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眼中的良侣
大陆时期，蒋介石位居要职，玩弄权谋的时候多，显示人性的机会少。退居台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依然生活在无尽的紧张和忧虑之中。但，随着台海局势的逐步稳定，尤其是在蒋经国能够独当一面之后，蒋介石开始有较多的时间享受常人的生活。其作为“人”的一面，日益凸现在他的亲人、部下面前。
最能够体会到蒋介石这种变化的，当然是他的夫人宋美龄。
据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回忆说：
（每天）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黑，老先生已经起身，黑暗中，老先生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脚，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老夫人是个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老先生起床时刻，老夫人其实才入睡不到二三个钟头，长年以来，他们在形式上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然而，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态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73]
这一点，也能从士林官邸的正餐内容上表现出来。大体而言，蒋介石不是一个喜爱大吃大喝的人，而是喜欢精致的江浙小菜，例如水煮芋头、酱菜、小黄瓜等，芝麻酱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调味品。但为了照顾宋美龄的口味，厨师通常是以中式和西式菜交替呈进。宋美龄为了保持身材苗条，会吃一些生菜沙拉，蒋介石就故作不解地开玩笑：“你真是前世羊投胎的，怎么这么爱吃草呢？”这时，宋美龄也会毫不示弱地说：“你把咸笋沾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的呢？”
蒋介石和宋美龄（1959）
蒋介石和宋美龄（1962）
到了傍晚四点多钟，如果宋美龄也有兴趣，蒋介石就会和她联袂搭乘座车，到台北近郊的一些地方兜兜风。回到官邸，宋美龄通常在晚饭后，通过以前美军御用单位“励志社”的电影股长袁道生去调片子。蒋介石为了照顾夫人的情绪，也往往会在房中静坐和祈祷之后，下楼来作陪。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蒋介石还经常拉上宋美龄到台湾的各个偏远山区游历。当时，由于行车用的公路还不发达，所以他们保留了在重庆时代组建的轿夫班。基本上，官邸轿子在形制上和中国西南地区使用的“滑竿”相同，但由于配备了藤椅和折叠式遮篷，所以乘坐时更为舒服可靠。为了保证蒋氏夫妇安全，这些轿夫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一般情况下，由两个轿夫前后抬杠，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位轿夫扶持，以防止出现倾倒或意外情事的发生。
从这里可以想见，当宋美龄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意境中，体验着夫君给予的种种关爱时，还有一大批官邸的服务人员不知为他们流下了多少辛劳的汗水。
儿子眼中的慈父
除了夫人，蒋介石对他的孩子们也是百般呵护。
早在蒋氏兄弟童年时代，蒋介石对他们就课读甚严，尤其是对蒋经国。1922年3月3日，蒋介石回信中说：“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了，精神天天好起来，旧病也已经好了。但是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烦。我近来天天骑马，而且骑得很高兴。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必定给你买一匹小马，教你骑马，我自己买一匹大马，同你骑了游行就是了。你今年不晓得有否读书？你如其能写字的时候，还要你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或者我的心里可以快活一些。”[74]五天以后，他又给蒋经国去信说：“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日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图画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不晓得你快活吗？”[75]从以上两通信函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的分明是一位慈父眷眷的心。
及长，蒋氏兄弟又被父亲先后送到国外深造。
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以后又被特选至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将蒋经国发配至农村劳动。蒋介石对长子的安危十分挂怀，屡次派驻苏“大使”蒋廷黻探察，均无消息。1935年底，莫斯科给蒋经国出了一个题目：“中国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你对中国政局怎么看，对蒋介石如何评价？”蒋经国连夜写出《给母亲的信》，第二年初，在《真理报》上全文刊载。他在文章中说：“母亲！你记得否，谁打了你，谁抓了你的头发，把你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至亲的孝悌与礼仪。”他在文章中还说：“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高尔察克、德基宁乌克兰的覆辙。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蒋介石围剿中国苏维埃的滔天罪行必须清算。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这封信为《纽约时报》转载，蒋介石喜怒参半，原来经国还活着。但是，当来年蒋经国携妻抱子回到国内时，蒋介石对儿子的种种不满，统统化为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可怜天下父母心。
