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陆”政策的提出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平生第一次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当时，国民党在大陆虽然尚未完全失败，而实际上已彻底失败，不过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撤退到台湾。蒋介石不愿面对失败的现实，遂以下野之身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发表了《本党革命的经过与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么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一定就可以消灭‘共匪’。”在讲话的末尾，蒋介石还提出了三句口号，为“三年期成”的美梦大吹法螺：“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灭‘共匪’，完成革命！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他最后总结说：“目前是我们革命事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我们革命党员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大家记取历史的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1]在这番话里，虽然尚无“反攻大陆”的直接用语，因为“大陆”尚未完全失败，但在蒋介石的心里，当然也在其言论里已经有这个“反攻大陆”的意思。随着整个军事形势与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的节节败退，这个“反攻大陆”的政策也日渐明朗化。
蒋介石在东南区军事会议上的话音刚落，各地败报便接踵传来。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8月17日，福州解放。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9月19日，董其武在包头宣布起义。9月23日，银川解放。9月25日，陶峙岳在迪化宣布起义。10月14日，广州解放。12月13日，心烦意乱的蒋介石被迫宣布国民政府“迁都”台北。不久，重庆解放，宋希濂在峨边被俘。次年3月27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西昌解放的消息。至此，大西南160万平方公里疆域全部解放，120万国民党军队大部溃散或被俘获，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反共基地也不复存在了。同样，“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口号也失去了其凭借的依据。
1950年3月13日，惊魂未定的蒋介石为收拾人心，在革命实践研究所发表了名为《复职的目的与使命》的演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的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战局变化大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陷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沼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一千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但是大家如果能够依照我今天在上面的指示，彻底扫除过去失败的原因，真正做到协同一致团结奋斗，一方面加强内部防谍保密的工作，一方面展开匪区的情报活动，那我们报国的目的仍然很快就可以实现。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最后，蒋介石又老方一帖，诌了六句口号与他的“同志们”共勉：“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2]
3月15日，也就是蒋介石提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台湾方面对这则评论惊恐万状，“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3]23日，国民党中常会被迫对国民党员离台实行管制。4月14日，台湾“行政院”又颁布《限制发给出国护照办法》，禁止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严格管理官员的公出离境。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历时一年多建立的立体防线在一天内便被尽数摧毁。30日，海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损失3万余人，其余数万残兵仓皇逃回台湾。蒋介石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被迫收缩战线，将盘踞舟山群岛的10余万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退至台湾。5月18日，舟山群岛获得解放。此时，解放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了30个军用机场，400余架战机随即进驻沿海各地。人民海军也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起航出击。5月16日，蒋介石发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为部下壮胆。他先将一系列的溃败粉饰成有计划的“转进”：“中正复职之初，国家正在存亡危急的时候，为了要恢复中华民国拯救大陆上水深火热的全体同胞，故对于军国大事，不能不确定一个根本大计，来讨论我们讨共复国的使命。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这样我们国家就无复兴的希望，而全国人民亦无翻身自由，重见光明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担负复国救民责任的政府，决不忍出此的。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地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第一步计划完全实现了。”接着，蒋介石又吹嘘道：“现在兵力集中以后，当然台湾的兵力更加充足了，台湾的防卫亦更加强固了，对于‘共匪’进攻台湾的军事冒险，我们已有将他彻底歼灭的把握，使之片甲不返。总结一句话，今后台湾之地必可立于不败之地。我想你们至此必要问我，究竟你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大陆，来救你们同胞？我可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4]
在书告中，蒋介石将“反攻”成功的期限延长了两年。对于他来说，这实在是情不得已的下策。既定方针的变动，对提高国民党的士气不仅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使人们对国民党上层的决策充满了疑虑和不安。
根据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确定的期限，“反攻”最迟不得超过1951年5月。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电示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我沿海驻军随即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对重点地区和岛屿的防守。台湾当局眼见着沾不了半点便宜，被迫停止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避免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压迫台湾当局承诺不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海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蒋介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明定“反攻”时间表，无异于自取其辱。于是，他悄悄放下鼓吹的法螺，转而加紧设计“反攻”方案，做些纸上谈兵的文章。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1月，台湾“总统府”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设立“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陈诚任主任委员。25日，蒋介石亲临致词：“今天是‘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我们对于光复大陆的设计研究工作，今天就是一个开始的日子。本人今天来参加大会，因为本人也是委员的一分子，很愿意和各位同仁共同一致的进行光复大陆的设计研究工作。本会的成立，就是明白的告诉大陆上的同胞们，我们正在同心一德，研究如何打倒‘共匪’的各种暴行，解除大陆人民的痛苦，并为他们复仇雪恨，争取真正的自由。”接着，蒋介石又对该会的工作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本会现在有七个小组，性质都很重要。我们在各方面都要研究，所以小组的构成分子都要健全。尤其是在光复大陆以后，在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希望参加本会的各位同仁都能针对着大陆上‘共匪’五年来的倒行逆施，根据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全部国父遗教，一致而彻底的重新研拟合理的方案。现在‘共匪’对于大陆上的文化与社会正在做着彻底的破坏工作，将来我们光复大陆之后，面对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存续问题，就是我们‘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最大的工作和最重要的任务……第二，我们光复大陆，第一步先要巩固台湾。我们虽然渴望着光复大陆，但是我们也要顾到自己的根本。大家要知道，要恢复台湾必须特别注意巩固台湾，也只有在巩固台湾的前提之下，光复大陆才会容易。所以本人今天贡献的第二个意见，就是我们一方面要设计光复大陆，一方面要不忘巩固台湾。这是多年来我全国军民所奉行的最高国策，今后依然是本会的工作重心。”[5]
蒋介石在世时，“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从1956年开始，至1974年，蒋介石每年都给“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一个书面致词，话不长，也基本上是老调，不过将所谓“光复大陆”的方案数量告诉大家：1957年“已完成二百七十七案之多”；1959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自在第六次会议上致词，说“三民主义的思想教育”是“设计光复大陆的基本课题”、“独一无二的方向舵”；1960年“研拟方案三百八十余件”；1961年“完成方案四百四十余件”；1962年“研拟方案五百余件”；1963年没有增加；1964年“拟就方案六百余件”；1965年“拟就方案达六百九十余件”；1966年“研拟方案达七百五十余件”；1967年“研拟各项方案达八百三十余件”；1968年“研拟完成各类方案九百七十二件”；1970年只是笼统地说“不断研拟有关反攻复国方案，备见贤劳，弥是欣慰”；1971年“完成各种方案一千数百余件”；1972年只是虚晃一枪，说“研拟完成方案多种，足资政府施政之参采”；1973年，蒋介石在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致词，说“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二十年来，研拟完成有关建国复国之方案，数逾千件，此皆同仁竭智尽虑所贡献之成果，良用佩慰”；最后一次书面致词是1974年12月23日，蒋介石说“‘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迄今，已届二十周年，各同仁精研熟虑，竭智抒忠，献替良多，殊甚佩慰……吾人今日推行民生与国防合一之建设，不特在于促进复兴基地之繁荣与进步，尤在于加速反攻复国行动之准备，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工作之检讨策进，更倍形重要”[6]。可以说，蒋介石对“光复大陆”是至死不忘，每一年每一次致词都有针对大陆形势的变化而作的站在他的立场上的分析、攻击和煽动。在逝世前一年，也就是1974年，蒋介石还是叫嚷着“加速反攻复国行动之准备”，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讥。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设计出这么多“反攻”方案，到底没能派得上用场。随着海峡两岸实力的不断消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对“反攻”一事早已心死，只是大家都不好明说，仍然装模作样地每年出席一次大会，领取干薪，混口饭吃而已。蒋介石知道“千金市骨，恤死以励生”的道理，虽然“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对“反攻”事业只贡献了一堆废纸，但他还是对这个机构的成员慰勉有加：“诸君赞襄政府，筹策中兴”，“必能益励前修，深入研究匪情，以造破敌之势，修订原有方案，以策无缺之谋”。直到逝世前，他还对该会人员打气说：“诸君研究之成果，实乃心血结晶，已融汇于国家百年大计之内，表现于当前政治设施之中，并为光复大陆后各种措施之重要参考。”[7]
研究设计人员感念蒋介石的恩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出了“反攻大陆”的三种模式。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上将其归纳为：（1）“迫不及待，不问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动的来反攻大陆”。（2）“等到俄共全面侵略战争发动时，与美国并肩作战”。（3）“在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之下，对大陆发动反攻”。在这里，“反攻”的重心仍放在“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上。1955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上对前次提出的三种模式作了修订，宣称：“今后军事反攻行动的三个方法”是：（1）“国军首先单独的反攻，而后大陆同胞群起响应”；（2）“大陆同胞自动的起义发难，而后国军反攻登陆接应”；（3）“我们台湾国军反攻与大陆抗暴运动的发展，彼此呼应，内外夹攻”。他还自欺欺人地说：“默察今天内外的形势，使我益信反攻复国的神圣事业，必定可以在这第三个方式之下，来提早发动，加速完成。”[8]
对蒋介石先后提出的两个“反攻”方案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关注的重点已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转变为寄希望于大陆同胞的“起义”、“发难”、“揭竿而起”。蒋介石之所以有此转变，除了美国不配合他的“反攻”之外，重要原因在于蒋对大陆形势的错误分析。他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时发表演讲，说什么：
“共匪”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业已形成了“奸匪”朱毛本质上内溃的大危机。从今年三月到今天，半年之间，“匪帮”内部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不证明暴力政权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动乱，也暴露了奸伪政权必趋溃亡的真相。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下列几项重大事件。1.三月间“匪党”整肃了闹“独立王国”的高岗和饶漱石两匪，受牵连者达数万人。接着又有潘匪汉年与胡风集团的被整肃。2.“春荒大暴动”之后，夏秋之间各大流域又连续水灾，使千万人铤而走险。3.大陆民众反共抗暴的革命行动，达到了最高潮。根据“匪伪”自己的招供，过去一年多以来，就有了所谓“反革命事件”和“经济破坏事件”三十六万四千六百零四件。4.七月，“匪伪”正式通过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彻头彻尾的俄化阴谋。5.八九月间，“匪帮”不断宣布边远各省的自治州区，为“共匪”割裂版图，建立俄化大帝国的初步。6.九月间“匪帮”正式宣布其所谓“文字改革运动”，这是它灭绝中国文化最狠毒的一招。
我只要略举以上这些事实，就可证明“奸匪”的倒行逆施，真是变本加厉，日甚一日。正因为“共匪”卖国祸民的事迹昭彰，于是大陆同胞的反共抗暴行动，也就风起云涌，遍布了大陆每一个角落。本党今后应如何迎接这一新的革命形势，进而使大陆同胞的抗暴运动，和我们反攻军事结合在一起，对准“奸匪”，予以致命的打击，实为吾人今日最重要的课题，亦为本党当前最迫切的要务。[9]
毋庸讳言，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地主富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个体农民、工商业者），真心实意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在中共党内，通过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曹聚仁分析大陆形势说：“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10]因此，蒋介石将“反攻”胜利寄希望于大陆同胞的“起义”、“揭竿而起”，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稍微对大陆情况有所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这个“反攻”计划不过是一个被拼命鼓吹大的肥皂泡。
“反攻”政策的两次调整和最后破灭
眼看就要到了蒋介石在《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所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最后期限，如果不对“反攻”政策进行新的调整，恐怕会引起国民党内多数人思想上的混乱和疑虑。于是，蒋介石决定在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全党作一个解释和交代。
1957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作了题为《革命形势与大会使命》的演讲。他先照例和与会代表寒暄一通，然后转入正题说：
我们中央党部迁到台湾，八年以来，本党党务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党的改造时期，当时正是革命挫败，大陆沦陷之后，本党组织极为涣散，纪律亦荡然无存，于是本党中央乃决心改造，清理党籍，整饬阵容，以期复兴本党，稳定革命复国的基地。第二阶段就是四十一年七全大会之后，直至今日重建本党的中兴时期，这一时期本党所持的方针，是在广大群众中，结合其爱国革命分子，重建革命反攻的实力。在自由区，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党务和力量，不仅协调合作，来推动台湾建设工作，并且从各项改造运动中，促进国家总动员，来完成反攻的准备。在海外，则集中全力，扩大反共救国阵线，加强反共斗争，打击“匪伪”分化侨胞的阴谋。至于对大陆的主要工作，就是向敌后加强革命组织，散播革命种子，使其生根茁长，同时加强对“匪”心理战、政治战和社会战、经济战，策进群众反共抗暴运动。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我们改造委员会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诸同志八年以来，竭尽心力，不辞劳怨，和全党党员，接受党的领导，努力党的工作，所辛苦奋斗得来的结果。这是我今天应该先向各位同志表示嘉许，亦是本人引为最大欣慰的事情。到了今天，本党的革命力量，就是要向反攻复国的道路向前迈进了。因此本党今后第三阶段的任务，可以称为反攻复国时期。所以本大会亦就是要以决定反攻复国的总方略，为其中心任务。[11]
根据蒋介石为大会定下的基调，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在这五年之中，世界局势有很大变化，我们的革命事业在这中间也有非常显著的进步，我们由保卫台湾进而建设台湾，并由建设台湾更进而策进反攻大陆了。”他进而宣称“反攻复国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台湾，二是海外，三是国际，四是大陆”。陈诚的报告标志着国民党已将对大陆政策从“军事反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12]
接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厉生作了《党务工作报告》，说了一番：“自四十一年（1952）十月，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五年来的党务工作，皆系遵照总裁指示与本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的规定，以‘巩固自己、结合民众、摧毁敌人’为总目标。”就具体方针而言：“为达成摧毁敌人的目的，五年来的党务工作，始终以大陆与海外为重点，并以大陆、海外与自由地区反共革命力量之团结，共策大陆反共革命运动的发展。”[13]
最后，由“参谋总长”的王叔铭代表军方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罗列了六项工作重点，但究其根本，无非是要将国民党军队建设成为“坚强无比之劲旅，以保证反攻复国之成功”之类的话。
晚些时候，大会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就“建设台湾，策进反攻”这个既定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计划。
就“建设台湾”而言：（1）在政治上，“以建设民主与法治为主要目的”。因“民主之基础乃在于法治，而法治之推行，重点在于司法”。“此后如何保障司法之独立，维护法律之尊严，政府应视为建立民主政治之始基”。（2）在经济上，今后“不应以适应目前之需要为非现有之经济能力所足以支持应为不争之事实。因之，累积资本、增加生产，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自由企业，改进外汇政策，发展国际贸易，提高国民所得，均为此后发展经济，充裕战时财源，应努力以赴之鹄的”。[14]（3）在“外交”上，“与友邦固应加强合作，对所有反共及非共国家，亦应设法力图争取，纵使不能即时恢复或建立邦交，亦宜以国民外交之方式，藉谋友好合作之增进”。[15]
就“策进反攻”而言：（1）在“军事反攻”方面，由于退台八年来的单独行动均未奏效，因而必须借助于“外力”。大会认为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所陈“展开精神动员，结合海内外党政军民统合战力”、“提高行政效能发挥军事潜力”、“加强防空措施确保后方安全”、“厉行青年革命思想教育使能为复国建国而奋斗”、“巩固经济基础，动员工业力量”、“提高军人地位，激励高昂士气”等六项建设性意见，均极重要正确，应力求贯彻实施。此外，还更应该加紧从事“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战效能”、“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等六方面的工作。（2）在“政治反攻”方面，八大决议案特别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所谓“心战”，即是利用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手段，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这项工作在八大召开之前，已取得了相当“成就”。据张厉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称：“在心战方面基于工作之需要，经于四十三年（1954）将心战综合小组改为‘中央心理作战指导汇报’，统一指导敌前、敌后、海外与台湾之心战工作，目前每日能九种语言，向大陆广播十三小时以上，配合公民营及友邦电台集中宣传，并先后向大陆空投传单十三亿份，日用品与食米二十三万袋，书信作战六万余封”及“向大陆输送传单一千余万份”。所谓“政战”，即是“疏导、联络、消解各方不利反共团结之活动，争取、扶植各方反共人士之组织”以及“以亚盟中国总会为中心，拓展国际民间反共联合战线，广泛联络亚洲反共非共国家与反共团体，及铁幕国家之流亡反共团体，以扩大其影响”。
