合作精神，充分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建立共有共享的农村社会。
三是，在货币流通上，原拟行使中央银行在上海印制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后考虑到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当时大陆法币恶性膨胀影响台湾经济，决定不使用原拟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而继续使用“台湾银行券”，订定“台湾银行券”与法币的相互汇率，管制台湾与大陆自由通汇，“四行”不在台湾设分行，到1946年5月台湾银行接收组接收了台湾银行，9月发行台币，仍保持人民手里的一点币值。
四是，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这项制度在清朝刘铭传手里创立，日本统治时期加以扩充，陈仪接收后报请中央继续试行：对进出口物资有所限制，不必要的物资不让进口，出口产品也不能让私商个人随便运出，以便使台湾有限的出口产品换成迫切需要的进口物资，如以糖、煤换取肥料、布匹等，以此来掌握物资、平抑物价、协助生产、充裕财政；接收日本“重要物资营团”，改组为贸易局。这样就使台湾的全省财政收入确保了四分之一。陈仪在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措施，遭到省内外许多人的反对：有的反对他公地放租，说日本在台湾占有的大片土地，都是从台湾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光复后应归还的土地都在政府手里，这种官僚资本要反对；有的反对专卖贸易政策，说这是与民争利；有的省外资本家反对台湾经济、金融特殊化，说是对他们在台湾活动形成障碍；也有的说公署集中立法、行政、司法，是搞独裁统治，等等。陈仪因此说：“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如可立足五年，余相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于雄辩矣。”他举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向文彦博说，你们士大夫都说王安石变法不好，但是百姓都说好。文彦博答道，陛下为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为百姓治天下，神宗即默然无语。”
第二桩事，促进台湾的国语教育。陈仪有一番十分精辟的话：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本，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传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编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的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其实这工作，并不怎样困难，假如约集通英、德、法、日各种文字的同仁二十位，每人日译二千字，一日可共译四万字，一月可译百余万字，一年可译千余万字，五年可译五千余万字，我的所谓名著五百部的志愿，就可达到。其实这一笔费用，转诸军事费、一般行政费，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为了右面的五种工作，我设想设一编译馆。台湾总督府规模宏大，惜大半被毁于空袭，为留纪念计，拟以三年功夫，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台湾省文化馆，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而编译馆亦在其内，含为五馆。该馆直隶长官。教育处旧有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可并入。编制预算，俟兄到后再定。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化五年功夫来完成。
这一番越读越有意义的话出自陈仪在1946年5月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当时是邀请这位教育家来台主持其事。许在6月18日就离京赴沪，25日自沪飞台，27日就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在台北南海街原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挂牌办公，10日长官公署派令（署人字第4623号）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许马上召开新闻记者会，讲述《编译馆的旨趣和工作》，发表《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台湾省编译事业的拓荒工作》等文，以扩大影响。后因陈仪离职而中断了编译馆的计划，许寿裳也离岗先去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惨死于台北寓所。而陈仪此举意义极大，它是对日本“皇民化”的一项清除工作的开始，是对日后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播与发扬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的拓展。陈仪还对原台湾大学加以充实，设置了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他常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