蒋纬国的遭遇要比他的兄长幸运得多。1936年，蒋介石派朱家骅将他送到德国慕尼黑军校学习。后来战事吃紧，蒋纬国被编入冯·莱谢劳将军指挥的第九十八山地兵团，参与了对奥地利的进攻。在血腥的厮杀中，蒋纬国从一个二等兵很快升至班长、排长和教导连连长。但是，蒋介石害怕在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中失去他的爱子，遂写信给希特勒，请求准许蒋纬国提前结束在德国的学业，返回祖国。
撤退台湾后，蒋介石对两个儿子，尤其是对蒋经国更是极尽栽培之能事。蒋经国在《父亲九十诞辰纪念文》中写道：
回忆过去每次来金（门），常于清晨在此小亭侍坐，父亲总要和我细谈革命往事，并且示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尤其当天色将曙的一刻，黎明将启，黑暗渐消，这时旭日冉冉破黑暗而出，光华初现，照彻清空，彩华辐射于天际。父亲说：日将出而未出，光和云一时俱渺，但日光乍现，云霞片片，光芒互映，气象万千，不可名状，而形象祥和，这就是慈云。此时父亲例作早课前的散步，父子且常吟诵唐诗，或朗读朱子中庸章句序。此情此景，历历如绘。
自从我服务社会以来，年龄渐长，随侍父亲的时间较久，认识父亲的思想、精神、德业和襟怀也益深，自愧不能仰学于万一，但在有知之年，我就一直在父亲的慈爱、教诲、督责之中，父亲于我可以说是领袖、是慈父、是严师。[76]
临近迟暮，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颇有心得，并将它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此时，蒋经国已在党政军界站稳脚跟，自然蒋介石也就不必要再给他讲什么革命往事。在这个时期内，蒋介石主要是向他的爱子灌输儒家特别是从孟子到程朱阳明“穷理明德、集义养气”的精义。而在蒋经国的心目中，父亲对他学识、品德之教诲裁成，或深夜庭训、或书牍诲勉、或公中督考、或默化潜移，一言一行，莫不寓有深意，也莫不为之箴规，慈训法言。留在蒋经国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随侍他父亲到慈恩塔祖母王太夫人像前行礼。日间父子泛舟湖上，夜间静数钟声。蒋介石便在这一时的闲暇中对蒋经国说，《大学》一书不仅是“初学入德之门”，是一种方法论，而且是一种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大学问，所以“教人治人的人，无论就知识范围的教育方法，或就道德范围的政治哲学来说，都不可不懂这大学之道”。而《中庸》这本书阐发的道理，可说是一种本体论。《大学》与《中庸》两者要融会贯通，因为这两本书“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参证，不仅是心物并重内外一贯，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备的教本”。
1968年4月14日，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一封信中仍不忘谆谆教诲说：
经儿：明日为你五十晋九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在一处相祝，时同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为无极之说近似也。故我国古先圣哲，对宇宙之理，早已发明于先矣。今日又重阅《宋元学案》一书，此为我国儒学正传，余早岁曾用心穷究，以其书之内容太繁，恐妨碍公务，故未令你研阅。今观正中书局印行本之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十五则约二十五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但此书仅供中国哲学研究，存心养性，尽性知命之用，虽于格致治平有益，但究不如实用科学之急要耳。总之，此书为程朱陆王二派对理学异同之研究，最为扼要，其实皆不出于孔孟以万物一体之仁而已。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至于朱晦庵则尚程明道与程伊川二程之穷理致知之说，则象山认为支离错综，更使学者入于迷妄而难解。但究其二者结果，均不外穷理以尽性。惜乎其只能尽人之性，而皆不重尽物之性，如其当时以讲求尽人之性者，并研究其尽物之性，则我国五百年前，已能发明今日之科学，则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77]
基督眼中的信徒
谁都知晓，蒋介石信奉基督教是受其夫人宋美龄影响的。
宋美龄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其父宋嘉树原是美国派驻中国的牧师，对神学有着相当的研究。其母倪桂珍出身于中国最古老的基督教家庭，而且是明朝徐光启的后裔。在父母亲的熏陶下，宋美龄对基督教极感兴趣。在宋嘉树的苦心安排下，宋美龄10岁那年赴美国教会学校求学，成了佐治亚州卫斯理女子学院的一名高材生。毕业返国后，她因家庭的显赫担任了电影检查局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职务，并成为上海社交界的一颗明星。而蒋介石却恰恰相反，他自幼受其母王采玉教诲，信奉佛教。但是，他为了让宋太夫人答应其与美龄的婚事，也就顾不得母亲的教诲，答应甘愿当一名基督徒。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便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不久，蒋介石接受洗礼。据江牧师回忆说：
民国十七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设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事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全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节所罕见，因是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遂被邀请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此举是在十七年秋间。在基督恩惠所被之下，他以后的功名事业遂洋溢于全世界。