在八大召开的当天，蒋介石发表“双十节”文告，提出“六大自由”、“三大保证”，以推动“心战政战”的进一步展开。所谓的“六大自由”是：（1）“彻底解散集中营，废除‘劳动改造’的奴工制，保障工人自由择业及组织工会等基本权利，免除奴役胁迫的恐怖，以恢复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2）“根本撤销‘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场’和‘粮食配给制’等一切暴政，耕地应为农民所有，收获亦为农民所享，免除剥削与冻恶的恐怖，第一步要先恢复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3）“根绝‘马列史（斯）毛主义’的思想毒素，及‘社会主义教育’等洗脑酷刑，彻底解除‘奸匪’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精神和心理上所施的压迫，尊重理性，发展学术，消除‘思想改造’的恐怖，以恢复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4）“取消‘公私合营制’及对民生必须的‘统购’‘统销’等扼杀人民生计的苛政，维护私人合法财产及利润，免除没收与掠夺的恐怖，以恢复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5）“彻底消灭阶级斗争，禁止制造仇恨及清算、公审等一切灭绝人性的暴政。凡家庭受斗争、亲属被杀害者，皆将依合法手续平情处理，不能肆意寻仇，互相残杀，免除循环报复的恐怖，以恢复人民生命安全的自由”。（6）“发扬民族精神，保卫历史文化，崇尚伦理道德，维护婚姻自由，增进家庭康乐，并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与宗教信仰之自由，免除一切控制、迫害的恐怖，以恢复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所谓的“三大保证”是：（1）“凡脱离‘匪军’起义来归的官兵，均与国军袍泽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各民间组织，除‘共产匪党’外，不论其过去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循宪法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3）“凡参加‘匪伪’政党组织分子，除万恶元凶以外，只要其愿为反共革命效力，概本协从罔治和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并保障其生命财产的安全”。[16]
自从国民党八大本着较为“务实”的态度，确定了“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的策略之后，“军事反攻”的呼声便低落下去，这又使蒋介石感到非常不满。1959年5月19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作了《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的讲话，提出：
客观的中兴复国的机运，自然要有主观的中兴复国的新精神和新气象来掌握的。可是说起来很惭愧，这十年以来，大家虽然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但要说中兴复国的新气象，除开社会生活，日趋于奢侈繁华以外，就很少可以指陈和覆按得来的。因此外电往往指责我们说，现在政府中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反攻复国的问题，又说，他们近来最乐称述的，只是台湾的经建数字的增高，他们也很少再自称为中华民国，而多是说台湾如何如何了。又说从大陆来台的人，他们也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淡忘了大陆上的家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多数都有了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当然这只是外国记者的一种皮相的和不正确的说法，但是这却足以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并没有一些可以开创中兴复国的新气象和新精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实在说，由于大家从大陆撤退来台，已经十年，当时国破家亡的悲哀沉痛和污辱血债，也多少为岁月所侵蚀！又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在特别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企图提高其个人待遇为主要的目的，因而或多或少忘记了自己反共雪耻的责任，模糊了自己报仇复国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的知耻奋发的同志，在埋头苦干，尤其是一般基层工作的同志，不求人知，而惟其效忠报国，在我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更引起我对复国建国的前途无限的乐观。所以外人反多看得起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以为自由中国是有前途的。可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理上、生活上、精神上的病态，的确是在我们中兴复国途程中，第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予以彻底根除，并奋励其知耻雪耻的朝气锐气，那还谈什么反攻复国呢？老实说，如果再过十年，超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17]
台湾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将国民党八大提出的“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等口号，总称为“长期的反攻总体战”。这是台湾当局对“反攻”政策作的第二次调整。其实这次调整，只能算是新瓶装旧酒，因为它的实质仍是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的反共方针下，加强对大陆的“政治作战”。此后，台湾当局就充分利用各种会议，鼓动“反攻大陆”。
1960年9月28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一方面企图拉拢大陆同胞，分裂祖国人民，提出“我们同是炎黄子孙，血肉相通，生命相属”，污蔑大陆同胞“不幸被关入铁幕”，遭受“长期的奴役与摧残”；另一方面，鼓动内部，增强反共信心。为此，全会通过《反共建国纲领》和《促进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并在政治报告决议中诬称：“确信民主必战胜极权，自由必战胜奴役，惟有消灭共党，才能铲除共产根源。”10月2日，蒋介石亲临会场主持会议，在致词中扬言要“提高自信，加强互信，发扬党德，重整党纪，同生死，共患难，切实负起责任，掌握契机，完成艰巨伟大的历史使命”。还说什么：“反攻复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希望大家加速完成各种准备，迎接胜利。”[18]
1962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以推进“反攻大陆总体战”的实现。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复国建国的方向和实践》的报告，大肆制造舆论，阴谋把大陆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分裂开来，并激发其反共心理。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了国民党今后的三大任务：（1）“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2）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3）为“反攻复国”和“建设台湾而集中和汇集人才。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和关于《对政治报告决议案》。会议声称这个纲领“是遵照总裁指示的精神，衡酌当前反共革命情形的发展，以及遵照反攻作战革命建国的需要而制定的”。会上由审察委员会召集人谷正纲说明了审查经过。《指导纲领》分为“基本方针”、“实施要领”、“指导与执行”三部分共16条。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确定光复大陆以完成国家统一”，“恢复人民自由”，“根绝共产暴政”，“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目标”，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力量，“以发挥总体战的功能，与大陆反共革命相互结合，创造里应外合的形势，团结海内海外、敌前敌后一切反共革命力量，共同反抗暴政，加速共产政权的灭亡”。会议还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强调要“同心一德，自信自强，克服危机，不计牺牲，团结奋斗，向光复大陆的道路前进”。指出“光复大陆要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要团结海内外反共力量和策应大陆反共革命为中心”开展工作。并以组织名义约束国民党员，要求他们“作革命的前卫、全民的先锋”，“贡献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和生命”，“争取反共的光荣胜利和建国的伟大成功”。
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和列席人员共850余人。大会正式确立了“反攻复国总体战”策略，发起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陈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称“反共作战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在“总体战”中，大陆是“主战场”，台海是“支战场”，国民党的战略原则是以“政治为前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海战争相结合”。[19]大会确定国民党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策进对大陆的“政治作战”，渗进大陆，发展“策反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鼓吹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核心，发挥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心理一切力量，与军事紧密配合，组成一个战斗体，完成反攻大陆的战斗准备”。[20]
为了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功能，确立其在“总体战”中的“核心主导作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案》，规定“加强各级纪律委员会之职权”，运用监察权能处理违纪案件，整饬党纪，严密组织，达成“巩固的战斗体”。会议决定“加强各级组织的任务”，健全基层组织，重新编组，号以“战斗知能的训练”，使之“担负战时工作与非常任务”，“充分发挥党政军统合战力与联合作战的组织领导作用”。唐纵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强调，国民党各级党部要在观念和方法上实行“革新”，使国民党组织“从战斗中求坚强，从新陈代谢中求发展，从不断革新中求进步”。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政纲案》，以“策进反攻、光复大陆”为目标，强调在国民党的“主导作用”下，建设“复兴基地”、“结合民心”、“充沛战力”，实现其“反共国策”。
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敌对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对五院从政主管同志工作报告决议》和《军事报告决议》等。国民党的这些决议宣称要推进“战地党务”和“海外党务”，加强“党政关系”，推展“五院”分工合作，充实反攻作战准备，把握机运，造成“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势”，以“总体战”行动，遂行“反攻作战”任务。
会议还以“集结全民意志与精神力量”、“充实反共准备为借口”，打着“三民主义思想”的旗号，确定“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企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道统思想”，融会“时代思潮”，去扼止思想文化界“民主”、“人权”观念的传播，重新建立国民党的“道统”，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21]
蒋介石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的演讲，在对大陆现状进行一番恶毒攻击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要郑重的提出一项结合全民力量的提议——在宪政体制之下，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联盟。今天共同为反攻复国圣战而奋起，明天共同为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国大业而努力。”[22]随后，他将事先拟定的名为《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的提案，交会议议决。提案主要内容：（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宗教、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出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责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23]
“九大”以后，国民党积极筹组“反共建国联盟”。国民党中央成立由陶希圣、袁守谦、谷正纲、倪文亚、陈建中、阮毅成等11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建盟事宜，并确定了四项原则：（1）“反共建国联盟”由国民党出面召集。（2）其机构和人选采取“聘任”方式进行，但聘请人员不固定，“联盟”将不断聘请新人，淘汰旧人。（3）“反共建国联盟”不是一时性的结合，而是一个经常性组织，主张设立类似“国民大会”秘书处的机构，负责主持会务，经常与“联盟”成员联络。（4）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人数约300人左右。
1964年1月，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称“‘反共建国联盟’，不是一个一时性的政治利益的结合，而是一个肝胆相照、反共建国、共负责任的组织”，要求迅速建立该组织。3月20日，“行政院长”严家淦在“立法院”答复“立法委员”质询时声言，“反共建国联盟的召开，不会超越宪政体制”，将来“联盟的任何意见，如需先制定法案者，当然必须先经过立法程序”。4月30日，台湾当局“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院务会议通过“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由谷正纲、袁宇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七人组成筹委会，谷正纲为召集人，下设秘书室，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四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宜。5月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说，鼓吹筹建“反共联盟”的“重要性”，他说“建立‘反共建国联盟’”的目的，“乃是在可能最广大的基础上，达成全国团结”，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发动反攻前夕的必要步骤”，以图获取海外华人和美国当局的支持。然而，海内外人士如同对国民党遥遥无期的“反攻”叫嚣持有疑虑一样，对“反共联盟”的建立反响冷落，参加者寥寥无几。
蒋介石见“反共建国”的旗号不灵光了，立即乘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为此，蒋介石发出号召：“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24]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又向青年发出号召：“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叫嚷什么“联合所有反毛的个人的、集体的势力和组织，推翻那个口口声声造反夺权的毛贼残暴统治。不论工、农、兵、学、商，不论种族、党派、成分，亦不论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能实践‘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的信约，幡然改图，抗暴反毛的，就都是‘讨毛救国联合阵线’的盟友斗士”！蒋介石还梦想大陆“反毛”力量会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存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25]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大陆“反毛”力量没有响应，就连台湾青年也很少问津。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被台湾当局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总体战”策略，依然没有任何建树。相反，大陆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9日，成功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69年的5月19日，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最后期限。事实无情地宣布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策略的破产。尽管他在以后几年中，仍继续令“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不断设计新的方案，但这不过是聊以自慰，向世人做做样子而已。
第一次军事“反攻”高潮和撤退大陈
蒋介石在世时，一直念念不忘军事“反攻”大陆。只要大陆出现某些变动，国际环境发生某些变化，他都会神经过敏，以为“打过去”的时机来了，虽然他心里明白这是虚无缥缈的。综观蒋氏数十年一贯坚持的军事“反攻”，大致可看做有三次高潮。每次高潮的来临，都因为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在“反攻”的组织、规模、形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距。
第一次军事“反攻”的高潮出现在1952—1955年前后。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中节节失败，恼羞成怒，实行了“放蒋出笼”的政策。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党派之争异常激烈。共和党为夺取总统主座，遂以“K1C2”的公式攻击执政的民主党。其中的“K”代表朝鲜（Korea），“C”代表共产主义（Communism）和腐败（Corruption）。共和党的这一举措，得风气之先，很是符合美国当时日益右倾的政治气候。1951年4月，杜鲁门以不服军令为由，解除了飞扬跋扈的麦克阿瑟本兼各职。然而，麦克阿瑟在回国时却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攻击杜鲁门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界人士”曾告诉他，“总统患了恶性高血压”，而此人是从杜鲁门的私人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将军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接着又说，这种疾病具有脑子糊涂和思想混乱的特征，算来“总统活不过六个月”。[26]不久，麦克阿瑟又在国会作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讲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几近家喻户晓的地步。麦卡锡之流，乘机掀起更高的反共恶浪，谩骂杜鲁门是“克里姆林宫所怀下的怪胎”，是作家雪莱笔下“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得利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为政府开脱，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时，共和党人更是如获至宝，将此证词视为攻击民主党政府的又一利器。
为了扳倒民主党政府，共和党推出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艾森豪威尔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二战中任北非盟军总司令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战后任陆军参谋长、北约盟军司令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艾森豪威尔凭借本人担任过战时盟军统帅的威望和因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而形成的反共气候，攻击民主党对外政策的“软弱”，声称“遏制”是消极防御，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与共产主义斗争。他根据其竞选顾问们的建议，猛烈攻击民主党当局亚洲政策的“失误”，指责杜鲁门当局不仅造成了“亚洲大陆的大部分被克里姆林宫所支配”，而且“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竞选中，他先发制人地宣布：一旦他当选，他将亲自出访亚洲并且使朝鲜问题得到解决。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所发表的他不顾个人安危，将亲临朝鲜考察的讲话，使他在竞选中的支持率达到了55%。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另一个竞选议题就是重弹“谁‘丢失’了中国”的老调。他十分欣赏自己竞选顾问艾德温·克拉克所准备的关于亚洲问题的背景材料。用美军对外作战局局长罗伯特·卡特勒的话，该报告几乎成了艾森豪威尔在亚洲的“政策指南”。克拉克给艾森豪威尔兜售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支持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克拉克关于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建议包括：（1）美国应特别注意防止共产党政权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2）美国应特别注意通过经济笼络的手段，如设法提高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使其更加靠拢美国，“反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3）美国应关心和支持那些“已经遭受共产主义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文件特别提醒艾森豪威尔对中国要“特殊对待”，因为中国文化及文明对整个亚洲都有影响。
