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总统”的合法化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对于自己的下野始终耿耿于怀。1950年3月1日，他不顾“违宪”，指使一些亲信，演出“劝进”丑剧，重登大宝。但是，蒋介石的复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统”问题。《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第二十六条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天集会。按照时间推算，第二届“国民大会”应于1954年3月29日召开，选出第二任“总统”。然而，蒋介石政权的“政令”只能及于台、澎、金、马，如何能选举“国大代表”，又如何能代表整个“中华民国”？但蒋的御用大法官会议自有办法，他们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一条解释为蒋介石有权使用“紧急处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资格延长至次届“国大”依“法”召开为止。
避居美国的李宗仁当即致信蒋介石，认为蒋的这种做法“违法乱纪，决不可行”，让蒋“免蹈袁世凯、曹锟之覆辙”。李宗仁强调：（1）按照“宪法”规定，每届“国民代表大会”任期六年，行使他们选举正、副“总统”的权力一次。条文俱在，粲然可微。（2）《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只能为紧急时期的紧急处分法，不能引用来延长“国民大会”代表任期。（3）“立法委员”任期三年，本届“立法委员”应于1951年任满，其本身已失去法律依据。[118]这当然是李宗仁给蒋介石出难题，给蒋在“法统”上出洋相。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警告嗤之以鼻，并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凑足“国代”人数，大法官会议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递补补充条例》和《第一届国民大会职业团体及妇女团体代表缺额补充办法》。据此，台湾当局发布公告，要求“国代”及“候补国代”立即向内政部报到。经此“补救”，报到的“国代”总算超过了“法”定半数。为了保证蒋介石在“竞选”中稳操胜券，台湾当局又授意“立法委员”将《国民大会组织法》第8条“开议人数须半数”改为开议人数须达“三分之一”。
胡适为了表示对蒋介石“道义上的支持”，特意从美国返回台湾。临行前，他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明确表示赞成此会的召开，并批评李宗仁糊涂。到台北后，他又对新闻界宣称“‘国大’二次会议完全是一种合法合理的措施”。他说：“‘总统’、‘副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如何产生一个合法的政府来处理国家大政，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因此，改选“总统”、“副总统”事在必行，也是“维护宪法的法统”的唯一途径。他同时“十二分的赞同”国民党推举蒋介石、陈诚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当有记者问到他本人曾被蒋介石推荐为“‘总统’候选人”时，他说：“我是个有心脏病已达十五年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119]胡适以“自由分子”的身份参加大会，总算给蒋介石带来了些许宽慰，对此他是感激的。
1954年2月19日，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在台北中山堂召开，由胡适任临时主席。蒋介石先讲了十个问题，然后话锋一转说：
中正受国民托付之重，兢兢业业，惟恐不胜负荷，而最近四年来，大陆各省的失陷，亿万同胞的奴辱，我个人更不愿辞卸其应负的责任。今日中正惟一可以自慰而与代表诸君共勉的，就是自由中国的境地，从黯淡里重见了光明；反共抗俄的前途，在险恶中显示了转机。一如沙漠旅客，遥望绿洲；大海孤舟，已见对岸。反攻光复的机运已经在握，而代表诸君，正在这全世界人类视线所集的台湾举行第二次会议，不仅为国际社会观瞻所系，亦且为全国同胞希望所托，深信必能同心一德，专心致志，恪遵“宪法”，行使职权，为“国家法统”作纲维，为民主法制示风范。当此大会集会之日，政府自必竭诚拥护，协力乐成，而中正个人更愿以代表一分子的资格，与同仁精诚一致，努力奋勉，使大会完成宪法所赋予的使命。[120]
蒋介石致辞后，大会进入各项议程。首先，大会迎合蒋介石的意思，罢免李宗仁，以报当年被逼下野的“一箭之仇”。接着，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存废进行辩论。《临时条款》第四条规定：“总统”必须在1950年12月25日前召集“国大”临时会议，决定是否延长或废止条例的效力。然而，蒋介石并未如期召开会议，许多“国代”担心长此以往，条例会为蒋介石独裁打开方便之门。大会执行主席王云五见会场上一片喧哗，争执不下，遂宣称对此案处理不外“废止”、“修改加强”、“延长”三种办法。但是这三种办法都无法实现，因为按规定，须经三分之二的“国代”同意，才能对此进行变更。于是，全场在短暂的沉寂后，又骂声连天，“放屁”、“好得很”等词不绝于耳。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见这样不是办法，于是率87人提出动议：《临时条款》在未经正式废止前“继续有效”。总算把这个麻烦的“瓢”硬是摁了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又会浮将起来，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最后，大会开始正、副“总统”选举。蒋介石为了表示西式的民主，令国社党也提出候选人。3月17日，“国民大会”公布了本届“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莫德惠（无党派）、徐傅霖（国社党员，前“司法部长”）。两天后公布了“副总统”候选人名单：陈诚、王云五、石志泉（国社党，前“司法院长”）。时隔不久，王云五和莫德惠识趣地宣布弃选。