在这里，江牧师是在吹牛抑或是在卖弄野狐禅。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所著的《西安半月记》中，确乎将他的上帝着实感激了一番：“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
撤退台湾后，蒋介石对基督教的灵修生活，更是从未间断过：每天起床后，他便和宋美龄一起祈祷默念，洗漱后再读《圣经》，念几首赞美诗，每当念到耶稣时，他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鞠一躬。晚上10时做祷告后，沐浴就寝。
在众多的宗教书籍中，他最喜欢读《荒漠甘泉》。自1944年7月起直到病逝前，蒋介石每天坚持诵读此书。因为嫌原译本不够通顺达意，他遂命王家棫先生重译，经审查后，列为“革命精神”的修养读物。以后，蒋介石为他的宗教观解释说：“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也无论你对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
为了礼拜方便，蒋氏夫妇还在台北士林官邸设立了礼拜堂。凯歌堂的牧师周联华是蒋介石的同乡，有好事者问周联华，你在凯歌堂讲道，怕不怕“总统”。周联华答称：“我对‘总统’的第一印象，是他老人家的鼻子以上，其眼睛部分是有父亲的威严，但他老人家鼻子以下，却如母亲一般的慈祥。我在凯歌堂讲道好多年，从没有害怕过。与其说是我没有害怕，倒不如说‘总统’没有使我害怕，我是像其他教会一样的讲道。”周联华的说法的确难避拍马之嫌，有人说周联华是“教棍”，此说虽尖刻，但切中要害。
但话又说回来，大概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蒋介石对周联华还是很给面子的。据说孔祥熙在台湾的梨山修建了一所教堂，破土动工那一天，蒋介石、宋美龄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全到了，由牧师周联华负责在梨山筹备破土动工典礼。当时梨山还很荒僻，找不到人来帮忙，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找当地的山胞。山胞对唱歌是充满天才的，周就请梨山教会的牧师临时帮忙组织一个唱诗班。唱诗班组成后却提出一个条件说：“我们可以为你们唱诗，你可不可以请‘总统’讲道？”这下子可难倒了周联华，他说：“你们来唱歌已经很光荣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请他老人家为你们讲道。”没有想到在典礼快要结束、祝福之前时，蒋介石竟走到山胞面前开始讲道、训话和鼓励。对此，神父称蒋介石是他一生中所遇见过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
我们知道，对于宗教的信仰，往往是出于对命运的无从把握。蒋介石是强人，同样也是个常人，他应也有忧虑、恐惧、悲伤的困扰。而一个人越近于晚年，在许多地方就会显得更为孤寂无助。蒋介石信基督，并非在于教义本身，实在不过是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罢了。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中说：“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
侍卫眼中的老兵
蒋介石早年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曾在日军野炮部队服过役，因此养成了有规律、爱整洁的军人脾性。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一天的工作、生活就非常有规律。据《蒋总统行谊》称：“（蒋）每天6时起床，决不晚起，起床后静坐片刻，做健身运动约数分钟，即开始工作。他首先检查昨日所做的工作是否完毕，一面计划今天要做的事。待计划择定后，就开始补写前一天晚上没有写完的日记，写罢就读书。要是在战时，即与前方将领通电话，听取情况，并指示机宜。读完书即开始办事，此时所办之事大都是重要的计划方案或紧急重要文稿、手令等。8时左右开始进早餐，饭后入书室阅览当天报纸所载重要消息，接着续办紧急公事。9时离官邸赴办公室处理政要。平时都在此时接见重要宾客或有紧要事件请示的各级首脑。10时左右会客，会客后或出席会议或向部下训话，批阅公文，到12时左右才回官邸。有时在回官邸车中也翻阅公文或考虑政务、翻阅报纸等。12时30分进午餐，此时多边吃边看电文。如果发给前线将领电，都是他亲拟稿交发，以免经过参谋长拟签呈核判行校对等手续耽误时间。饭后小睡约半小时或静坐休息。下午3时起又开始看公文，研究各方面送来的电报，闲时则看书报。4时起又开始会客，此时所见多为普通客人，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三四十人，每人谈话时间，以三五分钟为限，故会谈内容极简单扼要，如客人少公文不多，便在五六时许，偕夫人到郊外散步，借以考察民情与市政建设、军风纪等。傍晚7时30分左右进晚餐，饭后大都在8时以后与中央各部会首脑会商军政大计，或请专家研究问题。谈毕又批阅公文或看书阅报，补写日记。睡觉时间大抵10时到11时左右，睡觉前考虑次日应做的工作，兼做健身运动。如遇战事紧张，即使在深夜亦常用电话或电报指示前方军机，翌日仍准时起床。”
撤退台湾后，蒋介石的生活规律依然如一口可靠的老钟，纹丝不乱。
每天早上，他都准时起床，在贴身副官的服侍下先行盥洗。据他的侍卫官翁元回忆说：“老先生不愧是个军人，他做任何事情，乃至晨起盥洗，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从老先生打开洗手间电灯，到他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们都训练到可以算出他这一连串动作，需要多少时间。在他盥洗的时候，照例我们是不发一言，完全在他身后随侍而已。但是，我站在他身后，看他盥洗这么多年，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似乎都已熟悉到可以在脑海里面反复重演的地步。就以他拧毛巾的方法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方法，他一定是以交叉搞拧的方式，把毛巾的水分拧转到几乎最干的程度，再一寸寸细心地擦拭他的脸孔。他是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大概是从他日本当兵时代，就已经养成的习惯。”