克拉克还专门附有一篇关于台湾的分析报告。报告回顾了台湾战后的历史、经济、政治及美国对台政策和援助。它建议“尽可能地利用台湾岛”，以达到美国太平洋政策的总目的。它指出国民党政府是“亚洲一个毫无疑问的反共政府”，是“美国坚定的朋友”。国民党军队“有能力形成强大的攻击力量，并取得解放大陆的最后胜利”。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不负众望”，一举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结束了民主党20年的统治。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立即启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杜勒斯出身于牧师家庭，担任过律师，反共思想极其强烈。杜勒斯由于其本身的内在因素和当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在美国政坛一时权倾朝野，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他秉承艾森豪威尔旨意，对美国对外战略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调整。
伴随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对外政策整体战略的调整，杜勒斯严厉批评其前任执行“遏制”政策“消极无力”。杜勒斯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制度“使亿万人遭受着专制的威胁”，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与苏联抗衡，力图使中国及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7]他对中国同苏联之间的“邪恶”的关系尤其感到愤慨，表示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于是，他利用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一时的大气候，首先将在国务院任职的一批曾批评过国民党的“中国通”，统统清理出国务院。
接着美国政府宣布改变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使命。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将奉行“一个崭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指出，1950年6月，第七舰队所接受的是一个“双重”任务，即一方面“防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另一方面“确保台湾不被用做反对中共大陆的军事基地”。他说该政策的问题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为“共产党中国的防御助了一臂之力”。艾森豪威尔回顾了朝鲜局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入侵朝鲜、攻击那里的联合国军”以及同苏联一道反对“联合国提出的停战协定”等事实，指出美国所奉行的台湾海峡“中立政策”，只起到了保护“共产党人”和“允许他们在朝鲜肆意屠杀我们及盟国的士兵”的作用。美国政府决定：“第七舰队不再用于保护共产党中国。”[28]西方新闻界称这一政策调整为“放蒋出笼”。
艾森豪威尔的所谓“崭新”和“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其前任相比，并无根本的区别。早在杜鲁门任内，美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已经着手修补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如支持台湾当局把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通过与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国家或地区签订所谓“防务条约”，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遏制”网。艾森豪威尔声明中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的“中立”，只不过是对既定事实的再次确认。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宣言至少给人一种印象，即他对在朝鲜战场上的共产党人执行了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他的反共言辞最起码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2月4日，蒋介石就此发表声明：“余认为艾森豪威尔（原文如此）总统解除台湾武装部队限制之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29]4月6日，他又在台北石牌实践学社作了题为《第一回合的胜利》的长篇演讲，说：“这次美国对台湾解除中立化的举动，只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纸声明而已，但其所收获的代价，却已无法估量，你能说这不是美国新政策的胜利吗？”[30]
其实，在美国人打开“中立化”这只到处是缝隙的笼子之前，蒋介石早已溜了出来，绕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山姆大叔，不时地向对岸的同胞释放冷枪冷炮。
朝鲜战争狼烟始起，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从原来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并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准备“反攻”大陆。当时，台湾当局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未被人民解放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共驻有7万余人的战斗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部队结集在最易受到攻击的金门和马祖。国民党军队就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的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
1951年初，朝鲜战事急剧恶化，美军及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面进攻。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队大规模窜犯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鉴于以前“小打小闹”，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国军”一反常态，把活动区域从沿海拉到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转变为“山区根据地”。一贯崇尚美械的中国国民党军队要和中国共产党军队打一场游击战，这未免有点滑稽，其结果也可想而知。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为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美梦，曾分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南海的琼东岛、北至浙江象山的漫长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大陆军民歼灭。与此同时，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奉蒋介石之命，到缅北收罗国民党残军，分兵两路，对云南边境进行大规模窜扰。6月21日，西路残军攻占沧源县、岩帅、党坝、南掌和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残军从缅北孟洋地区入窜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缓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入窜勐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解放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了C-47型运输机，多次向入境残军空投补给。6月3日，解放军云南军区组织了五个团的兵力分四路进行追剿。6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和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迫使残军吕国铨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云南军区步兵第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五个团的兵力合围耿马、双江一带，残军李国辉部撤出国境。7月，李弥再次率部入窜，遭到云南军区的沉重打击。7月底，残军全部撤出国境，退缩到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的指挥部也由班阳撤回孟萨。
台湾当局在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失败后，再次改变战术，采用“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打法。所谓“以大吃小”，就是动用几倍或几十倍优势兵力，在海空军协同下，突然袭击我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守岛部队，并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迅速撤离。6月，蒋介石在大陈岛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指派“海军”巡防处长为首任指挥官。不久，为了加强对盘踞在浙东诸岛的蒋军的统一指挥，蒋介石再次起用自西昌逃往台湾后就一直戴着“丧师失地、贻误军国”这顶大帽子的胡宗南，封他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9月11日，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乘209号军舰前往大陈。胡宗南赴任后，立即召开会议，策定在上下大陈建立军政基地，并划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至12月，是“纷乱时期”，“以建立军政秩序为急务”；第二阶段，是“巩固基地时期”，“以建立大陈地区防务、部队训练、部队装备、地方保甲等为主要事务”；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以充实反共救国军兵力，加强大陆情报网，扩大大陆边沿突击与海上游击，组训岛民充实后备力量，发展闽浙边区游击基地等”。“并制订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工作总计划方案，浙江省政府施政方案”。[31]
1952年春，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已被政治运动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反攻”的好机会。3月20日，他电令“胡主席”：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胡宗南不敢怠慢，抓紧部署“袭共”计划，先后在袭击福建莆田县湄州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得手。但是，胡宗南的“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也在袭扰浙江海门镇（现台州市椒江区）白沙山岛、浙江温岭县黄焦岛、福建漳浦县六鳌半岛时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
蒋介石与胡宗南
1953年2月2日，美国宣布“放蒋出笼”。蒋介石欣喜若狂，乘势掀起第一次“军事反攻”高潮，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但是，人民解放军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认真吸取教训，严密注视敌情，扎实做好反袭扰准备工作，使蒋介石宣称的“反攻年”变成“失败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攻占羊屿、鸡山、大鹿山、小鹿山等四个岛屿，生俘“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第42纵队少将司令官何卓权。此后，人民海军派出“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五舰，配合陆军击溃了胡宗南的疯狂反扑，并在渔山岛海面和三门湾海面进行巡逻护航，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经过一系列战斗，蒋军被迫紧缩外围兵力，退守主要岛屿。胡宗南羞愤交加，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氏感念胡宗南毕竟是一个反共功臣，于是派蒋经国赴大陈，将他接回台湾。胡氏从此心灰意冷，径自去读他的高级军事训练班去了。
东南“反攻”未成，岂料祸不单行，西南又出了乱子。1953年1月，缅甸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集中了三个精锐的步兵旅拦击向萨尔温江推进的国民党残军。当时，缅甸的海陆空国防军全部只有2万人，而用来围剿残军的军队竟达到了1万余人。在这1万多兵力中，有7000—8000人是彪悍善战的钦族部队。钦族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以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亚洲，他们擅长于山林作战，身背轻机枪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此外，缅甸还雇用了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际兵团”3000—4000人。
这次战役，缅军是有备而来，他们易集中兵力，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战斗开始时，残军毫无准备。李弥及参谋人员均不在现场，只剩“反共大学”教务长、副总指挥李则芬和参谋长杜显信坐镇孟萨，全军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可供调遣。其他团队番号人数虽多，但未经过正规训练，且分散于近20个点，易被各个消灭。
缅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先消灭驻守萨尔温江东西两岸的江口、孟板之敌，然后分兵两路，北攻孟布，东夺国民党残军总部孟萨。5月21日，缅军猛攻江口，残军拼死抵抗，并使用了重炮。22日，缅军攻克孟板，残军退守色拉渡口。23日，缅军集中炮火猛击色拉渡口，并采用跳蛙战术，跳过江口，并在此分兵两路渡过萨尔温江，向残军总部发动进攻。24日，残军被迫放弃色拉渡口，固守拉牛山，与缅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次日，缅军动用大炮猛轰拉牛山。28日，缅甸空军参战，同时轰炸孟萨、孟布和拉牛山。30日，残军被迫放弃拉牛山。
但是，缅军并没有巩固好胜利果实，残军在杜显信的带领下，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警卫营殿后，攻占江口。缅军原打算跳过江口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一举歼灭国民党残军。眼下，江口已失，而残军在孟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残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残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战事迁延，迟迟不决。6月，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色拉渡口，同时增兵孟萨、孟板、孟果，缅军腹背受敌。13日，缅军全部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甸政府在进剿无效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并向其提交了大量照片、文件、实物。4月22日，联合国通过修正后的墨西哥决议草案，“谴责外来军队出现在缅甸领土上和他们对缅甸的敌对行动，并宣布他们必须缴械和同意接受拘留，或立即离开缅甸”。[32]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搁置提案，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也不得不作出让步。5月23日，美、泰、缅、台湾四方在曼谷召开“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一个月的谈判，决定将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但由于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的决定无法得到落实。最后，在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残部不得不同意派副总指挥李则芬去曼谷参加谈判。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残军内部思想混乱，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另谋出路，免得在缅甸受苦；台湾有后台的柳元鳞认为应该服从台湾的命令；李弥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则不主张撤退，认为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国民党残军的兵力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反攻大陆，重回云南哩！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残军。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残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湾。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轻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
正当蒋介石郁闷不堪之时，旷日持久的朝鲜停战谈判也到了最微妙的关头。李承晚为了继续将美国人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竟然单方面“释放”了2.5万余名战俘，借以挑起事端，破坏停战协定的签订。新华社发表严正声明：“李承晚的‘尾巴’翘得很高，已经把停战协定推到了悬崖边缘。究竟是‘脑袋’指挥‘尾巴’，还是‘尾巴’指挥‘脑袋’，有待于华盛顿作出决定和回答。”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集结三个军约10万人的兵力集中打击了位于美第八集团军战线中部的五个南朝鲜师，将战线向南推进了数千公尺。第八集团军情报人员分析说：“（共产党）此举的目的看来是为了削平前线的突出部，使共产党在停战之后取得更强的地位。”但联合国军司令官马克·克拉克将军却有他自己不同的见解：“我头脑中毫无疑问的是，共产党这次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止一个原因的话——是打算把韩国人打个鼻青脸肿，让他们和全世界都晓得，所谓‘北进’是说来容易做来难。”[33]据美国人声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次攻击，是1951年春天以来最大的一次。在整个6月，“联合国军大炮向中国人打了270万发炮弹，比战争中最高月份还多100万发”。克拉克致电华盛顿：“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已经20天了。在这段时间内，联合国军已遭到17000人的战争伤亡，其中3333人被打死。”[34]
为了牵制中国大陆，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紧急求见蒋介石，要求出击福建省东山岛。7月15日21时，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率领第45师（缺133团两个营）、第18师53团和海匪突击队共1万多人，从金门、左营两地拔锚起航。16日4时，16架满载480名空降兵的军用运输机在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出发前空军侦察报告：“东山岛上有部队”，但美、蒋双方研究结果，认为共产党忙于抗美援朝，区区小岛，不可能驻有重兵；攻其不备，必操胜券。
国民党军在金门的异常动向引起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指挥机关的警觉。7月15日23时，华东军区通报：“金门匪首胡琏亲率正规军四个团、海匪四个大队，在海空军配合下，于15日晚9时从金门出发。”福建军区对敌情的判断是：敌若往北，可能突袭南日岛、平潭岛，往南则可能突袭东山岛，因为它们距金门均为150公里左右，正好是一夜航程。其中敌最可能攻击的是东山岛，其次是平潭、大峪及厦门岛。
16日1时，福建军区首长决定：如果敌进犯平潭、南日、大嶝、厦门，驻军坚守，后续驰援；如果敌进犯东山，守岛部队则在抗击后撤离，因为东山岛面积大而兵力太少。福建军区对东山岛守军特别指出：留一个精干营进行机动防御，非战斗人员在拂晓前掩护东山县党政人员转移出岛，守岛部队如遭敌优势兵力进攻，可相机转移。
16日4时50分，国民党伞兵在岛北降落，封闭了八尺门渡口，人民解放军按原计划撤离东山已不可能，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遂下令固守待援。福建军区同意岛上人民解放军作出的决定，并命令就近的272团立即驰援。中央军委也命令广东军区的第122师火速东进，配合作战。一时间，泉州、漳州沿线的地方客货运输车辆纷纷向泉州、漳州集结，车上的旅客就地下车，货物卸在路旁，后面的车辆继续前进。10时30分，272团三营作为第一批援军登上东山岛，协同公安80团部队，牢牢控制了八尺门渡口，并在民兵的配合下歼灭了号称国民党军“精锐之中的精锐”的空降部队。
就在八尺门渡口血战之时，国民党军登陆部队终于在亲营、湖尾村上了海滩，他们以21辆水陆坦克为前导，很快占领了东山县城。游梅耀命令各前沿部队迅速收缩，与主力汇合。但由于敌进展较快，我一连一排被困于马鞍地形，全部牺牲；一连连部及二排被围于官路尾，也无一生还；县公安大队也因未及时转移被围，伤亡过半。16日午后，东山岛除公云山、牛犊山、五爹山三个主峰和八尺门渡口共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仍在我手外，其余均陷敌手。胡琏迫不及待地向台湾告捷，台湾当局的宣传机器立即开足马力，吹嘘“反攻大陆的序幕已经拉开”，“东山岛大捷”，“东山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云云。
7月17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272团接替了公安80团的阵地，而第28军的第82师和第41军的第122师先头团等大部队也已渡海进入东山岛。凌晨5时，第122师的365团向五爹山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第82师的244团亦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国民党军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遂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福州军区指挥机构果断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部到齐，即刻分西、中、东三路，向敌军发动全面反击。17日下午6点，三路反击部队合围湖尾沙滩。登岛的国民党士兵，眼见大势已去，争相夺船逃命，腿脚稍慢些的均做了俘虏。