第三桩事，在用人上，陈仪有一些合理的做法。接收后的一大块事是需要有人办理的。陈仪对原来认识的一些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都一一加以重用，如黄朝琴、游弥坚、李万居、宋斐如、谢东闵、刘启光、苏绍文、林忠等。陈仪到台后，立即通知各处处长迅速物色本省人担任副处长及各层的副职，使他们熟悉政务。台训班的台籍学员也被派往其他省任更高的职务。还有，省训团大量招训本省青年，轮训当地现职公务人员，同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构，使本省中上层人士对台湾省政务得以抒发意见。对“异党活动分子”，陈仪是主张放宽政治尺度，决不随便捕人，尤其对本省籍人士更应该开明一些。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告知陈仪的，得以幸免。对青年人，陈仪更是真心诚意的爱护，如当时南京军委会以蒋介石的名义发下极密的快邮代电，说澎湖县教育科长是共产党员，应予法办，陈仪设法要下属一面调动此人工作，一面代陈仪拟一复电说“澎湖教育科长查非其人”。更长远一些，陈仪嘱下草拟《三年自治计划》，打算在1950年实行县、市长和省长民选。计划草成后，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时，本省参议员林献堂、黄国书等闻讯，认为三年时间太长，希望立即实行。陈仪坦率地对他们说，想把台湾的事办好，我内心的着急决不在大家之下，从过去看现在，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即使通力合作，积极努力，也是够紧的了，等到将来回忆今日，决不会嫌太长的。
陈仪对台湾所做的事情，如李敖于40多年后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评议说：“陈仪有恩于台湾。”
蒋介石有感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恢复与发展，在1946年10月“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带着宋美龄，第一次登岛看台湾。他是万万想不到三年后就败退台湾了，此时他的新内战刚刚开局，陈诚还夸海口说“三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说：
今天欣逢台湾光复一周年，中正特来参加这一次庆祝大会，与我相别五十年的台省同胞，同聚一堂，共同庆祝光复，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愿以偿，实在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光荣的一天。我们台湾省自甲午年四月十七日由昏庸的清廷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后，沦于敌手竟达五十一年之久，在这惨痛的五十一年之中，台湾全省同胞，固然身受日人的压迫，备尝政治上经济上各种虐待不平等的痛苦；我们全国同胞更是时刻关怀这座横遭劫夺的宝岛，以及岛上强被割离的同胞们。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不本着国父的遗教，努力奋斗，决心湔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举国一致，发动神圣壮烈的对日抗战，于是光复台湾更成为我们革命同志积极争取的目标，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曾经明白地宣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乃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究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绝对不让我们的台湾永久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之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阴谋，以解放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对我个人以及一般同志所训示的。总理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使台湾的同胞在政治经济上能够恢复平等自由，使台湾同胞能恢复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我们以全国人民的决心和毅力，忍受着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牺牲，对暴日进行坚韧英勇的抗战；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我亲赴开罗与英美领袖举行三国会议，决定日本“历由中国所夺取之土地，如台湾、澎湖群岛及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至是我们失了五十年的台湾已经确定了为我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了。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事总崩溃，宣告无条件地向我们联合国投降，我国即按预定计划进行接收失土的工作，并得我们盟友美国热心的协助，使一切复员工作都能顺利的完成，而沦陷五十一年的台湾省也就正式归还我国的版图了。
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参加『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陈仪（右）随侍一旁。
蒋介石向台北市民讲话。
蒋介石又回顾了“自从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反抗满清，恢复台湾以后，连续的就有唐景松、刘永福、丘逢甲等领导台民抗暴日，都是惊天地而动鬼神的光荣悲壮的史实。而在日人占领时期，本省同胞的抗日运动亦复相继不息，如林大北事件、简大狮事件，都是爱国的革命精神的表现”。对台湾光复后的一年，蒋介石表示：“我依据各方的报告，深知沦陷期间本省同胞所受长期的痛苦，更知作战时期本省同胞亦遭受了不少损失破坏；而光复以后，又因战时破坏的缘故，在复兴建设的工作上，又遇着不少的困难与阻碍”，“凡是合理而有利于台湾复兴建设的事情，中央政府不断的在督促指示长官公署，积极推进”，“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的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省份”。10月27日，蒋介石在观看了台湾接收后各方面恢复的情况后又发表了简短的《巡视台湾发表观感》，认为“此次来台，得见全省复员工作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尤其交通与水电事业皆已恢复到战前标准，因此一般经济事业都能迅速恢复，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至以为慰……台湾的教育已经普及，社会组织亦颇健全，今后的工作，应提高人民的文化与生活水准，尤其要发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使全省同胞人人知道团结与合作的重要，并具有自尊自重的品德，来共同努力建设台湾为中国的模范省”。此后每年，蒋介石都发表“光复台湾”周年纪念，直1974年发表《台湾省光复二十九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在这一叠“台湾光复”周年纪念书告中，蒋介石的基本调子依然不变：第一，他回顾清廷甲午割让给日本，国土沦丧，台湾同胞受难；第二，国父倡导国民革命，“恢复台湾，振兴中华”；第三，“经十四年的持久抗战，牺牲奋斗，百折不挠，才赢得胜利”，台湾同胞重归祖国的怀抱；第四，随着岁月变迁，蒋介石将“光复”同1949年以后败退台湾要“光复大陆”挂起钩来。从1946年的第一次“光复”书告，到1974年的第二十九次“光复”书告，蒋介石始终将台湾作为一个“省”来纪念。