盥洗后，蒋介石就开始在阳台上做柔软体操、唱圣诗。约20分钟后，他再回房里静坐祈祷。在做静坐的时候，他总是用毯子遮住膝盖，然后点眼药水，一边还用手轻轻按摩，这个过程大约持续40分钟。而后，蒋介石开始一天的早课，主要是写日记和看报。9时左右，蒋氏夫妇共进早餐，并总是由一位口齿清楚的武官为他们朗读重要新闻。
9时30分，蒋介石驱车前往“总统府”办公。下班后，即回官邸吃饭，饭后小睡半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不等。午休后，蒋介石习惯出去散散步，然后回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接着又开始办公。他所谓的办公，不过是看看报，顶多再处理几件紧要的公文。如果有重要的来访者，他也趁下午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见客时，他大多由秘书陪同，有时也亲自记录一些要点。至4时30分，蒋介石会带一随从出去散步。散步到兴奋时，他就边走边唱旧时军歌以及《反共复国歌》等，有时也养花、种草、逗狗、投食喂养等。最有趣的是，他给每条鱼都取了一个名字，投食时，俨然就像司令官在检阅他的军队。散步半小时后，蒋介石返回办公室喝茶，喝茶毕再继续办公。
7时，士林官邸开晚饭。《蒋总统行谊》的作者吴一舟说：蒋“总统”在食的方面，“中晚两餐只有两三样小菜，平时在家宴客，总是很普通的四菜一汤，并不备酒。他每餐一小碗饭。招待外宾、记者或侨胞，通常都用简单的茶点，很少举行盛大的宴会”。吴并称蒋吃一小碗饭是在日本军训时养成的。此外，吴一舟还谈到：“蒋‘总统’每日用餐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摄取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无缘，连茶也不喝，经常饮白水。”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也认为：“蒋公平素生活上的享受，和苦行僧、清教徒无异。”
晚饭后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专人在旁边为他解说，他最喜欢看的是台湾自己拍的电影，因为当时台湾的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对蒋介石歌“功”颂“德”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宋美龄往往为了看一部片子废寝忘食，然蒋介石在这方面很有节制。每天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一定叫停，做下记号，明日再看。
10时左右，他准时入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泉水。洗毕后写日记，数十年间毫无间断。蒋自己称：“几十年来，我每日必有日课，每日必有日记，虽在造穴颠沛之中，也没有一日间断。我在阅读某一种书籍时，没有终卷以前，绝不旁骛其他书籍。”日记写毕后息灯就寝。
除了生活有规律外，蒋介石也极爱整洁。他的侍卫官说：“老先生不但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习惯的人，他的卫生习惯也和他受的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就拿他盥洗用的毛巾来说，都是定做的，每次定个二十到三十打，由工厂送到官邸，老先生喜欢的毛巾是纯白色的，为了区分为洗脸和洗澡二种，印蓝色线条的是洗脸和擦手用的，印红色线条的则是洗澡专用，老先生决不会搞混。”对于衣着方面，台湾舆论说蒋介石不大讲究，但亦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接见外宾或遇有重大活动时总爱穿军服或礼服，平时在家总喜欢穿中山服或长袍大褂。也有舆论说，蒋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6—7年以上。他在重庆的一件旧黑披风，虽领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照旧穿用。平时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穿，不忍扔掉。
通过以上事实的描写，一位倔强而固执的老兵形象就浮现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蒋介石这些近乎呆板的生活习性呢？作者认为：其一当然是由于多年戎马倥偬养成的习惯；其二则是由于当他的绝大多数欲望在权力上得到体现后，生活上的奢侈享受自然就弱化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层面。
飞来横祸
就在蒋介石准备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是1969年7月间，蒋氏夫妇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夏，结果在仰德大道和一辆军车相撞。蒋介石在撞击的一刹那，身体前倾，胸部受到剧烈震荡。事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恶化。为此，8月26日，蒋介石还发布了《手谕三军‘杜绝车祸’的指示》，提出：“今后关于车祸案件，中央应由交通部负其全责，省、市有关机构与警务处、警备总部皆受其全权指挥与责罚，并限令在三个月内杜绝车祸，如有不遵守法令再生车祸，则一律严处。”[78]可见，蒋介石是气极了。