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打死打伤2674人，俘虏715名，炸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并缴获轻重机枪109挺、无后坐力炮2门、迫击炮26门、火箭筒18个，还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毛泽东评价说：东山岛的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东山岛战斗结束后，美国顾问们拼命抱怨蒋介石军队的不济，有人说：“从装备和训练来说，决不在共产党之下，而在共产党之上，因为美国的东西总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在士气方面，蒋的部队就远不如共产党，有如李承晚的部队那样，一触即溃，像根糖做的手杖。”不久，在美蒋联合“检讨会”上，蔡斯便将满腹怒气全撒到了蒋氏父子身上：
首先我想起的，是你们说的：东山岛上居民一旦发现国军进攻，必然起来帮忙打共产党，而我们也必然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攻占目标、消灭敌人。可是事实如何呢？据顾问们、舰长们在舰桥上望见的，当地老百姓迎接我们的是打击而不是欢迎。甚至有些女人，望远镜中可以看见她们挑着水桶，艰难地在流弹中向守军阵地行进。没有问题，她们是尽了供水送饭的责任。请问她们这样做，说明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呢？其次，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击？大家明白，除了表现国军的力量外，主要是予高丽前线以鼓励。如果我在高丽前线，听到这一仗的结果之后，心情恶劣，难以形容，我是如此，其他人的心情还需解释吗？我们的头面都打肿了，如果今天还有人惋惜国军没有参加韩战，乃引至韩战之糟；不如说国军幸亏没有参加韩战，否则韩战的溃败，恐怕会提早。
蔡斯只顾给蒋氏父子难堪，图一时痛快，岂料“太子”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蒋经国发言道：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譬如美国，这是一个使我们尊敬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天才，真是精彩之至，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在两次大战中，他们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表现在敌前登陆，美国历史上的失败例子也不是一个。拿韩战为例，这两天打得更糟，美国的朋友公开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而今天的消息说，李大统领希望扭转局势的这一仗，败到天地失色，数以百计的美国顾问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到部队。请问，我们能责备这些美国顾问失职么？讥讽他们无能么？埋怨韩国部队是草包么？不能！相反，我们要向美国致敬！致什么敬呢？那是因为在自由世界中，美国是反共的先锋，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人力、布置了这么多基地，他们反共再明白不过，并且举世闻名，因此我们要致敬！至于东山岛之战，主要虽然是国军，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力量！训练这1万多人的，是美国！装备这1万多人的，是美国！领导这1万多人的，是美国！策动并且主持这一次攻击的，是美国！而失败之后，并不以为气馁而继续要领导反共的，还是美国！请问美国有这样坚决的信心，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这番柔中带刚的话，算是将蔡斯挖苦了个够。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8月7日，杜勒斯发表声明，称他与李承晚达成了协议，不排除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的可能性。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协防条约（草案）》。台湾当局对这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美事”很是眼热，也迫不及待地向美方提出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既需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也担心台湾当局对大陆无休止的军事骚扰，总有一天会把自己卷入与共产党的直接冲突中去，所以也觉得有必要签订一个条约来约束国民党军队。于是，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为了制裁国民党对大陆沿海地区与沿海岛屿的进犯，也为了警告美国不要插手台湾事务，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再次将“解放台湾”提上了日程。
10月，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听完志愿军代总司令员杨勇对朝鲜形势的报告后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不过，恐怕还不能大意，要有所准备，防止战火又起，备而无患嘛。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现在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我看应该把空军移到福建和浙江来，首先夺取沿海的制空权，这样能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朱德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认为可以分两步来走，首先是‘清理门户’，也就是把沿海那些还被国民党占领的岛屿解放过来，把我们的门户打扫干净，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了海上的南北航道，也砍掉了台湾的手脚，使我们下一步解放台湾时没有后顾之忧。”朱德的这个比喻，生动而且形象，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陈毅提议道：“我认为‘清理门户’可以从大陈岛开始，它是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攻克大陈岛就能击中敌人要害，东南沿海其他岛屿就有可能不战而克，这样人民解放军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毛泽东点头赞许：“大陈岛就交给你陈毅了，你们华东军区先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报军委批准后实施，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
1954年1月，华东军区几经研究，提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5月15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先后攻占大陈列岛的东矾山、头门、高岛、龙金岛、雀儿岱，拉开了解放大陈岛的战幕。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确定，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一江山岛。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相距110—250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的态势。岛上面积共1.7平方公里。北江岛稍大，东西宽1900米，南北长100—700米不等，面积约1平方公里；南江岛东西宽约1010米，南北长约3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该岛西北距浙东陆地黄岩县海门镇30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16.6公里，东南距头门山9公里，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大陈岛是台湾的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守，台湾垂危！”他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作了防御部署，构筑了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为骨干的较完整的防御体系。阵地纵深三线配置：第一线，以西山嘴、海门礁、乐清礁、三三礁、向阳礁、守固村及南江的巩固坡、田岙湾等突出部为前沿支撑点；第二线，设于山腰各突出部，筑有辅助堑壕及地堡，并以交通壕与前沿及纵深相连接，组成锁闭工事；第三线，以203、190、160、180各高地为主要核心据点，筑有土墙与永备发射点，形成坚强的环形防御。蒋介石对一江山岛的设防情况特别关心，提出“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为了表示死守的态度，蒋介石曾派宋美龄亲临该岛慰问官兵，蒋经国也多次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巡视。
5月22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国防部长安德逊、雷德福以及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卡特勒等开会讨论大陈问题。雷德福担心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听任中共占领大陈岛等岛屿，将会损害美国的威信。杜勒斯亦有同感，但不同意公开声明哪些岛屿属于“必保之列”。[35]艾森豪威尔建议，派第七舰队去访问大陈岛，以“显示美国的力量”，但他又说：“在此行中，除非舰队遭袭击，不应与大陆发生冲突。”数日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派遣第七舰队部分舰只访问大陈岛，并在文件中写道：包括大陈岛的沿海岛屿是“台湾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36]
面对美方的挑衅，人民解放军的精锐野战部队特别是海空力量逐步移防东南沿海。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台湾苟延残喘，不断向大陆挑衅，破坏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人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决不允许有侵犯中国领土的事存在。”[37]2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的社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蒋介石残存集团，解放台湾。”[38]
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发表讲话：不要忘记台湾还未解放，不消灭蒋介石集团，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台湾一天不解放，全国人民、全体解放军就没有洗清身上的耻辱。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召开了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黄净、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漳、沈阳军区副司令邓华以及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人。张爱萍向会议递交了解放大陈列岛的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岛，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岛。
1954年5月7日，蒋经国随蒋介石乘坐峨嵋号军舰前往大陈。
24日，彭德怀再次听取华东军区关于“进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方案”的汇报，并仔细询问了此次作战的具体细节问题。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指示，在宁波组建了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司令员，马冠三任副司令员；登陆指挥所，由第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李志明任政治委员。确定参加此次作战的部队有：第20军第60师的1个团又1个营，地面炮兵1个团，高射炮兵1个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和工兵各1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6舰队，鱼雷快艇、登陆运输舰艇及海岸炮兵各1部，空军航空兵15个飞行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
同一日，杜勒斯就中国沿海岛屿问题对新闻界再次信口雌黄，声称“美国武装部队有理由防卫台湾和中国大陆间的某些小岛免遭共产党的袭击”[39]。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国民党军实行惩罚性打击，以炮火表明自己的立场。9月3日下午1时5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大小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摧毁了国民党炮兵阵地七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猎潜舰三艘，击毁水上码头一个。
与此同时，浙东前线部队亦已进入临战状态，空军对一江山岛进行了八次航空拍照，海军也先后七次派出侦察分队抵大茶花礁、百夹山、雷鼓礁，对岛上设施进行标识。最为可贵的是，登陆指挥员以打渔为掩护，抵近到距岛1000米处，直接进行目测评估。9月，浙东前线指挥部举行作战会议，张爱萍宣布作战计划：第一阶段夺取制空权、制海权，掩护战前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岛国民党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实施渡海登陆作战，以四个步兵营，隐蔽进入出发海域，在海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对南北两个小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主要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西部和西北部，辅助攻击方向是北江岛的东北部和南江岛的西部。规定登陆突击应是在白天满潮时进行。
9月3日至11月3日，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和大担岛、二担岛进行了47次炮击。作为大战的前奏，双方的飞机、舰艇也频繁在空中、海上纠缠格斗，争夺制空、制海权。11月1日，人民解放军轻型轰炸机在米格-15的掩护下轰炸了大陈岛上的军用设施和泊港舰只，门头岛人民解放军也用岸炮对一江山岛实施轰击。2日，国民党军出动F-84攻击门头岛，人民解放军随即轰炸大陈岛以为报复。3日，国民党战机再次轰炸门头岛，人民解放军也再次对大陈岛敌军实施空袭。这种胶着的战况无日不至。14日，我海军击沉国民党“太平”号军舰，这是自二战以来在海战中被击沉的第一艘驱逐舰以上之战斗舰艇，也是世界海战史上第一艘被鱼雷快艇击沉之主力舰艇。15日，蒋介石发布抚恤令和褒扬令，给惊呆了的“全台军民”打气。国民党驻美大使叶公超奉命发表讲话：“‘太平’舰的沉没，无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民仍大力支持我政府。”同日，国民党当局和美国政府紧急商议，要求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
12月1日，美台在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后，终于就“协防”达成共识。2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分别代表台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8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并重申“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慨”。
为表示中国人民不可侮的严正立场，打击依靠美国势力与祖国为敌的蒋介石政权，毛泽东主席指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将军，要求在近期内解放一江山岛。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认真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确定于1月13日至19日之间，完成三军联合进攻的最后准备。
1月9日，浙东前线指挥部出动三个轰炸机大队百余架“伊留申-28”轰炸机轮番猛烈轰炸上、下大陈岛，使国民党驻军遭到巨大损失。次日，台湾当局急令海军对大陈岛实施运补。夜间，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出航，击沉护航的国民党海军巡逻舰“临江”号，并重创另一艘国民党舰只“瀛江”号。正在台北参加表扬大会的国民党军“战斗英雄”、一江山岛防卫司令王生明闻讯后，连夜返回驻地，将守军眷属及妇孺撤至台湾和大陈岛，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此后一星期，人民解放军海空军频繁出动，不断袭击大陈岛敌方舰艇，国民党军舰在遭到连续的打击后，被迫退出南麂岛外缘，浙海门户洞开。
18日拂晓，由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的四个步兵营组成的登陆部队到达门头山、金门岛待命。8时，空军三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准时飞抵一江山岛上空，实施第一次火力准备，炸毁了敌气象台、导航台以及115高地炮兵阵地和长达130米的环形围墙，为登陆部队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解放军轰炸机和强击机各一个大队对“大陈防卫司令部”实施破坏性轰炸扫射。8时15分，解放军再次对北江岛的前沿阵地实施火力准备。9时，解放军支援炮兵对一江山岛实施炮火准备。13时16分，我海军舰艇开始破坏性射击；13时至14时，我火箭兵群和直接瞄准炮兵群向预定目标开火。各军种对一江山岛先后进行了七次火力急袭和五次监视射击，发射炮弹1.2万余发，完全摧毁了岛上的指挥系统。
12时15分至13时22分，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第一梯队三个步兵营，分别从高岛、蒋儿岙和头门山岛起航，分两批，成三路防空队形，在护卫舰队的掩护下向一江山岛驶去。距海岸3000米时，护卫舰队及船载57战防炮向守军前沿火力点进行了压制性射击，两个船载火箭炮营也对岛上主要阵地进行了火力齐射，协同航空兵、地面炮兵，掩护登陆输送队成一、二梯队展开。13时55分，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解放军登陆部队进行拦阻射击。张爱萍立即命令海岸炮兵和已经升空的轰炸机实施反击。仅五分钟，即把对方打成了“哑巴”。由于人民解放军登陆输送队有空军、炮兵的强大火力保障，另外，大陈岛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又被截断，故国民党海空军不敢贸然出动，所以整个航渡进展顺利。
14时整，人民解放军海空军之轰炸机混合编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实施第二次火力准备，船载的10门火箭炮也对北江岛进行了第二次齐射。14时10分至19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在火力支持掩护下，以七个突击连28个突击排的兵力完成战斗展开，同时向南、北江岛七个登陆点实施冲击，经过31分钟的激烈战斗，全部到达并占领指定位置。
随后，部队立即向纵深发展。14时5分，担任主攻方向的178团一营的一连和三连占领了中心村。14时50分，一营二连占领了山中村（160高地）。与此同时，该团2营5连在航空兵、炮兵和直接瞄准火炮的支持下，一举攻占了望村，并向203高地攻击前进。15时5分，五连突入203高地，占领国民党军一江山岛防卫司令部。敌司令王生明被炸死，第四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俘。南江岛的进攻部队，以180团二营的五连、七连为第一梯队。15时5分，解放军在海军舰艇的火力支持下攻占了160高地。15时48分，接替第一梯队战斗任务的六连、八连，一举攻占了敌核心阵地180高地。
解放一江山岛的主要战斗，自登陆突破算起，仅三个小时便结束了，而后即由178团三营接手，进入了扫尾阶段。19日2时，三营肃清全部残敌，一江山岛获得了彻底解放。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守军1086人，其中击毙守岛司令王生明以下519人，生俘守岛第四突击大队长王辅弼以下567人，击沉国民党军舰3艘、击伤4艘，缴获各种火炮53门、火箭筒27具、轻机枪68挺，各种枪834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登陆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张爱萍日后总结说：“人民解放军解放浙东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是第一次组织实施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那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没有照套苏军的条条框框，也没有按照欧美那一套，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周密的筹划、计算，确定了自己的打法，结果打胜了。”
解放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的进攻态势明白无误地表明下一个目标即是大陈岛。1月19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空军空袭大陈岛，炸毁国民党守军的指挥所和气象台。台湾当局惊呼：共产党出动200架以上的飞机攻击大陈群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空袭。
面对台湾海峡的危机，美国政府采取软硬两手，对中国共产党人极尽威吓之能事。1月21日，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普莱德派出数十艘舰艇开赴大陈岛海面布下应战阵势，同时还出动作战飞机在大陈岛上空进行示威。23日，美国从菲律宾、日本、香港等地，相继调遣“中途”号、“约克逊”号、“埃塞斯”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驶往大陈岛东南海面游弋。同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名为《正在台湾海峡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除提出由联合国谋求所谓停火外，还要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得派遣美军干涉台湾海峡事务。[40]至于中国的沿海岛屿，他要求国会让他来辨明，如果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是“对台湾及澎湖主要阵地的进攻的一部分或肯定是预备步骤”，就可以使用美国军队。26日和28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指出：“兹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这项权力包括确保和保护该地区中现在友好国家手中的有关阵地和领土，以及包括采取他认为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御方面是必要的或适宜的其他措施。”[41]