“二·二八”事件
遗憾的是，台湾“光复”后的各项事业正在展开时，却被不久后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引入了另外一番议论——“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
所谓“二·二八”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1947年2月28日在台北街头发生的一起纯属“民运”的事件。“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台北专卖局缉私人员协同警察干涉违反专卖制度的小贩后，双方发生争执，缉私人员欲把这些人带回局里，而围观看热闹的人都抱不平，群起攻击，缉私人员竟然开枪射杀一人，并乘人群混乱的刹那逃逸。当时有人呼喊围攻专卖局，一呼百应，人群如潮水一般奔赴专卖局，途中焚毁机关汽车一辆。后又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陈仪。在台北，陈仪为表示他的文治作风，从长官公署的门前直到他的三楼办公室均不设置武装警卫，只设便衣卫士。民众欲夺门而入，公署便衣卫士阻止无效，遂开枪并闭门，结果又死一人。
“二·二八”事件从肇始发展成起义，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武装的暴行，根本因素是蒋介石的遥控，而陈仪一直是力主政治解决的。事发后的3月4日，陈仪接见人民请愿团体，听取了请愿代表提出的恤死扶伤、依法惩凶、取消专卖制度、给台湾人民重要职务的要求。当时，他就与高等法院院长杨鹏说：“本省人提出了许多要求，我认为可行的，已电告蒋先生。”并与杨鹏讨论了提前实施省、县、市长民选的法律根据等问题。次日，陈仪即发表广播讲话，答应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台湾现行的行政长官制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均由民选产生。3月6日，当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辑出兵镇压民变之后，陈仪又明确指示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着自电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尽管如此，陈仪的实际处境还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起义民众因陈仪无力满足要求，声势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台湾的军、警、特根本不听他的。宪兵团团长张慕陶以为，事态已演变到“叛国夺权阶段”，陈仪“犹粉饰太平”，公开表示不满。早在赴台任职时，陈仪就认为台湾不需要驻扎重兵，要求将驻台第70军撤回大陆。台湾光复周年纪念时，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台北，蒋介石问陈仪是否要派军队增防，陈仪回答：“台湾治安以现有军警已足够维持，不必再派军队了。”“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只是要求派整编第21师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警报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芳面见陈仪急切要求动武，陈仪鉴于事态严重，不能自专，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及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阅后久久不说一句话，只指示秘书将电文送交柯远芳。就是这份令谕，才导致了军队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3月16日，蒋介石指责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骄粉饰是尚，逼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谓太息痛恨也”。可是，当白崇禧率部赴台镇压时，蒋介石又假意面嘱曰：“公洽人是极好的，办事认真，忠诚勤劳，此次事变，或许是出于操之过急。”当白崇禧将话转告陈仪时，陈仪苦笑一声，顿有一种被人玩于股掌之间的耻辱感。
关于“二·二八”事件，留下一大批档案资料，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就有一个专题，即“台湾光复情况与二·二八事件”，其中“二·二八”事件有近250页的27份档案资料。陈仪对“二·二八”事件有四次广播词（3月1日、3月2日、3月6日和3月10日）、两次“告民众书”（3月10日、3月26日）和一次“告驻台官员书”（3月16日）。在一次广播中，陈仪说道：