祸不单行，1971年11月，蒋介石到高雄澄清湖巡游。有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如厕，于是依照惯例，叫当天值班的正班贴身副官随侍一旁。蒋介石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觉得肛门不适，就叫那名姓钱的副官为他填塞甘油球。结果，钱副官将两个甘油球塞到了肛门旁的肌肉里，顿时喋血满地。医官赶到现场时，发现肌肉已经被甘油侵蚀，并开始出现溃烂的现象。翌日急电“荣总”，直肠外科主任杜圣楷亲自为蒋介石诊治，总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工作，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次意外，再次使蒋介石的身体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宋美龄不止一次地责骂肇事者说：“就是你这个钱副官，老先生的身体就是给你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
不久，蒋介石又因为摄护腺开刀的后遗症而出现血尿。这位85岁的老人，顿时错愕惊疑、方寸大乱。尽管医生解释说这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但蒋介石仍是沮丧失志，连散步都没了精神。每当侍卫们接了尿样送去化验时，他的脸庞上总是浮现出惊恐的神情，以前那个威仪棣棣的统治强人，如今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满是焦虑、恐慌和对生命的了无信心，不知道未来又会发生什么更可怖的事情。由于过度的紧张，蒋介石整个身体机能随之垮了下来。此后，他就经常罹患感冒，而且出现了呼吸不顺、口齿不清的诸多症状。医官检查的结论是：血管硬化，肺部缺氧。
蒋介石对自己身体的江河日下，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向邓述微医官征询意见。邓医官告诉他这是正常现象，没有关系。邓述微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因为肌体的老化是任何人力都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想开点外还有什么法子？
但蒋家的其他成员们却不这么看。1972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的次月，士林官邸的医官特别为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心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便当面告诉了蒋介石，希望蒋能好好调养，否则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危险。
7月前后，蒋介石的饮食发生困难，往往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会全部吐出来，这些都是心脏病发作的前兆。医官们此时更加肯定蒋介石的病况已呈一触即发的态势，于是一方面留意观察，另一方面急派卢光舜医官去美国，邀请权威专家余南庚博士回台会诊。
不料，卢光舜前脚刚走，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7月22日中午，蒋介石在用膳时发生呕吐。接着，他就喊气闷。医生得知了这个情况，立刻想把他移到卧榻上休息。但，就在副官准备前往搀扶的时候，他突然昏厥了过去。那天当班的医官，本来要连夜把蒋介石送到“荣总”第六病房，然而又怕在运送过程中出现意外。所以，斟酌了老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在中兴宾馆成立了一个急救站，“荣总”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硬是要将蒋介石这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生命，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说，宋美龄在失望伤心之余，已经为蒋介石做好了办后事的准备，甚至连如何移灵都作了交代和演练。
7月27日，余南庚赶回台湾，并统筹策划接下来的一切医疗计划。经过几天的悉心照料，他认为蒋介石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故建议转到“荣总”继续治疗。8月5日的深夜，医务人员像做贼一样将蒋介石运往“荣总”第六病房。因为当局认为，如果蒋介石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外泄，难免被人利用来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在余南庚的领导下，“荣总”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共有11名医官参与其事。通常情况下，许多罹患冠状动脉病变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况，最初的两个星期，通常是最关键性的，假如熬不过，就只有准备后事了。但在医疗小组的精心治疗下，蒋介石竟然在床上昏迷了半年之久而没有出现垂危的迹象，这在病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个案。
回光返照
1973年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及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让人不敢置信的是，蒋介石在苏醒以后，除了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记忆力竟然毫不受到昏迷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后，医官便允许他可以在第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宋美龄为了给他解闷，又找电影股的人弄来最新档期的拷贝，就在第六病房放映。可是，蒋介石往往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
在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的传说。为了辟谣，宋美龄和官邸人士想尽了各种办法，向外界“证明”蒋介石依然活得好好的。这种“出场秀”前后共有四次：