早在国会审议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时，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就将其主要内容传递给中国政府。然而，美国的威吓，在中国人面前碰了个钉子。《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的社论：“战后美国在世界和亚洲的行为证明：所谓美国‘权利’，就是让美国任意侵占别国的领土；所谓美国的‘安全’，就是要让美国无限制扩大它的侵略……所谓‘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安全’，实际上就是企图在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口号下，到处进行侵略，实现它的囊括全世界、独霸全球的野心。正是这种侵略野心，才使远东和世界局势愈来愈紧张。”社论相信：“如果新的好战者竟敢于挑起新的大战，那么，覆灭的仍将是他们自己。”[42]
美国人在进行武力讹诈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挥舞手中的橄榄枝，企图利用联合国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对记者的讲话中宣称要通过联合国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美国的停火建议，是一石二鸟的策略：既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又压迫蒋介石减少金马驻军，甚至撤出金马。其实质是：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英国紧跟其后，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要求避免可能引起全面敌对行动的任何事件”，并称“如果局势紧张得到和缓”，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就可以得到和平和圆满的解决”。[43]
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同意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声明》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人干涉。”
28日，新西兰代表在美国的授意下再次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停止台湾海峡“武装敌对状态”的建议。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新西兰提案竟遭到了海峡两岸的同声斥责。2月5日，周恩来总理约见瑞典驻华大使，表示：“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的真正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予以支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提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要达到一个相反的目的”。因为提案要把中国和已被推翻的国民党集团“放在对等的地位，放在两造的地位来谈判停火”。这样，“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把任何外国或联合国都无权干涉的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指出，这就是“要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内政”，“就是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44]8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月会讲”中宣称：“中华民国人民和政府决不容许任何人割裂中华民国的领土！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各会员国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的大陆虽一时被苏俄侵略工具中‘共匪’帮所占据，而其仍为中华民国领土，谁亦不能否认和曲解……此外还有人倡其所谓‘两个中国’的奇论，尤其荒谬绝伦。”[45]
中国共产党软硬不吃的坚强态度，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日子很不好过。杜勒斯所奉行的“战争边缘”的政策，其意思就是敢于为“和平”而冒战争风险，但又不至于卷入战争。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对弱国、小国进行威吓，以达到不战而胜的武力讹诈政策。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共产党人。这时的“边缘战争”政策，就像一把中看不中用的劣质菜刀，立即卷了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杜勒斯先生终于决定要从“战争边缘”脱身离去了。
不能否认，杜勒斯作为一名职业政客，还是有相当“能耐”的。他在对中共大肆进行威吓利诱的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通过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人不断给蒋介石“吹风”做“思想工作”，早早地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摆脱中国沿海岛屿问题的困扰铺垫后路。1955年1月18日，蒋介石就第七舰队在大陈岛附近“敷衍了事”的表现致电叶公超：“要求尽快给我以明确而充分的答复，同时要求第七舰队将继续在大陈区域进行经常巡逻，从而从精神和道义两方面给我们以支持。”[46]19日，国民党“外长”叶公超、“驻美大使”顾维钧与杜勒斯、饶伯森、麦康瑙吉就台海危机进行了紧急磋商。叶公超要求美国发表“强烈带暗示性的公开声明”，以对中共产生“强大的威慑力”。杜勒斯坦率地表示，美国在当前情况下“无法去吓唬人”，并且认为守住大陈是不可能的。[47]随后，杜勒斯在与雷德福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的午餐会上，建议修改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29/5文件精神，并作出三点决议：（1）按照美国的意见，中国政府从大陈撤军将是一项明智的措施，美国准备对撤军提供空中和海上掩护。（2）在联合国采取某些行动之前，美国拟公开宣告它将参与保卫金门地区。（3）美国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供其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以实现停战。[48]下午，杜勒斯将此项消息正式通告了顾维钧。
杜勒斯
蒋介石知道，凭借他手中的飞机、军舰，根本无法阻挡人民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于是只能忍声吞气接受了美方的安排。不料，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咨文中全然不提帮助防守金门和马祖之事。在不久通过的《台湾决议案》中也没有一鳞半爪的表示。29日，蒋介石约见蓝钦，表示：“如果美国不公开宣布或以照会说明共同防卫金门和马祖，我们也就无法宣布撤出大陈。”[49]30日清晨，蒋介石看到了艾森豪威尔签署授权法案时的声明，发现甚至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一词，不禁勃然大怒，高声叫骂：“它哪里配得上称做崇高的盟邦！”下午，蒋介石约见蓝钦，表示：“在目前我们不拟采取任何步骤（指撤出大陈）。”[50]美国政府拼命向蒋介石解释说，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或者接受英国“两个中国”的观点，只是如果发表协防金门、马祖的声明，可能会引起国会的疑虑。饶伯森数次打电话给叶公超，要求台北方面不要发表任何提到美国将参加防卫金马的声明，否则美国政府就要予以公开否认。他还明确表示艾森豪威尔对此以感到厌倦，怀疑和蒋介石终究不能合作。最后饶伯森向叶公超转述了艾森豪威尔的牢骚：“蒋委员长真是一个独裁者，难怪旁人这样称呼他。他居然想要指挥我。”[51]
2月2日，蓝钦求见蒋介石，再次向他解释了美国的立场，并立即安排美国协助从大陈撤退的具体细节。蒋介石仍坚持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以艾森豪威尔总统名义发来的电文以及“大使”的解释，使他了解了美国的实际困难。“但是，虽然我们可以不坚持美国公开声明参加金门、马祖的防卫，但我国政府目前的既定政策则是以声明协防金门、马祖为基础的。由于美方不能声明这一点，我国政府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我们的文武官员和同胞进行解释，以及如何抵消撤出大陈的不利影响。”[52]
4日，副国务卿胡佛约见顾维钧和叶公超，再次表明协防金马作为撤退大陈的条件依然有效，但总统不能对此公开声明。他说：“第七舰队司令好几天前就敦促美国政府发出命令，指示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并且还报告说，他也许再等不了二十四小时了。这位司令的理由很明显，这些部队是匆匆受命到那里去对付紧急情况的，因此没有时间安排轮机人员和其他军官们轮班值勤。他们有的人不得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司令官向政府提议，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接不到命令，他有可能认为有必要将舰队开回冲绳。”[53]他还强调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要求”帮助从大陈撤防，美国政府是不能给舰队发出命令的。因为这样做的话，世界各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侵略了中国的领土，美国民众也会质问，为何自作多情地将第七舰队的小伙子们派到与我们毫不相干的荒岛上去。胡佛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向蒋介石传递了一个信息：如果国民党军再不从大陈撤离，那么美国就撒手不管了。
5日，蒋介石在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下召开军事及行政首脑会议，声明他将立即发出照会，要求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在撤退大陈时给予帮助和保护。当晚7时30分，国民党“外交部次长”照会蓝钦：“我荣幸地指出，最近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之间在华盛顿，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沿海岛屿进行武装攻击所造成之军事局势，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果，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从大陈撤出其武装部队，以进行重新部署与集结。愿离开这些岛屿的民众可随同武装部队一并撤离。在将中国政府之决定通知阁下时，遵照中国政府指示并代表中国政府，我荣幸地请求美国政府对于从大陈岛撤出武装部队和疏散转移民众，给以协助，提供掩护。如蒙阁下将中国政府以上请求立即转达美国政府，并将美国政府之答复示知，将不甚感激。兹建议，一旦从美国政府方面得到肯定答复，由中美双方军事代表拟订之撤出大陈岛计划即由两国政府军事人员付诸实行。”[54]
6日清晨，蒋介石亲自审核批准撤出大陈的声明草案：“中华民国政府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侵略之新形势，本中美两国共同防守西太平洋区域两国领土之精神，并经与美国政府会商，决定重新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与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美国政府为增进中美两国保卫台湾、澎湖有关之各地区与领土，美国决定与中华民国共同防卫，美国并决定对我大陈区兵力之转移部署，予以协助与掩护。中华民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此项决定，也表示欢迎，诚以此举更足证明中美两国为维护亚洲与太平洋区域之自由安全，以及为实现自由世界之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55]美国方面对草案尚属满意，稍作修改后即同意发表。
7日，由普莱德指挥的美蒋联合舰队开赴大陈海域，实行所谓的“金刚计划”。美国方面参与其事的各兵种武装人员共约4.5万人，包括5艘航空母舰，32艘驱逐舰，2个航空联队和包括登陆舰、运输舰在内的132艘舰艇。
同日，蒋介石为撤退大陈岛军队和平民发表了《告海内外军民同胞书》：“政府为适应抵抗共产侵略新形势之发展，已决定将大陈岛屿驻军调防金门、马祖等地，此为集中兵力、增强整个反共复国军事部署之重要措施。余深知我三军袍泽以及海内外全体同胞，对于国军撤离大陈之沉痛措施，万分关切，兹特恳切说明如下：共产国际集团最近屡犯我沿海岛屿，其在台湾海峡地区将发动军事侵略之企图，业已暴露。我政府本于反共复国之国策，必先确保我反攻基地台湾及其外岛之安全为第一任务，同时我国与友邦美国现正共同致力于防卫西太平洋区域两国之领土，抵御国际共产之侵略，为适应目前新的形势，使友邦间彼此之行动能切实配合，凡与防御台湾无关重要各岛屿之驻军，转移用于确保台湾有关之各地区，此乃适应新的战略之需要所采取之配合行动。”[56]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避免无谓损失。
大陈岛守将刘廉一
8日，台“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部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来到大陈，与蒋经国会合，共同巡视指导撤退作业。蒋经国是在一江山岛失手后奉父命和“总政治部”美籍顾问杨帝泽一起来大陈稳定军心的。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看着士兵们整装撤退了。
整个撤退行动在11日晚完成，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万余人，及大陈居民1.4万余人，共3.2万余人，在美国第七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居民不愿走者惨遭枪杀，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对岛上的设施、民房进行了疯狂破坏，几十个村庄化为灰烬，大陈守军司令刘廉一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蒋经国在登舰前，还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仪式，并对在场众人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57]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5日，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南麂山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其间，2月14日，蒋介石在台湾由张群陪同召开了中外记者座谈会。蒋介石对与会的70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会场上还修饰了一番气氛：“会客厅悬有蒋夫人亲笔所绘的山水四幅，及北伐时国父与总统的合影一帧。总统着军常服，由张群秘书长陪同莅临会客厅，中外记者当即起立致敬，总统容光焕发，含笑点首，对中外记者表示欢迎。”蒋介石说：“大陈撤退，一般军民心理当然是很悲愤的，但就整个战略来说，这次是成功的。”[58]
1955年，大陈岛撤退。
撤退大陈岛以后，中国沿海各岛屿及其周围的紧张局势依然未见缓和。人民解放军在取得浙东胜利后，便开始实施福建沿海作战计划。3月3日，杜勒斯前往台湾与国民党外长交换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批准书。9日，杜勒斯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杜氏承认：“过去提供美援有时时间太慢，数量不足，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两国军事合作计划作为提供军事援助的基础。”[59]蒋介石对条约的生效表示满意，并乘机要求杜勒斯尽快实施帮助国民党训练九个预备役师的援助计划。他认为过去的中美军事会议缺乏实际性，建议立即成立一个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关于金马问题，杜勒斯向蒋介石保证：条约和授权法案，除了涉及台湾和澎湖的防卫以外，也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对任何有关地区的共同防卫作出决定。15日，杜勒斯发表自台湾归国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如有必要，美国将在任何地方，包括金门和马祖的大战中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如果中国共产党对那些岛屿的进攻被认为是对台湾攻击的一部分。”他又说：“如果那种情况发生，美国将不再以任何原因抑制国民党中国和韩国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60]有了美国撑腰，蒋介石的口气顿时硬了起来。22日，他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了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人。此后在许多场合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马。当时蒋介石又祭起“反攻大陆”的旗号。当有记者问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间是否逐渐接近或已在眼前”时，蒋介石说：“这一时间永远不能恰切订定，这要看共党的行动、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以及国际情势而定，他希望很快可以到来，他相信必可到来。”[61]3月23日，蒋介石接见美报人塞尔资伯格谈话《国军决心保卫金门马祖》，25日又接见霍华德谈话再次强调。
撤退后的大陈岛。
正当美蒋勾结，大造战争舆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开始主动寻求与美国谈判，并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新主张。究其原因有三：（1）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为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已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2）美国虽然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通过了所谓《台湾决议案》，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中美两国已在日内瓦就侨民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议，双方均表示出进一步接触的愿望，而美国操纵联合国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停火，亦显露出美国希望同中国政府对话。（3）美国的战略是：撤退外岛，固守台澎。在当时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尚不具备解放台澎的实力，若仅攻金马，既无助于大局，又正中美国下怀，使台湾孤悬海外，便于美国搞“两个中国”或“台独”。（4）蒋氏父子虽然极端反共，但有民族自尊心，面对“两个中国”的阴谋和蠢蠢欲动的“台独”势力，始终能立场鲜明地予以抵制。蒋介石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领土不容分割》、《驳斥“两个中国”的谬论》等谈话。所以，将解放台湾之事先放一放再看，当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变故。
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就缓和台海紧张局势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2]周恩来的上述声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的反应。26日，杜勒斯接见新闻记者，并回答了一系列问题。有记者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见是否可以归结为：现在轮到我们主动同中共接触了，或者是我们还必须听到更多的中国关于召开像周恩来倡议的那种和平会议的意见？”杜勒斯说：“我不知道轮到谁的问题。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当我们面临着像台湾地区这样严重的问题时，我们行事不能拘泥于外交礼节。已提出的建议也许是真诚的，也可能并无诚意；可能有实质性的东西，也许没有……既然是在这种场合提出的声明，我们有意作进一步的探索。至于此事的进行，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中共自发的进一步澄清，固然很好，但我们也不会坐等，而是要对于事情加以探究，看其中是否有实质性的东西。”[63]
5月9日，英国驻华代办向周恩来转递了英国外相麦克米伦的口信：英国对周恩来在万隆的声明有很大兴趣，询问中国有无口信希望通过英国向美国转达。同日，印度尼西亚驻华临时代办也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印度尼西亚总理愿意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时从中斡旋。[64]周恩来表示：他已经注意到杜勒斯的声明；至于停火，中国并未向美国开战，故无所谓停火；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已在万隆会议上声明过了。1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专程来华斡旋，提出分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感谢，表示：（1）和缓局势是双方的，中国可以允许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军，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承认美国对台湾侵占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2）美国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取消对华禁运；二是允许留学生回国。中国也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根据法律程序美国在华犯法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另一个是允许美国友好人事访华。（3）中国既愿意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但两个谈判性质不同，一个是国际谈判，一个是内政，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谈判。[65]26日，周恩来向英国代办杜威廉作了正式答复，并将其与梅农的谈话作了解释。