3月17日，“国大”选举投票。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都未过半数。22日，进行第二轮投票，蒋介石总算以1507票当选“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职正、副“总统”职。蒋介石在誓词中称：“中正本于毕生革命的志节，把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早已献给于国家，今后更当根据宪法所给予我是职责，来勉任吊民伐罪、救国复国的公仆，竭其忠贞，前驱效命！”陈诚在誓词中称：“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121]同日，蒋介石发表《宣誓就第二任总统致辞》：“中正今日宣誓就职，谨当恪守‘遵守宪法，尽忠职守，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的誓词，举凡人民的疾苦，自当不断咨访；各方善意的批评，自当竭诚接纳；任使或有失宜，措施如有失当，自必立即省察，彻底检讨，积极改正。”[122]
至此，蒋介石如愿以偿地连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但这次选举，只解决了“国大”代表的资格及人数问题，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的规定却没有作任何“预防”。蒋介石的做法颇有点像外科医生对病入膏肓者动手术，不敢一刀将妨碍独裁的“病灶”彻底切除，而是看看大致过得去，就把肚子缝了起来，拖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但如果有“病灶”存在，就必定有发作的一天。稍微对国民党政体有些了解的人都能准确预测到1960年的3月，“痼疾”必将复发。到时，蒋介石又将全副披挂，对“宪政”破膛开刀。
事实上自1958年冬始，蒋介石的御用法学家就开始对《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这个“恶疾”进行“会诊”，决定“修宪”，以确保蒋介石能再次当选为第三任总统。蒋介石的反对者们看到：如果蒋介石遵照“宪法”规定到任下台，则按照国民党内的排名，第三届“总统”候选人非陈诚莫属。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他们宁肯在蒋、陈二人之间选择陈诚，并寄希望于推出胡适竞选第三任“总统”，因此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958年11月29日，香港《自然日报》发表文章，吹捧胡适“虽然不是个军事专家，但他最近在台发表的一连串演说中，对军事、政治、外交以及国际形势，有很精警的发挥。这点，正是证明这位‘今之圣人’，不但是个名学者，还是个在政治上为一般人的导师”。文章还呼吁：“我们一直等待到了今天，才出现了一个白了头的老书生胡适博士……胡适博士之‘出山’以‘甘地’与基督精神来拯救中国青年的伤惶与无知，这事无论在胡适本人与国家任何方面，都应该表示赞成与欢呼的。”[123]
同时，《自由中国》发表短评，引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句话——“过了七十岁的人，就不应该保有他的公职”，来影射当年已经七十二岁的蒋介石。这篇短评还故意把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与蒋记人物所宣传的“七十岁是人生的开始”相提并论，并挖苦地作出总结：“伟大哉，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友邦的元首能无愧乎！”12月17日，“自由分子”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布置了寿堂，为胡适祝寿。雷震在致贺辞时，首先提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一事，继而又提出艾森豪威尔的那句“名言”来影射蒋介石的栈恋。他说：“胡博士今年六十八，如果有机会让他出来担当国家大任，我也主张他只可干两年。”有记者问雷震，胡寿和蒋寿有何不同？雷震答：“胡寿的贺客是学者，没有一个官僚；蒋寿的贺客是官僚，没有一个学者。”又有记者问：“雷先生是否主张蒋‘总统’辞职，让胡博士上场？”雷震答：“蒋先生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不过，毛泽东可以造的事，蒋先生也应该可以造。”[124]
1954年，蒋介石被选举为第二任『总统』，陈诚为第二任『副总统』。
12月23日，蒋介石为了避嫌，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我）可以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政府来说，我们不仅是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反攻复国的武器，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莫不皆是，而‘宪法’则尤为反攻复国的有力的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它，而且维护它，才能达到反攻复国的目的。”此番表态，对拥蒋连任的人来说，好似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美国人也迅速作出反应，指出蒋介石所言表明他已作好按期下台的准备，并认为蒋的继承人陈诚会继续他的政策。