第一次在媒体前曝光，是在1973年7月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举行婚礼的时候。当时，他还在“荣总”调养，尚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未能前去观礼。于是，孝勇夫妇便在仪式后前往医院，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蒋介石奉茶。宋美龄乘机对外发表新闻，证明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
第二次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下，前往“荣总”会客室晋见“总裁”。当时，蒋介石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结果，侍卫官只好用透明胶布将蒋介石萎缩的右手手腕“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第三次曝光，是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蒋介石还好好地活在人间。那张照片显示，蒋介石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蒋介石的手腕上，短短停留了几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1975年初，美国“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国，提出了晋见蒋介石的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接见。因为，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为了让蒋介石接见马康卫的整个过程显得“自然”而“逼真”，士林官邸费尽了心思。不料，宋美龄临阵变卦，她没有要求官方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认为只要她自己陪伴蒋介石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宋美龄的决断让医疗小组的医官吓破了胆，但他们对夫人的意见又不便公开反对。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蒋介石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里迎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密处严阵以待。在整个会见过程中，蒋介石的表情有一点僵化，偶尔讲几句话，接着就大口大口喘气。幸好有宋美龄在一旁协助，总算适时地掩饰了蒋介石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蒋介石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蒋介石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就会造成致命的政治后果。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党政大局，就算蒋介石去世，也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
风雨中的宁静
1974年，蒋介石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效果却十分有限。
1974年11月23日，宋美龄对漫长的医院病房生活已忍无可忍，借过圣诞节之名，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但是，宋美龄想不到，这是她和她的Daring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1975年3月，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来为蒋介石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好起来。可是，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89岁，照临床经验，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戒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不料，宋美龄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王师揆事后告诉同仁说：“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事实上，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他们从蒋介石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的后遗症果然如医疗小组预料的那样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摄氏37度多，上升到摄氏41度。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慑的现象发生了：蒋介石开始大量尿血。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不得不为他输了250毫升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但是，这一通折腾后，蒋介石心脏停跳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其间隔也越来越近。一位医官无奈地告诉侍卫官说：“蒋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1975年4月4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父亲，告诉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百岁冥诞，下午则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去看看。