此时，美国国内舆论要求政府促使飞行员获释的呼声愈来愈大。杜勒斯也试图尽快解决此事，以便对国内有一个交代。7月11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英使馆，请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中美双方各派大使级代表一名，于双方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便有助于“愿意返回各自国家去的平民遣返问题”，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边之间目前有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66]13日，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15日，中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回复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67]25日，中美同时发布了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新闻公报的发布与中美会谈的展开，使台海紧张局势得到迅速缓解。
第二次军事“反攻”高潮与“八·二三”炮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坚持要求中国作出在台湾海峡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并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在台湾海峡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蛮横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拒绝。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对出尔反尔的“盟国”恨之入骨，大骂美国是在“放弃使用武力”的幌子下“迫我放弃外岛，贿赂中共”。[68]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不得不考虑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为此，中央开始将“和平解放台湾”这个意向性的宣传口号转入具体实施阶段。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的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还说：“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69]
7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战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呢？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70]此间，毛泽东也多次讲到：“和为贵，爱国一家”；“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71]
中共中央提出重开国共合作的主张，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他经过反复权衡，决定派人赴大陆探探风声。1957年初，蒋介石召许孝炎回到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三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思量再三，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选中宋宜山的原因很简单：（1）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的。宋宜山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官职和学历相当。（2）宋是台湾“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味较轻。（3）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可借探亲为名前往北京。（4）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沟通比较方便。
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具体问题与宋宜山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3）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72]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要回台湾请示蒋介石后才能给予答复。在京期间，宋宜山还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给宋宜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即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份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他除了叙述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以及中共提议外，还对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颇说了几句好话：“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犹如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蒋介石阅后极为恼怒，叫许孝炎转告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按月寄给。至此，蒋介石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
作为在政坛摸爬滚打一辈子的老手，蒋介石当然不会仅因为宋宜山在报告中讲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而终止与中共的接触。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放不下“正统”的架子。蒋介石认为，如果承认中共的统治，中华民国的“法统”就算终结了，而这“决为中国历史所不允许”，是“空前的罪恶”。[73]因此，他又连忙站回一贯的反共立场，说：“决不放弃收复大陆。”他还诽谤中共主张和谈，是“三十年来一贯的伎俩”，是为了“达成他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他宣称对中共“决不做任何方式的谈判，亦绝无任何影响可以促使我对中共的谈判”。[74]
美国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则表示满意。1956年，美国对台“经援”达1.01亿美元，次年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700万美元。1957年5月，美国派遣“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10月，美国压迫第19届红十字会邀请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出席大会，公开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革命爆发，推翻原来的费萨尔王朝，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5日，美国以“保卫美国人生命安全”和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借口，悍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竟然宣布其远东地区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对于美国的行动，台湾当局表示“完全支持”，并叫嚷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乘机掀起第二次军事“反攻”的高潮。17日，台湾当局宣布所属部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了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
为了粉碎台湾当局的挑衅，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7月18日晚，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大规模炮击金门岛。毛泽东说：“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打金门，就是支持黎巴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要用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会议决定由叶飞组织这次炮击行动。
叶飞是原新四军的一员猛将，打过不少的大仗、硬仗。1949年4月20日，他命令所部向驶入长江航线、企图干扰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英国远东舰队开火，致使英军“紫石英”号搁浅，“伴侣”号、“伦敦”号受创。同年10月，他指挥第10兵团在取得漳厦战役胜利后，趁势进攻金门。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战斗失利。10月29日，毛泽东亲笔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事件引以为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的有计划的消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当时，正值建国不久，在各地追剿残敌的解放军各部均进展顺利。全军上下重名誉，表彰嘉奖多，通令批评少，像这种作为“样板”的教训更是少之又少。第10兵团上下，羞愤难当，发誓一定要打过金门去，后因局势的变化，才算作罢。九年之后，毛泽东再次将炮击金门的指挥权交给已经离开第10兵团、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叶飞，正得其人。
叶飞接到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保密电话时，正在紧张动员组织部队、机关的人员帮助当地农民抗台抢险。他对于中央绕过军区司令韩先楚，让自己这个主要负责地方事务的省委书记兼第一政委来指挥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有些疑问。此时，在北京的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培善接过王尚荣的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接受命令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让江一真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旋即又组织了前线指挥所。次日，叶飞率领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及前线指挥所参谋长张兼，由福州乘车奔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叶飞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厦门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确定组成莲河和厦门地区两个炮兵群，分别负责打击大金门和小金门的国民党军。另外，在厦门、莲河地区组成一个高射炮兵群，各自保障本地区的空中安全。会后，各部队立即向集结地域开进，秘密展开。
当时，福建沿海地区气候还相当恶劣，狂风呼啸，大雨滂沱。由于山洪的冲击，主要公路、铁路多处塌方，有的桥梁折断，摩托化炮兵部队在运行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军令如山倒”，炮兵部队在工程兵部队、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昼夜兼程，向预定位置推进，并在风雨泥泞中抢修道路、构筑工事、搬运炮弹和开设观察所。24日，所有一切作战部署全部准备完毕。26日，参战的30个炮兵营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了射击准备。
7月27日，叶飞收到北京的一份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的信：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75]
叶飞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立即找来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部队进入福建前线的机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于是，当即复电中央：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炮击时间，福建前线总指挥部重新调整部署，周密安排火力，区分射击任务，对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标识。前线指挥部再次征调三个炮兵师和一个坦克团入闽，并调集步兵和工程兵部队协助炮兵部队加紧构筑工事和抢修道路。截至8月23日，在预定作战区域内，有掩盖的地面炮兵工事构筑120多个，各种急造军用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
为掌握福建前线的制空权，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抽调歼击航空兵第1师第1团、第3团，第18师第54团，第9师第27团，第16师第46团和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从原驻地转场到福州、漳州和江西樟树等一二线机场。中央军委还将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到福州军区任空军司令员。7月25日零时，聂凤智“到位”，驻进了设于晋江的指挥所。聂凤智命令部队隐蔽接敌，采取低空、分批、梯次推进、前后掩护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核心阵地移动。
29日，第一批航空兵抵达龙田、福州、汕头等第一线位置，蒋介石尚毫不知觉。11时，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副中队长刘景泉率领F-84G型战斗机四架，至厦门上空进行“正常”巡逻。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第18师54团大队长赵德安立即率领四架米格-17歼击机，从汕头机场起飞迎击，在云下150米处集合编队后，迅速穿云上升，巧妙地接近目标。3号机飞行员高长吉首先进入攻击，开炮将敌刘景泉的僚机击落。刘景泉见状后立即大幅度急转下降，企图逃脱。正在他后边的人民解放军僚机飞行员张以林当即推下机头，在距离150米时连续开炮三次，将其击落。其余两架国民党战机，亦有一架被赵德安击伤。从双方接触到国民党战机脱离战场，前后激战三分钟，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入闽、粤后首次空战的胜利。
国民党空军受到这次打击后，为查明人民解放军空军进驻东南沿海机场的情况，便改用性能较好的F-86型战斗机，掩护RF-84型飞机实施“强行侦察”。人民解放军空军起飞拦截后，取得了击落两架、击伤三架的战绩。8月7日和13日、14日，人民解放军空军又先后同国民党空军进行三次较大规模的空战，击落击伤六架敌机。整个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飞机50多架，大约占敌机总数的三分之一；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也损失了20多架。
当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和航空兵部队紧张备战的同时，海军舰艇部队也采取了水陆并进的方法，迅速入闽，准备参战。7月19日，海军入闽参战部队接到海军司令部的预备号令。7月底，东海舰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驻上海的鱼雷快艇6支队1大队隐蔽南下。该队全体官兵一律改着陆军服装，将鱼雷快艇用专列运至厦门。8月5日，驻三都澳的高速炮艇大队所属三个中队向南转移，分别进驻平潭娘宫、泉州后清和厦门诸港湾待命。中旬以后，又有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三个鱼雷快艇大队、两个猎潜艇大队和一个高速炮艇中队，从海上分别驶至福建三都澳、后渚和东山岛。至此，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部队已全部完成了炮击金门的准备工作。
7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华。中方拒绝了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使本已不怎么和睦的两国关系又增加了一条裂痕。在两国公报中，不但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连“台湾”两字都未出现。但这种内部分歧是严格保密的，因此外界仍以为苏联将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猜测中国可能会对沿海岛屿，甚至对台湾动武。8月4日，台湾当局在阳明山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金马作战问题。次日，“国防部长”俞大维向美国提出三项要求：（1）就外岛之立场发表声明；（2）美在台海进行武力示威：（3）向台湾运交响尾蛇导弹。6日，国民党当局道听途说地得知陈毅在一次招待会上透露，台湾海峡的形势可能出现变化，立即宣布“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备战状态”。[76]1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葛瑞正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制定对策的要求。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如下对策：（1）如果中共用海空力量封锁沿海岛屿，美国将给国民党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与海上运输、补给；（2）如果中共空军袭击台湾，而台湾空军无法抵御时才可动用美国空军，如果中共轰炸台澎，美国将轰炸大陆机场；（3）如果中共大举进攻沿海岛屿，美国除提供海空保护，以击退进攻外，还将通报联合国；（4）如果中共大举进攻台澎，美国将全力击退。在第二至第四项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均提到动用原子武器。[77]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要考虑到国内民众对战争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那样时常把核武器拿出来显摆显摆，因此他指示说：如果美国被迫介入，即使美国断定中共的目标是台湾，美国最初的反应也将限于对船只和机场进行空袭，而不对内地进行攻击。[78]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确定了炮击金门、马祖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对林彪、彭德怀说：“我们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经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门、马祖撤兵，或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陆作战，视情况而定，走一步，看一步。”当天，毛泽东让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通知叶飞赶到北戴河汇报。
次日下午3时，叶飞乘军用飞机抵达北戴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参加此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叶飞之外，彭德怀、林彪也在座。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发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叶飞表示无法避免。彭德怀在旁插话：“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毛泽东听后，没有再问其他问题，也未作任何指示。此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建议是否可以通过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经过一夜的思考，毛泽东认为美国不可能因为有一两个顾问在炮击中伤亡而宣战，毅然决定不向美方暗示。[79]
此时，台湾当局仗着有美国人撑腰，仍在一如既往地叫嚣“反攻大陆”。8月21日早晨，小金门国民党军第9师师长郝柏村正准备去阵地，突然接到消息：“陆军总司令”彭孟缉已至水头，要郝立即前往。郝判断可能是蒋介石来了。果不出所料，上午10时，蒋介石抵达。在此之前，他已视察了大金门。在随员的陪同下，蒋介石巡视了驻防23高地坑道式57战防炮掩体的27团四连和卫生连，接着传令营长以上主官到招待所集合。即席点名完毕，蒋介石开始训话，他说道：（1）现在一切胜利基础已建立，今后全视吾人之精神如何，亦即全在决心意志，决心就是与阵地共存亡，亦即与国家共存亡，而此次金马作战应负责开“反攻复国”胜利的基础。（2）敌人两个月以内一定要来攻我们，故时时刻刻要准备防御敌之来攻，加强技术、战术及胆力，两个月内敌如不来，则我们也要打仗了。（3）各级务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贯彻到底，不可放纵。
蒋介石训示完毕后即渡海返大金门。下午4时，郝柏村奉彭孟缉之命，率团长代表一人、政治部主任及士兵代表各一人，赴金门“防卫司令部”。5时半，蒋介石又在“防卫司令部”召集团长以上主官点名并即席训话：退出大陆已九年，从三十七年开始失败，则已十年。十年来受耻忍辱，含辛茹苦，日日期望“反攻复国”才能扬眉吐气，此机已待十年。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近已时代不同，十年工夫不算少，此机如不到，徒有此心，并不能达到的……我们再不打胜仗，尚有何面目见世人，而决心牺牲就是成功的条件。金马四面环海，敌四面可来，再加以空中威胁，指挥第一要紧是作战纪律，只许看海面不许看上空，此即吾人锻炼精神、争取胜利之大好时机。
7时30分晚餐，蒋介石又即席对战术方面作重要指示：（1）注意空中、地下、水底，空中、海底非吾人能力所能办到，此时特须注意地下。现在坚强防守非进入地下不可，故工事地下化第一重要，但地下化一事在保存战力，这是临时的，而更重要的在发挥地面力量，不可为地下工事所限制。（2）金马每一主官，必须确保核心据点，与核心工事共存亡。核心工事即是死所，须知吾人攻击东山所以未成功者，乃由于敌据守其核心阵地。只要守住核心阵地，一定会援救你，而核心阵地储水尤重要。（3）加强预备队力量。使用预备队应有计划有准备，军官团教育尤应注重研究。逆袭必须训练，预备队位置应分散配置，集结要快。逆袭就是白刃战，在战术上应从侧方打，如高登岛一营守备部队只有40名预备队，对火力运用现虽有火力协调中心，其可靠性如何，仍待事实证明，而最重要者仍为侧防火。（4）伪装不够，假工事不够。鉴于三十六年（1947）敌渡黄河之教训，不可以未见其集结等而认为不来，特应注意其人海战术。
蒋介石前脚刚走，台“国防部长”俞大维后脚就到。8月23日上午，郝柏村准备去大担及虎子屿视察，突接通知：“国防部长”俞大维来小金门视察。8时，俞大维由金门“卫戍副司令”赵家骧陪同来到九宫，后由郝柏村陪同，先视察红土沟阵地，继至湖井头、双口及沙溪第一线阵地视察，旋至南地区视察厨房、厕所工程，回招待所午餐后返大金门。
这一天，俞大维的兴致似乎特别高，在视察时谈及外岛工事强固时，他不无风趣地说：“某次偕殷格索协防司令视察高登后，余笑谓殷格索将军：‘假如你是共产党，你计划如何来攻这个岛？’殷格索将军很幽默地说：‘我考虑的结果是不攻。’”傍晚，他不顾劳苦，特意吩咐一定要举行一次官兵“同心聚餐会”，以示对部下的关心。聚餐会后，他在金门卫戍司令胡琏，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和章杰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位于金门太武山下的翠谷湖。