12月24日，胡适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说，说他要替陈诚“宣传宣传”。陈诚曾讲过“不要同别人比聪明，不要同大家比聪明”的话，胡适赞道：“我觉得陈主任委员说这句话有做‘总统’的资格，有聪明而不与别人比聪明，这是做领袖的智慧，这是最高最高的聪明。”“我有一个同乡圣人，名字叫朱熹，他提出宁谎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的十六个字，这是了不得的。由此可知，刚才陈主任委员的那故事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所走的一条笨的路。”港台各报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自由分子”玩的是“大家捧胡适，胡适捧陈诚”的把戏。
正当“自由分子”意气奋发之时，“修宪派”已经从蒋介石的讲话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中摆脱出来了。他们注意到，蒋介石虽然反对“修宪”，却并没有明确表示他不想连任。于是，这批劝进者立即提出“交大法官会议解释”或修改《临时条款》的妙招。这样，一方面可以解除“宪法”第四十七条的限制，使蒋介石可以连任；另一方面又可以不违背他“反对修宪”的诺言。端的是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甚至有一些更激进的人，更是明目张胆地表示：蒋介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修宪”与否应由“国民大会”代表直接决定。总之，他们做出的姿态就是，不论蒋介石个人是否愿意，都要通过“修宪”的方法把他推上台去。
对“修宪派”的做法，“护宪派”骂开了山门，认为“目前时势仍需要蒋‘总统’继续领导”的话是“肉麻而又其臭无比”。[125]他们要蒋介石“为解除世人怀疑”，应再次表示“无论修宪与否，本人不再连任”。[126]有的报刊还提出立即展开“总统”竞选活动，凡主张蒋介石连任者，等于不服从总裁旨意，应由国民党执行党纪。当时，港台各大中文报刊为招徕顾客，纷纷对“连任问题”进行炒作，一时好不热闹。
在此期间，日子最难过的还是陈诚。他被“护宪派”拿在手里，像个招牌一样舞来舞去，深怕哪一天遭到老蒋的猜忌，落个晚节不保的下场。1959年3月，陈诚不得不指示嫡系罗卓英发表讲话，抨击胡适说他“有做‘总统’的资格”是“失言”，“乃富有政治作用”。罗并表示，他坚决拥护蒋介石连任。
4月至5月，双方争斗趋于白热化。“修宪派”组成“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把要求“修宪”或修改《临时条款》以使蒋介石连任的主张印成传单，满街乱撒。“护宪派”则在暗中散发几种政治小册子，其中一本名为《‘反共’必须‘护宪’》开篇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拥护蒋‘总统’反对修改‘宪法’词言”；一本名为《自由中国需要一个华盛顿》，劝蒋介石学习华盛顿两任让贤的事迹；还有一本是把“自由分子”赞美胡适的多篇文章辑录成册，并附加一份读者来信，说蒋介石曾于1947年推荐胡适竞选第一任总统，现在不妨再推荐一次。
眼见得实在不成样子了，蒋介石终于出面来发表讲话。1959年5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我一向不为自己的出处考虑，但目前应顾虑的有三点，即（1）不要使敌人感到称心；（2）不要使大陆亿万同胞感到失望；（3）不要使海内外军民感到惶恐。”此论一出，明眼人立即看出蒋介石又要出演“俯顺舆情，勉担大任”的老戏路了。香港的《天文台》、《工商日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立即提高了修改《临时条款》使蒋介石不“修宪”而连任的调门。7月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表示，“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明年的国民大会第三次大会有权这样做”。这实际上是代蒋介石表明了将通过修改《临时条款》谋求连任的态度。
至此，“自由分子”知道蒋介石必定连选连任，但他们依然心有不甘，一定要给蒋介石气呕。于是，论争的焦点便从“是否连任”转向“修改《临时条款》是不是修改‘宪法’”。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磺、夏涛声、朱文伯，民社党的张君劢、杨金虎，《自由中国》的雷震、傅正，以及张发奎等人，都纷纷披挂上阵。但文人造事，照例翻不起什么风浪，蒋介石连管都懒得管。
1960年2月1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巩固国家领导中心案》。2月20日，台湾当局召开的一届三次“国大”如期开幕，莫德惠任主席。他在大会致辞中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而努力。”他强调代表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集中一切力量，“向三民主义救中国之目标，永往迈进，才能达到共赴国难之初衷，也才不辜负全体国民的付托”。[127]
接着，会议转入各项议程。最主要的是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3月11日，“国民大会”通过了由莫德惠等966名“国代”所提出的“修宪”提案，决定在《临时条款》中增多一条“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表明，蒋介石已像“洪宪”复辟前的袁世凯，从宪政“总统”过渡到了“终身总统”。在表决此案时，胡适、雷震退席抗议，王世杰投了反对票。
次日，国民党八届中央委员会召集临时全会，推荐蒋介石、陈诚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民、青两党不愿再干“陪选”的苦差事儿，拒绝推出候选人。从此台湾的“总统”选举完全由国民党包揽。