下午，蒋介石好像预感到什么，心情十分烦躁。他不停地要求起床又很快躺下，躺下了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忙劝慰他要多休息，不要乱折腾。蒋介石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
晚上，蒋经国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共进晚餐。饭毕，他照例去向父亲请安，然后在他房内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让父亲早点休息。走出房门之前，他还吩咐医官给父亲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不过是以一些维他命药丸让蒋介石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官把药丸给蒋介石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时。8时点55分左右，当班的护士和副官李振民突然发现蒋介石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于是立即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慌忙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连续做了几次电击，但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时，医疗小组知道要救活蒋介石已是不可能的事情，遂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突然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赶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情知不祥，等他回到父亲身边时，只看到蒋介石在一床被单下静静地躺着。他再也不可能向钟爱着的长子交代什么遗言了。
晚年蒋介石
不久，严家淦等军政要人也先后赶到。等来宾瞻仰完遗容以后，侍卫们便将蒋介石的遗体搬上“荣总”的救护车，移灵别处。此时，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因为移灵不能受天气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只能在滂沱大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车队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似地停了，当时就有人说：“大概是老先生升天的缘故吧。”
蒋介石的遗体先放在台北的“国文纪念馆”，供台湾民众“瞻仰”。据说每天有几十万人去“瞻仰致敬”，“很多人热泪夺眶而出，不肯揩去，匍匐灵前，痛哭失声；更有不少老年人伤心昏厥，被救护员抬送离开”。1975年4月16日，举行“奉厝典礼”，美国派副总统洛克菲勒，韩国派总理金钟泌，日本去了好几个政界要人（佐藤荣作、岸信介、滩尾弘吉），据说有23个国家的代表到台湾去为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方面留下来的最后一位几大巨头之一送行。典礼完毕，将蒋介石的遗体施行防腐处理之后，暂时移往台北南方的60公里外的慈湖停放。有人说慈湖很像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退台后曾在这里“驻节”过，蒋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将这个地方叫做“慈湖”，并设了一处行馆。行馆的正厅安放蒋介石的黑色大理石棺廓，相仿保存着蒋介石寝室的原状，在侧面的茶几上留有用红铅笔在便条纸上行书的几个字——“能屈能伸”，意思是说：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能屈，以待未来伸展。
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的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开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做“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做封建帝王。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一种彷徨无上、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台湾在岛内举办空前的“国葬”。继任“总统”严家淦马上就组成了21名人员的“治丧委员会”，他们是：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茱、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全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黑纱；（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仰凭吊。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亲穿衣服，按照乡例，给蒋介石穿上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胸前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佩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移灵时，由蒋经国在蒋介石的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闽率各县市长跪在蒋介石灵前泣悼。灵车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2000多人执绋，为蒋介石送行。在灵车前往慈湖的途中，国民党当局组织数以万计的民众“迎灵”。灵车缓缓行进，到达慈湖“总统行馆”，从此灵柩安厝于此。蒋介石在台湾病危之际，曾经吩咐日后希望“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亦即安葬在南京孙中山墓附近。正因为这样，他在台湾只能“安厝”而已。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至诚之厚望。”