台北市在前天晚上二十七号夜里，因查缉私烟误伤了人命。这件事我已经处置了，缉私烟误伤人命的人，已交法院严格讯办，处以适当的罪刑。一个被打伤的女人，伤势并不重，但我已经为她诊疗，并给以安慰的钱。一个因伤死亡的人，我已经很厚的抚恤他了。这件事的处理，我想你们应可满意的。昨天发生暴动的情形，人员有被打死的，房屋和物件有被烧毁的，损失很大。这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政府为保护人民，维护秩序，不得不施行戒严。今天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等，请求我解除戒严。你们要晓得，戒严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有了暴动的原因，才有戒严的结果，如果暴动不再发生，戒严自无必要。参议员们的要求非常恳切，我已答应他们，自今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不过解除戒严以后，必须维持地方秩序，社会安宁。集会游行，暂时停止。罢工、罢课、罢市、殴人及其他妨碍公安的举动，不准发生。至于昨天参加暴动而逮捕的人，我晓得其中亦有胁从的，随声附和的。参议员们请求释放，我亦答应他们，但这批人里面，难免其中没有很坏的人，释放时，邻里长须负责具保。还有一件事情，即是参议员们愿派代表与政府合组委员会，来处理这次暴动的事情，我也答应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告诉委员会转达给我。我知道大多数的台湾同胞，是守法而安分的，希望你们今后要信任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自发的维持治安，严守秩序，恢复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这是属于本省同胞的名誉，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切实实行。
接着陈仪的广播与书告，均为事态进一步发展而所作的解释与许诺。3月10日，蒋介石在中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了“报告词”。“报告词”中说：
此次台湾不幸事件之起因，各报都已刊载，不为详述。缘自去年收复台湾以后，中央以台湾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规军队驻扎，地方治安，悉由宪警维持。一年来台湾农工商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与拥护中央精诚之表示，其爱国自爱之精神，实不亚于任何省份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人，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宪政即将实施，而且台湾行政本应早复常规，故凡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应有之权限，中央尽可授予地方提前实施。陈长官秉承中央指示，已公开宣布定期改设省政府，取消长官公署，并允于一定期限内，实施县长民选，全台同胞，对此皆表示欢迎，极愿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取缔台湾警备司令部，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空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而且昨日又有袭击机关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据报所派部队，昨日又在基隆安全登陆，秩序亦佳，深信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并将派遣大员赴台，协助陈长官处理事件。本人并已严电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务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始能无负于全国同胞五十年来为光复台湾而忍痛牺牲，艰苦奋斗。
3月17至28日，白崇禧对台湾省“二·二八”惨案广播词及训词有七份（3月17日对全省广播词、20日对台北市各机关人员训词、22日在台中对全省同胞广播词、26日对本省高山同胞广播词、27日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训词、同一天对全国广播词、28日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白崇禧此次是奉蒋介石令率部队赴台处理的，白在广播词中一开头就说“本席奉蒋主席的命令，宣慰台湾，除对此次遇难同胞，代表宣慰外，并对‘二·二八’事件权宜处理”。3月24日，陈仪又专门给张群、陈布雷一份电文，说及“此事‘元首’蒸（十）日在纪念周中，已有定评。其原因，实有台人受日本奴化太深，思想中毒，平时御用绅士未受惩治，报纸恶性诋毁未予严格取缔。弟失之甚宽，致启狡谋”。陈仪还详尽地叙述了此次事件的情况。就是那个许多文字提及的“一个被打伤的女人”即林江迈也有一份“口供”材料。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揭露陈仪行为的，如说陈仪是“台湾的土皇帝”，“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是军阀余孽，孙传芳的走狗，国民革命的敌人，法西斯的迷信者，典型的亲日派，无耻的官僚”；更有甚者，在1947年4月1日打着“台湾旅宁沪七团体”的名义，“控诉陈仪在二二八后不顾中央威信大举屠杀五万以上无辜民众”。
关于“二·二八”事件，时至今日，仍是一个尚未了结的历史“案”。已经到21世纪的头十年了，2010年2月28日，台湾的马英九还是在上午去台南“二·二八”纪念公园主持纪念仪式，向当年受难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他是代表国民党，也代表台湾当局去“道歉”的。马英九称台湾是民主社会，只要民意代表及媒体持续监督政府，相信“二·二八”事件一定不会再发生。他希望“二·二八”事件成为推动台湾进步的力量。而绿营还步步紧逼。蔡英文（民进党的头头）针对台高中拟增“中国史”一事，表示：“二·二八”事件至今仍留下两道伤口，一是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二是没有看到统治者的反省，甚至还意图隐瞒、扭曲这段历史。蔡英文还说，二次政党轮替后，看不到国民党的反省，甚至加强其威权性，还想加重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史比重，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正重复“二·二八”当时的失败统治。