3月21日，“国大”举行第一次选举大会。雷震拒不出席以表抗议。胡适出席而未投蒋介石的票，以致被雷震讥为“有点投机取巧”。[128]这一天，出席大会的代表1509人，选举结果蒋介石以1481票的高票“当选”为第三届“总统”，从此连选连任，一直至死，使“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皇帝”。3月22日，“国大”举行第二次选举大会，出席代表1505人，投票选举结果，陈诚得1381票，“当选”为“副总统”。
3月25日，会议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称此次会议取得了三项胜利：其一，都能“遵循民主规范”；其二，都是“根据法理来进行”；其三，是“代表诸君皆能竭忠尽智”。[129]
《自由中国》事件和雷震入狱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第三次重登大宝尚不满四个月，就下令严厉镇压“自由分子”。首当其冲的就是号称自由主义中坚的雷震以及他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雷震的入狱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修宪”、“护宪”之争中忤逆了蒋介石。要说明他们之间的恩怨，还得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
1948年，蒋介石政权已经江河日下，胡适等人对时局的分析，始终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思想文化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再次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8月1日，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说什么“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世间的民族，在这个大运动里，努力有早有晚，成功有多有少。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分子’”。然后他话锋一转，从“思想”进入“政治”：“但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操在多数人民手里。”
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胡适和他的拥护者们在1949年11月创办了一份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此，胡适还亲自确定了四条办刊宗旨：（1）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2）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3）帮助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恢复自由”；（4）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中国。[130]
《自由中国》创刊时，由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社长，国民党内的王世杰、杭立武等也参与其事。该刊编辑中较为著名的还有毛子水、张佛泉、殷海光、瞿荆洲等多人。这部分人或多或少都与国民党有较深的历史联系。胡适本人虽然从未参加国民党，但始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号称“台湾第一号学者”。雷震本是国民党老党员，曾在193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委。他与王世杰长期共事，担任过边民参政会和伪“国大”的副秘书长。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他未参加登记，自动脱离了国民党，但他仍具终身“国代”的身份，与国民党内的CC分子交往密切，政学系的吴国桢则直呼他为“三哥”。
迁台后，《自由中国》成员又和张君劢、左舜生、李磺等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成员以及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的吴三连、高玉树，担任过“台湾省议会副议长”的李万居，当选过“省议员”的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湾地方势力代表搞在一起。这三部分人彼此间密切合作，在所办的刊物上互相转载文章，并互以对方的头面人物为撰稿人。每有政治风浪，三方的代表人物往往持同一腔调并在政治舞台上协调行动。所以，实际上这三部分人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这批人之所以能联到一起，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即崇尚英美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他们一方面对共产党存有偏见；另一方面又对台湾当局践踏人权的特务统治和所谓“学自共产党”的军队政工、“青年救国团”等不满。他们要求解除报禁、党禁，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结束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他们所办的刊物中，不时刊登一些报道和评论，揭露特务的丑恶行径，评论台湾当局的施政弊端，甚至直接提出其改革主张。因此，他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一篇文章而引发。