5时30分左右，突然一阵嘶啸声，掠过太武山头，落入翠谷湖。紧接着，山摇地动般爆炸不止，整个翠谷湖烟雾弥漫，弹片横飞，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全部丧命。尽管九年来金门常有炮战，但均不猛烈，炮击前亦都有察觉。但这次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整个金门岛守军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俞大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完全给打懵了，一时不知所措，幸亏被随行的廖光华拉到路边的山石下躲避，才幸免一死。胡琏在躲过第一次的炮击后，趁着炮火的间歇，侥幸跑回了“卫戍司令部”坑道。由于金门“卫戍司令部”是一座修筑在太武山花岗岩山体中的钢筋水泥坑道，所以顶住了强大炮火的袭击。但是，司令部通往炮兵阵地的所有电话线都在第一次的炮火急袭中被炸断了，金门岛的有线通信联络系统全部瘫痪。人民解放军的监听电台中不断传来金门国民党军用无线电向台湾的紧急呼叫。
20分钟过去了，金门岛上的国民党炮兵方如梦方醒，开始向人民解放军厦门、莲河地区的炮兵阵地进行还击，但很快又被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炮火压制。一小时后，福建前线指挥部命令：各炮兵阵地注意，炮火延伸，集中打金门岛料罗湾蒋军补给船和机场。人民解放军各炮兵阵地迅速调整射击目标，对准金门岛的料罗湾和机场急速射击。敌“台生”号大型运输舰立即中弹，丧失了航行能力，金门岛上的两个机场也被打得千疮百孔，无法起降飞机了。
8月24日下午，停泊在料罗湾内的17艘国民党军舰，在岸炮火力的掩护下驶来，为金门驻军运送兵员、物资，并抢修“台生”号运输舰。福建前线指挥部再次组织了36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和1个快艇大队、2个护卫舰中队，对金门国民党驻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17时40分，料罗湾内的国民党舰艇被迫向外逃窜，人民解放军快艇大队参谋长张逸民率领六艘鱼雷艇，立即出击。艇队驶过金门南方东旋岛附近海面时，遇到国民党炮火的拦阻射击。人民解放军驻镇海的海岸炮兵当即开炮压制。艇队迅速进入金门海域，遭遇国民党军“中海”号和“台生”号大型运输舰、“美乐”号中型运输舰和几艘小型警戒艇。双方距离30链时，张逸民命令全队展开成两个突击群，直取两艘大型运输舰。当距离缩短为4链时，国民党打开信号灯联络，发现是人民解放军鱼雷艇，立即开炮射击，但已无法转向规避。“中海”号首中一雷，遭到重创。接着，“台生”号被轰开两个大洞，渐渐下沉。
25日下午，国民党军集中两个大队共48架F-86型飞机，飞临大陆上空图谋报复。其中八架窜至漳州地区，企图引诱人民解放军陆基航空兵到公海上空作战。人民解放军驻漳州歼击航空兵第9师27团一个大队当即起飞迎击，由于未发现目标而奉命返航。因技术故障而落在大队后面的刘维敏等双机，在漳州机场东南上空发现四架国民党飞机，立即实施攻击。刘维敏的僚机被一架F-86咬住，急速上升转弯摆脱。刘维敏孤军奋战，在击落两架敌机后，亦不幸中弹牺牲。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华盛顿军政部门一片紧张。8月23日，杜勒斯提出三点建议：（1）如果炮击金门引起局势危急，可能导致美国干涉。（2）台湾反攻大陆的活动，虽有利于提高国民党的士气，但此举将牵动全局。要改变共产主义体制，决定的因素在其内部的变化，而不是外部的刺激。（3）视可能将台湾海峡危机提交联合国。[80]25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台湾提供包括导弹和舰艇在内的援助，并承担空防和为金门运输补给品的护航任务。28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声称美国不会将中共对沿海岛屿的进攻看成是“有限的军事行动”。9月3日，美国国防部扬言说美军已经作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威胁解放军不要试图强占金门、马祖。[81]
同日，毛泽东突然命令：“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领海为12海里。同时宣布：“任何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上空。”[82]中国政府规定的领海线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在海牙协议中确定的三海里的范围，将金门岛也包括在内。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试探美国在台湾和金门、马祖问题上究竟准备介入多深，其长远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罗得岛夏季白宫宣称：美军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总统一声令下，就可采取“适时而有效的”行动。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及已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议，暗示美国仍未放弃同“中共政权”达成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
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哪一个怕得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他又说：“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条索子绞住了。”
在毛泽东提出“绞索论”的次日，周恩来也发表讲话：（1）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这是对六万万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2）中国一贯倡导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解决国际争端，“尽管美国以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关系中起码的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消除”。周恩来还宣布，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83]
9月7日，停止炮击的期限过去了。金门海面沉浸在一种不寻常的平静之中。接近中午时分，海上观察哨发来报告：一支由美台两方军舰混合编队组成的舰队，正向金门海域驶来。叶飞从云顶岩指挥部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并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下令开火，但仍坚持“只打蒋不打美”的主张。
9月8日，美军第七舰队旗舰“海伦娜”号率领六艘驱逐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料罗湾码头实施补给。按照惯例，美舰还是停在金门外海，由国民党的登陆舰驶向岸边卸货。12时43分，人民解放军以43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炮兵连组成的强大炮群进行了毁灭性的炮击，连续发射了2.17万发炮弹，猛烈射击金门岛上的军事目标及驶入料罗湾的登陆舰。炮击中，国民党军“美乐”号登陆舰当即被击中起火，引爆了舰载弹药而沉没。“美珍”号中弹累累向外海逃窜，另外两艘登陆舰也在中弹后逃走。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解放军一开炮，美舰就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逃遁到12海里外徘徊观望。
美国军舰的表现证实了他们确实比中国人“更怕一点”。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语出惊人：“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了用的，统统集中起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那个地方摆一摆。”
9月11日，四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的四艘运输舰、七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当时毛泽东已经离京赴南方各省视察，由周恩来在京布置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这次，国民党运输舰显然是有备而来，所以一遭炮击就向外海逃走，损失不大。美国军舰态度依旧，果然躲在那里“摆一摆”。
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横直没了用”。而且，赫鲁晓夫出于本国的安全考虑，在7日、19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忠实的朋友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给予援助，因为人民中国的安全利益是同苏联的安全利益不可分割的”。[84]他还通过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毛泽东转达苏联愿意出动空军威慑美军的建议。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以及来自苏联的无形压力，艾森豪威尔被迫发表电视讲话，一方面依然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会后退”，但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指出：“除了付诸武力以外，还有一条好得多的道路”，那就是“谈判的道路”。最后，他宣布，已经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85]
艾森豪威尔11日的讲话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恢复，使台美矛盾尖锐起来。17日，蒋介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将炮击金门视为“共匪”之“进攻台湾之序幕”，他认为中共的意图是：“第一当然是占领台湾，企图以战争威胁美国退出台湾海峡，即清算美国在亚洲的威信及其势力。第二是要闯入联合国，以夺取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第三是要取得五强之一的大国地位，羼入今后大国间的高层会议。”[86]他还表示：“故不论中华民国在事态紧急时，自可行使其固有之自卫权，此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文件上，并无任何约束。”[87]此后，叶公超公开声明反对金门、马祖中立化的建议。
29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又举行中外记者（80多人）座谈会，就美联社记者卡利等相继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当时提出的问题有：
（1）共党为什么在此时加强其对沿岸岛屿的压力，阁下觉得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外交的还是地理的，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呢？
（2）什么样的行动才是中华民国政府所认为在对抗目前中共压力方面最适切的行动？目前所采取的防阻政策是不是最好的政策？抑或一个更积极的政策将更为有效呢？
（3）如果美国和中共华沙谈判中，议成一种不能使中华民国满意的妥协，贵国政府将采取何种政策？在这个谈判中，阁下认为可能获得何种切实可行，且能为三方面都愿意接受的结果？
（4）如华沙谈判决裂，阁下将如何处理中共对金马扩张战争之企图？阁下是否认为目前金门防务上迫切需要中共停止射击？并且是否认为中华民国方面，非对大陆“共匪”基地采取报复行动，即不能解决此次金马战争？
（5）中华民国对于台湾海峡问题提出联合国所持的态度与立场如何？
（6）中华民国政府是否以金马诸岛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反攻大陆的主要条件为何？
（7）阁下判断中共的动向，他将停止其武力侵略，或是在金门登陆进攻？[88]
蒋介石完全站在他的立场上，对上述问题作了喋喋不休地回答。在答复中，他的中心议题始终围绕着美国的态度展开，他说：“中美两国依据其共同防御条约所确立的政策及其合作精神和坚定的态度，已在东南亚对共产集团侵略的阻止，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我认为今日东南亚的金门，等于欧洲的西柏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马耳他”，“我深信美国盟友基于其道义、责任与其自身安全的种种因素，必不会于我陷于生死存亡之际，而忽然中道背弃”，“我相信盟邦必须继续以条约的精神，支持我们遏阻‘共匪’侵略之目的，必不致中途后退。而我们在紧急状态中，就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蒋介石更为坚定地说：“至于金门岛，乃是我们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我政府对当前国际政客们所谓‘中立化’，以及减少或撤退其驻军的各种主张，决不理会，只有克尽其保卫领土主权的天职。”[89]
1958年9月29日，蒋介石在中外记者座谈会上。
不料，就在蒋介石讲完这番话的第二天，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向他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有记者谈到美台当年在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时所进行的换文中对双方使用武力的限制时，杜勒斯回答道：美国并不认为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义务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美国表示了“默许”，并没有“赞同”。当记者问及在何种情况下国务卿认为“可以实现撤退”时，杜勒斯竟然表示：如果该地区实现“可靠的停火”。杜勒斯还称，在金门、马祖部署重兵是“愚蠢的”，而要继续驻扎下去更是“不明智，也是欠谨慎的”。[90]杜勒斯的这番话，说明美国打算以让出金门和马祖为条件来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在海峡之间确立一条永久的分界线，达到“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目的。美国的这一打算，引起了海峡两岸出自不同原因的深思与共同的反对。
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讲话极为不满。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接见美联社记者，发表了《坚守金马外岛的决心》的谈话。他说：“我觉得杜勒斯先生昨天所说的话，是与他一贯采取的立场有出入的。根据杜勒斯先生一向所表示的见解，我怀疑是否可以拿他这次的谈话，看作他实望我们减削外岛的驻军，杜勒斯先生一向主持正义与公道，说他现在可能对此问题有新的意见，那是不可思议的。”[91]美蒋之间的矛盾，促使中共中央决策的调整。原来中央的计划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现在考虑到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遂决定“把蒋介石继续留在沿海岛屿上”。中共中央制定的新策略是：“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最终达到使“美军不劝蒋军撤走”的目的。[92]
10月6日，以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由毛泽东起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心寒？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93]
同一天，蒋介石在高雄接见英国记者休兹时，声称“我们将不放弃金门”，反对中美华沙谈判，说什么“金门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也是自由世界在远东的前哨据点。我们必须保有该岛作为台湾的屏障。我们并不计划使用该岛，作为反攻基地”[94]。接着，又在答美国记者勃朗问中，攻击彭德怀的《告台湾同胞书》是“一种骗局”，说什么“金门之战业已六周，‘共匪’封锁攻击的计划，已为中美两国合作行动暨前线军民壮烈坚强的奋斗精神所粉碎，亦可说我们已经制胜了第一回合。‘共匪’在没有办法中，判断他们在一周以后，即将采取第二步行动”[95]。
为了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并给台湾当局以充分的时间去考虑。10月13日，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毛泽东起草）发布命令：
金门炮击，从今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待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贱。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96]
炮击一停，美国如释重任，立即将舰队调回本土西海岸以及在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刚从地中海调来的舰只，也奉命原路折返。这样庞大的武力徒劳无功地往返，分外显得可笑。杜勒斯决定前往台湾，压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造成“划峡而治”的既成事实，防止再将美国拖入与中共的战争中去。他在途经阿拉斯加时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此行的目的在于完成“和平的使命”。因为一周前，“中共”宣布至少再停止攻击两星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台湾将是“有益的”。然而，杜勒斯称：“如果共产党恢复他们的战斗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我们的措施就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
蒋介石不信这个邪，他不仅携宋美龄亲临金门，深入战壕巡视，而且命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三赴前线慰问驻军，向美国表示死守金、马的决心。15日，他还在回答《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时，用尖锐的语言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和“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台湾无可争议的是中国领土。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决定拉他一把。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现在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是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打乱了他的计划。”[97]10月20日，毛泽东一声令下，炮击又恢复如初。
人民解放军的炮击果然打乱了杜勒斯原打算向蒋介石施压的计划。蒋介石坚守金、马，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借口：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98]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杜勒斯同意了美蒋《联合公报》第二条的措辞，即：“双方佥认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御上有密切之关联。”而蒋介石接受了公报中第六条的限制，即：“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然而，这一使命的“基础”，在于“人心”，“勉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并非凭借武力”。[99]
25日，中共中央再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毛泽东起草）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个一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也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允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并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100]
至此，这场轰动世界的台海危机，终于以众人都未料到的方式结束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美国三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台湾当局吹嘘蒋介石“以最坚强的决心与毅力，一方面打击‘共匪’的猛烈攻势，一方面抵抗国际姑息者的压力……这一战役不但在我国战争中也在国际最大炮战的战史中，写下了空前未有的光荣记录”。“这一战役给大陆同胞带来了更大的信心与希望，加深了‘共匪’政治、经济、军事的危机，使‘匪帮’控制发生动摇，同时也使国际人士相信，‘匪帮’在大陆的控制随时有动摇崩溃的可能。”[101]美国政府也向国内人民宣称：成功地压迫中共接受了“停火”主张。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无损于历史的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这场危机的真正赢家。这次金门“八·二三”炮战，当然是用去了不少“战争成本”：在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阵地和指挥系统等军事目标，全部陷入了浓烟烈火之中。金门方面事后承认，600余人在炮战中伤亡，其中，国民党军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被第一炮弹群炸死。人民解放军共发射炮弹3万1757发，有九人受伤，一电话员牺牲。战况资料显示，1958年8月23日至9月20日是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解放军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也有资料披露，“金门自1949年古宁头战役、1958年‘八·二三’炮战，历经大小战役及解放军‘单打双停’炮击达百万发之多，其猛烈可谓人类战史之最。”战后，金门进入军防戒严，自此成为台湾的“反共最前线”。在蒋介石晚年忧思、营造台湾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在他去世20多年后，金门这个过去是死伤惨重的前线阵地，现在也慢慢转变为军事旅游胜地。
1959年1月24日，『八·二三』炮战后，蒋介石抵金门巡视防务。
第三次军事“反攻”高潮与“光复”无望
经过“八·二三”炮战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进一步看清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蒋介石归根到底还是个民族主义者，有他一天在，国民党搞“台独”的可能就会小得多。1959年5月，毛泽东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中，论及台湾问题时说：“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应该让他做。”“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102]国民党中央也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以前跟着美国骂共产党为“侵略者”，等于是承认“两个中国”。此后，台湾当局在有关宣传方面，开始注意“不跟着美国乱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尽管国共双方在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有着血脉相通的默契。但蒋介石终究数十年一贯反共，出于“汉贼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他还是无时无刻地打着军事“反攻”的算盘。