事先，3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份《遗嘱》。他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困余之不起，而忧思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正中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决不中止！矢励矢勇，毋怠勿忽。
关于“遗嘱”一事，据另外史料，从蒋介石医疗报告中得知，1975年4月5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的，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记下任何书面遗嘱。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4月6日凌晨，蒋介石已逝世近三个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了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秦孝仪4月6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蒋介石文书待从秦孝仪（左）与本书作者杨树标合影（2001）
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4月6日清晨撰写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去近三个小时以后的事了。1975年10月31日，在蒋经国下令编辑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进行了完整的交代。有人认为，真正算得上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1972年7月他的右手肌肉萎缩之前，在“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挣扎着写下的一幅毛笔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病中随笔》
蒋经国在1975年11月28日写了这样一番话：“月之二十日，夜宿慈湖守灵，寒风吹树，空山竟夜有声，思视斗室，益增哀怛。坐起整理先君手墨，续病中随笔十五则，一以坚忍自强独立奋斗而言，而领袖之精神志事，已略于此十数则中仰见一斑。党政军同僚同志于领袖或夙承提命，或长在追随，思慕之诚，久而弥切。经国敢将此十五则恭辑付梓分赠，盖取共尊遗训省察之义，从知领袖之精神志事，我等实未尝一日去心而积极贯彻实践者也。”[79]蒋介石的《病中随笔》有如下十五条：
一、从战争中获得试炼，从战斗中获得信心和力量，使我们不仅足以战败敌人，且得胜而有余。
二、今日战争精神力量胜过物质力量，只要精神力量强大，任何武器皆不足畏。
三、精神力量系于观念与信心。人人当一无虑念，靠正义和真理而获得喜乐。
四、经国告美议员，我与“匪”决无和谈之可能，否则等于自杀等语，其意与我完全相同也。
五、“共匪”之惯技乃是欺诈虚伪、言而无信，是以虚声恫吓、威胁利诱、买空卖空、巧言令色，无所不用其极。
六、经儿在日记中说“成败之分，在于丝毫之间”。此言亦我平时经验，实获我心也。我又告之曰“存亡之分，由于一念之间也”。
七、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而专看外人之颜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
八、昔在大陆以依赖外援而沦陷，今日在台已不需经援而图强，于是经济反得自立自足。今日基地已有自保自强之道，而乐观奋斗之心理，亦由是建立。
九、吾人能以同心一德、团结一致为志，生死相从，成败誓共，则今日处境虽险，然有此基地，复国大业必可完成。
十、只要吾人保有今日基地，实行三民主义，则天时地利人和皆在吾人之一方。如此“共匪”虽猖狂，其败可立而待，而我之忍辱负重决不枉费。
十一、无论国家前途安危成败如何，只要依照主义与公理，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做去，最后未有不成功者也。
十二、国际间变化不测，万事不可预料，但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
十三、久病不痊，只有持志养气，不急不躁，休养医疗。近因病痛，已无消遣之物（观电影），但心理不惑而自有乐趣。
十四、我之所以至尚生存于世者，乃欲雪耻报国仇也。人定胜天之理，只要人能依照真理，自强不息，必能有成也。
十五、凡事求安于心而无愧怍则得矣。[80]
从《病中随笔》可见，蒋介石依然怀揣着“复国”梦，他觉得台湾这块“基地”现在搞得不错；似乎他也知道这是个梦，所以“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实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蒋介石是带着这个梦离开人间，离开台湾这个“基地”的。这位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革过清王朝的命，革过北洋军阀的命，中国人民起来又革了他的命，最后按照他的逻辑说法——丢掉了大陆。他内心世界是痛苦的。听台湾的朋友说，据闻常常听到在阳明山脚士林官邸蒋介石的住处传出蒋介石的长叹之声。这一声长叹，很响，很单调，也很刺耳。他叹什么呢？叹他一生如此结局，叹他丢掉了大陆偏安一隅，叹他无法变“梦”为现实？这一声长叹也许是一个谜，既易解又不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