怎么来评论“二·二八”事件呢？“二·二八”事件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制约，真相难明。很显然，蒋介石在讲话中就涉及什么“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乱，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同样的，中共将此次事件定为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的事件，并列于“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样一来，就将此事件中的“台独”思潮与活动给忽视了。此后，此事件就成为岛内“台民与外省人”、“族群”乃至“蓝绿”的争斗工具，也成为解决两岸问题的一项思想负担，成为台湾情结的一个砝码。当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及“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即陈仪）疏忽无智所致也”，“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动地区已经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正忙着部署陕北、山东等地战事，并未太过关注台湾，而是与胡宗南联系密切，且认为“剿讨延安时机已熟，不能再缓”。直至事件发生一周后才发觉问题严重，尤其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蒋介石在3月6日日记中自承“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并批评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3月7日，蒋介石续批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同时作出派兵平乱的决定，日记写道：“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次日，他召见了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对台湾注意的各点及方针。3月9日，二十一师基隆上岸，蒋介石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在日记上记载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善后工作“惟有怀柔以稳”。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第三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同时他在弭平“二·二八”事件后总结，“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从蒋介石日记可以明了，“二·二八”事件是历史大环境造成，事件起因复杂，开端是因取缔私烟的手法不当，其后更涉及本省及外省群众文化冲突，语言隔阂、民变反抗，致使国民党采取强势镇压手段，不讨论日本统治50年对台湾的影响、中国大陆发展的状况及陈仪的政策。而“台独”分子却将“二·二八”事件采取政治操作、指鹿为马，用简化、呆板的推论，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作为理论基础。关于陈仪的责任，李敖在《将军坟》一文中说了一番很中肯的话：“陈仪有恩于台湾，但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这是不对的。”关于“二·二八”死亡人数，说是有数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一个“民运”事件，竟然被杀害的有数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事件中少有的。把死亡数字说得越大，就会闹得越凶，相当一段时间，民进党把它作为一个铁证，来痛斥国民党，把账挂到蒋介石的头上，甚至挂到“大陆”、“外省人”的头上，以此来结下这个“省籍”的案，来增添“台独”的砝码。（笔者最近有幸几次访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教授胡佛，他还提供了书面的文字，我们觉得是可信的。）胡佛教授认为：“‘二·二八’发生后，蒋介石曾派当时国防部长白崇禧和闽浙台监察委员（后曾任考试院长）杨亮功来台进行调查，事后皆有书面报告，对‘二·二八’死亡人数有清楚记载。白崇禧来台安抚民众情绪，从南到北拜访许多绅士，查问整个‘二·二八’的情形，包括死亡数字。”胡佛指出：“白在报告里头有提到这数字的问题，每个地区死多少、外省人死多少、台湾人死多少，都有统计，并报到中央，所以官方有数字。根据白崇禧的报告，‘二·二八’死亡总计一千八百六十人，包含军警与台籍人士。还有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是杨亮功的报告，他与何汉文联名提交的《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与《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中提到：军警死伤比台湾人严重，外省人死五十七人、伤一千三百六十四人、失踪十人；本省人暴徒被击毙四十三人、俘获八十五人、自新者三千零二十三人。”胡佛还指出：“杨是正直的读书人，其对‘二·二八’及死伤情形的报告应可信。”胡佛综合白、杨等第一手报告发现，台湾一般说“二·二八”死伤好几万，“绝对没那么多，这是完全夸大！”
陈仪被执行枪决前。
事后，陈仪引咎辞职，由魏道明接任台湾省主席，各厅厅长则由台湾人接任。陈仪免职后闲居上海，读到地下刊物《文萃》上登载的《台湾真相》一文，无限感慨地对友人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涂抹。”到了1948年3月，蒋介石面对时局，再三斟酌，还是用“家长制”的办法，起用“党国元老”，让老资格去看家为好，起用陈仪为浙江省主席。尽管陈仪再三恳辞，蒋介石执意，宋美龄、陈立夫一旁好言好语相劝，宋美龄说：“万望公洽先生看在老朋友分上，助一臂之力，共渡难关。”最后陈仪受命于再度主浙。后来陈仪起用原来的学生汤恩伯，最终被汤出卖而被蒋介石杀害，那是后来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不过陈仪被害后，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为解脱‘二·二八’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泄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