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发展步伐明显放慢。对内，“左倾”错误的干扰日益加剧，“共产风”、“浮夸风”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对所谓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使党内的民主气氛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党的指导思想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对外，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印两国为边界争端发生战争。同时，中国还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抗美援越。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大陆又连续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苏联单方面中止对中国的援助，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面临的困难作了想当然的、极为错误的评估。1961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现在大陆上农民反对“人民公社”，工人反对“劳动纪律”，青年知识分子反对“劳武结合”与“思想改造”，干部反对“下放”，说：“这一场龙卷风似的矛盾斗争，正在黑（赫鲁晓夫）毛矛盾表面化了以后，更随之加深、加剧。”[103]1962年11月12日，他又在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大放厥词：“‘奸匪’由于俄援中断，工业倒闭，乃不得不强迫城市人口下放农村，而广大的农村又早已破产，这些人口，结果即不得不再一次被迫向城市倒流；据‘奸匪’自己招认，这种被‘踢人球’的人数，至少在五千万以上，港澳‘五月流亡潮’，还仅仅是大陆‘盲流’惨剧中进退失据的一部分难胞而已。‘奸匪’可以连眼也不眨一眨，而杀死饿死大陆同胞一半以上，可是它面对着为自由和面包敢于打破铁幕缺口，一批接着一批的人们之勇敢行动，却不得不为共产末日之提早降临，而胆落股栗。”[104]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在所谓“国防研究院”第五期政工干部学校政治作战讲习班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中，还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说的是“对黑（赫）毛斗争、匪俄关系的判断”），提出：“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黑（赫鲁晓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不惟我们必须以这个问题做中心，来观察、研究、判断、决定我们自己反攻作战的战略，而自由世界也要针对黑毛斗争、发展的动向，来策动全面的政略、战略才行。”[105]他接着又说什么：“俄共对‘匪’军援已经停止五年了，由此不难推知，‘匪军’所有武器其最新的也是五年以前的东西。打现代战争，武器是不能落后一年的，五年即使三年以前的机械零件，在补充上已经相当困难，而况其在作战使用上，也很难配合目前的需求。过去一般‘匪军’官兵，都养成了对俄‘一面倒’的心理，因之没有俄共的军援不能打仗。”[106]
1962年，蒋介石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
基于这样的误导，蒋介石终于又披挂上阵，重弹“反攻”老调。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尤其是今日面对着人类祸福与世界安危所系的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格外感到这一代青年子弟们继志述事，报效国家，拯救人民，争取对历史、对人类的光荣贡献，那真是逢到了比任何一代青年所不能逢到的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107]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火药味更浓的元旦文告，宣称：“我们政府为了践履反共救国、吊民伐罪的职责，必须进一步努力于精神革新，和全面动员，迎接这一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他还说什么“我们国军对反攻作战，已经有了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开始行动”[108]。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这就是大陆抗暴革命与台海吊民伐罪的圣战随时来临的时候，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无论在心理上、行动上，尤其对于人生意义、国家存亡与个人的前途祸福荣辱上，都应有一个切实的打算”。[109]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三年，最多五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在1962年与1963年，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连串“反攻复国”的谈话。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还列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
（1）制定周密的反攻计划。蒋介石亲自指定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方知道台湾当局瞒着他们偷偷地搞“国光计划”，勃然大怒。蒋介石只好请美国人加入，计划名称也改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蒋介石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棋日后在口述这段历史时说：“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三峡附近）的山沿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刘氏又说：“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刘安棋还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漏出去，所以行动相当隐密。”
（2）集结军队，抓紧训练。蒋介石大量购进血浆和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了加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之间。他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并宣布延长现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也被收集起来，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反攻”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奉命要求士兵明确“为谁而战？”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上了“光复大陆”的字样。
（3）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国防临时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一应准备就绪，蒋介石就开始向美国人吹风：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哪怕是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研究局（INR）局长的希斯曼说，国民党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但肯尼迪政府态度极其暧昧，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使台湾当局摸不着头脑。首先是1962年3月8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期满离任。一连数月，新“大使”迟迟不能到位。其次，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就美国将对国民党“收复大陆”持何种态度提问时，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仅仅含糊其词地说：“返回大陆是台湾人民殷切的愿望，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我们所负的责任和面对的难题。”再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出版了《美国对华关系文件》1943年卷。出版此书，原是按照美国外交文件解密的惯例，然而却引起了国民党对《白皮书》的辛酸回忆，认为此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对我国不利”[110]。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大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引用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国民党当局必须反攻的理由，希斯曼则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在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年了。（2）中国人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3）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尽管双方看法殊异，蒋经国还是略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吃中国菜。贪杯的蒋经国教他划中国拳，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酒席上“反攻胜利”。
蒋介石急于在1962年反攻的心思，中共领导人亦一清二楚。1962年5月，周恩来约见返国度假的王炳南，与其讨论了台湾海峡局势。周恩来的估计：蒋介石认为当前大陆和苏联不和，在内有自然灾害，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下决心大干一场了”。周恩来还请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介绍分析敌情，罗认为：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具体确定如何打的问题，即是采取“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的问题。数日后，周恩来命王炳南立刻返回华沙任所，想办法从美国驻华沙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他嘱咐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6月23日，王炳南和波士顿世家大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卡伯特大使进行了坦率的会谈，指出：“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他还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111]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的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卡伯特之所以当即就能给王炳南表态，是因为在6月20日，华盛顿已经确定了美国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的对策。肯尼迪认为台湾此时对大陆的进攻对美国将是弊大于利，遂决定对蒋介石的行动既不鼓励也不支持。6月27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关注”。美国的立场是“反对在此区域内使用武力”。他声称：如果发生对台湾和澎湖的进攻，美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其防卫。关于对沿海岛屿的“威胁”，美国将与台湾之安全与地区之和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他特别强调指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性质是“防御性”的。当记者问及《共同防御条约》缔结之时美台互换的“照会”时，肯尼迪称，该“照会”属条约之一部分。照会的换文具有约束力，即国民党未经美国同意之前，不得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112]
1962年3月中旬，希斯曼再和哈里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明告蒋：“反攻不可行也！”然而，台北并不甘心，继续向华盛顿制造压力。中央情报局驻台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克对这项建议大为光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动自发地抗暴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蒋介石见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心里先自有几分发虚，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反攻的打算。但为了对国民党内外有个交代，这出闹剧还得唱下去。因此，蒋介石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指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海威”、“班超”计划，企图用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方式，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喽啰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已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革命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这些人在出发前，照例要由蒋介石亲自接见，然后，上级特准他们一个星期的休假，让他们吃喝玩乐一段时间，再送他们上路。[113]
然而，事实是这样嘲弄了蒋介石。由于中国大陆“实施严格的户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陆的情报网，任何企图渗透进入大陆的外地人，几乎很难逃过大陆的安全系统”[114]。1962年10月9日，广东惠来县全歼偷渡敌特。10月28日，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共22人武装特务。接着，惠来县再次全歼偷渡武装敌特，活捉“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司令吴纯彬。1963年，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沿海军民又相继歼灭登陆的六批国民党武装特务。[115]蒋介石对他的“死士”的覆灭，痛心疾首。1963年11月12日，他在《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中承认：“自八全大会以来，六年之间，大家精诚无间，夙夜黾勉，都在为达成反攻复国的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而奋斗。单是我们对大陆游击作战，对沿海游击作战，以及情报作战——特别是空中侦察与空投任务的优秀青年，由基地派遣而渗入大陆作战牺牲的，就至少在两千人以上。”[116]
1963年9月5日，蒋介石最后一次给肯尼迪写信，再次提出关于组织若干次数百人的空投或登陆进犯大陆的活动。但肯尼迪对此无动于衷。9月，蒋经国对美国进行了访问，遭到冷遇。随后，此次军事“反攻”就销声匿迹了。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宣布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将反共斗争的重点从军事转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根据最近（2009年5月）台湾桃园县政府以观光为名开放当年的“军事管制区”慈湖，并在此揭密了当年的“最高机密”——“国光计划”。[117]曾经的残酷争斗又真切地映入眼帘。
在1950年至1954年间，台当局致力于防卫台澎金马，巩固“复兴”基地，创造有利“反攻”形势。在这期间，台当局并未制订详细的“反攻大陆”计划。而在大陆出现天灾之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嗅到了可乘之机，积极在台厉兵秣马，伺机反扑大陆，各种计划纷纷出炉。在“国光计划”正式启动前的五六年间，台当局共制订了凯旋、中兴、联战等作战计划。在1955年至1956年间，蒋介石指定陆军“副总司令”胡琏邀集“国防大学”及实践学社教官若干人组成小组，研拟对闽粤“自力反击作战构想”，蒋介石也曾听取简报一二次，此为蒋介石反攻作战的开始策划阶段。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蒋介石又令“国防部”遴选优秀军官30余人，以任务编组的方式编成“中兴计划室”，全部人员由“国防部”各厅干部兼任，并由“参谋本部”常务次长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设作战、后勤等处及若干作业组。后蒋介石又指示陈诚成立督导小组，专门听取该计划室简报。1958年4月至8月间，台当局又成立“联战演习计划作业室”，该计划室基本全部接受“中兴计划室”的人员与档案，仍属临时编组性质，由“副参谋总长”余伯泉担任主任委员，蒋纬国担任秘书处主任，制订与美军联合作战计划以“反攻大陆”。该计划对美军完全公开，更邀请其参与有关计划的讨论。在作业上，也参照美军联合两栖作战范式，来制订两军联合两栖登陆作战的程序。对于这一系列的“反攻计划”，蒋介石只是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是极机密的事情，不能让美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美国不支持其“反攻大陆”的情况下。因此，这些只是骗美国人而已，希望借此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并争取到大量的美援。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北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回不去了。”蒋介石还分析道：“现苏俄与北韩结军事同盟，南韩形势不稳定，东南亚竂国与苏俄勾结，三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在该计划室仅仅成立三周年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间，蒋介石共主持会谈听取简报97次。其中1961年至1965年的五年间，蒋介石共听取简报81次，其中1963年至1965年三年都达到20次以上。
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坚决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丧失台湾这块基地。因此，驻台美军和情报人员极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情报，希望发现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蛛丝马迹，并加以阻止。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记者会中公开表示，台湾如果“反攻大陆”，需要提前与美国协商。
在“国光计划室”成立之初，蒋介石曾下令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装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攻大陆”的行动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反攻大陆”。据称，当时所有军官都留有遗嘱，以示战死之决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八六海战”及“乌丘海战”中惨败，准备长达五六年的“国光计划”在即将出生前流产。1965年8月5日下午五点钟，台湾当局为探测美国和大陆的态度和战力，国民党军队由左营秘密派出“章江”号和“剑门”号（刚从美国接回四五个月，性能良好）两艘舰艇，运送十几位特战人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在任务完成后再将其秘密接回。为了凸显对此次行动的重视，国民党将其命名为“海啸一号”，特别成立了以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为首的五人督导小组，并进驻左营进行督导作战，而战术指挥也是史无前例地由将级军官胡嘉恒少将担任。该计划除呈报台“国防部”外，还将其专送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以及驻基隆的海军62部队。为了欺骗大陆的雷达系统，这两艘舰艇先是绕道到香港外海，然后再向北行驶，让大陆以为是香港的商船。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早被大陆的情报人员和雷达侦知，并将其锁定。8月6日凌晨，“章江”号和“剑门”号进入解放军的埋伏圈，两军随即发生海战。在人民海军的强烈攻击下，“章江”和“剑门”号先后中弹沉没，舰上近200官兵丧生，“剑门”号舰长王蕴山被解放军俘获。而闻讯赶来营救的国民党空军和舰艇到达时，见到的只有两舰漂浮的碎片和油污。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战”。据称，蒋介石闻讯之后大发雷霆。蒋介石“八六海战”的伤口尚未抚平，“乌丘海战”的大败又接踵而至。1965年11月14日，国民党运送补给的舰艇被解放军伏击，国民党部分炮舰被击沉。至此，国民党海军受到解放军的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而这两次海战对蒋介石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年迈的蒋介石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野。1966年2月，“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改由“作战次长”督导，编制仍为四处一室，但将原属“联五”的“巨光作业室”改编为作战计划室第二处，将原来第二处敌后作战业务并入第一处，而属业务管制则移入第四处，工作人员额定军官48人，士官三人，但副主任减为三位；1967年10月20日，为配合台“国防部”的精简政策，该机构工作人员减至36人。同年12月1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减少参与攻势计划的作业人员，“国光计划室”大幅缩减下级单位人员编制，由原来的207人缩编为105人。蒋介石听取简报的次数也大为缩减，1970年以后，蒋介石再未听取过汇报。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彻底裁撤，并入台“国防部”作战次长室，存在长达十几年的“国光计划”亦被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