1949年，雷震一家初抵台湾，这一年他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式发行。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刊出一篇名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特务机关搞无本万利的买卖，即派人装成高利贷者或倒卖外汇者，一旦有人上钩，马上以“扰乱金融罪”逮捕，然后向上峰领取奖金，并按规定截留“赃款”的65%。社论指出：如果已有金融犯罪集团存在，保安人员为侦察故，伪装打入其内部是可以的。但如果由保安机关自己组织犯罪集团，引人参与，一旦有人上钩立即惩办，这种做法，等于是“政府诱民入罪”，本身已构成犯罪。社论还引用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古语以为讽喻。社论发表后，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找到蒋介石和陈诚，说《自由中国》这篇文章破坏台湾的金融管制，使他今后无法工作。彭并亲自给雷震家打电话，威胁说要和雷震“算账”。彭孟缉还在国民党上层官员中，四处扬言说雷震侮辱了“保安司令部”，绝不与之善罢干休。当时，雷震还是终身制的“国大代表”，可彭孟缉公然派特务坐在他家门口监视。雷震不甚其扰，找到“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要求按照“宪法”保护“国代”的言论自由。王世杰认为社论所说虽是事实，但为了反对共产党，政府需用彭孟缉这类人，故不能不迁就一点。末了，他还建议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再发一篇文章，从正面作出解释。但他又体谅说：“不必作违心之论。”[131]不久，主管国民党宣传事务的陶希圣也劝告《自由中国》再写一篇东西，向彭孟缉表示歉意。雷震遵命写就了《再论经济管制》一文交陶希圣审阅，陶看后认为该文是“强辩，全无表示歉意的意思”，“是火上浇油”。[132]雷震无奈，只得请陶希圣修改。陶便在原文中添加了许多赔礼道歉式的词句，如“我们对于数年来台湾的经济管制和改革，是承认其有相当功效的”，“我们绝不是对于任何人的操守有所指摘”，等等。此文最后发表在《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上，算是向保安当局赔礼道歉。同时，彭孟缉也在王世杰和陶希圣等人的劝说下，打消了进一步扩大事态的企图。
本来，双方各退一步，事情算有个了结。不想，胡适突然从美国“拔刀相助”，寄回一函，请求辞去发行人的头衔。信中说：“儆寰吾兄，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这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何所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信的前面，胡适还写了几句，问是否可将此来函发表在《自由中国》上。
胡适来信，让雷震作难。但最后，他还是不顾政治压力和严重后果，将信函全文发表在第五卷第五期上。1951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萧自诚、陶希圣、胡健中、张其昀、曾虚白及太子系干将周宏涛、唐纵、谷凤翔、彭孟缉等把雷震叫到中央党部进行“公审”。萧自诚面斥雷震发表胡适的信是“捣乱”；彭孟缉则诬指雷震有套汇嫌疑。当天下午，“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即向雷震发出传票，命他出庭解释套汇问题。雷震拒绝出庭。
但打狗要看主人脸，雷震的背后是胡适，胡适的背后是美国。蒋介石投鼠忌器，怕打碎了这块“民主活招牌”，拂了美国人的欢心。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不得不再次出马。他一方面指责雷震发表胡适书信，是有意造成胡适与政府的对立，并说台湾风雨飘摇，经不起胡适信函添出的风浪；另一方面他又请求陈诚出面写信给胡适说明原委，并公开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信中说“政府”决不会“设陷阱诱民”，对胡适的“远道净言”“当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衷忱，欣然接受”。同时强调胡适的书信能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足以证明台湾有言论自由。
胡适在收到刊有陈诚书信的第五卷第五期前，看到旧金山《世界日报》合众社台湾消息，谣传《自由中国》已被查禁。于是，他又给《自由中国》全体编委写信，说：“如果不确，请你们通知合众社，请他们更正，并请电告我。如果《自由中国》真有被禁售的事，那么我们更应该为此事向政府力争，应该把一切政事让国桢‘主席’知道，让辞修‘院长’知道，让蒋‘总统’知道。”又说：“自由中国不可以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和‘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确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辞职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点：究竟你们在台北办《自由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雷震有了上次的教训，不敢再“乱来”，立即将胡适的来函抄送蒋介石、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张其昀、杭立武等人。杭立武说：“台湾尚未安全，大家要体谅‘政府’，不要再去信刺激胡适，引来他与政府更尖锐的对立。”此事终于平息下去，在陈诚的“关照”下，蒋介石也将原拟开除雷震党籍的处分改为警告。
此次事件之后，《自由中国》改由编辑部发行，文风的尖锐泼辣依然如故。雷震连续又写出《舆论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舆论政治》、《健全舆论形成之要件》、《诽谤之意义及与言论自由之界线》等文章，并辑成《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单行本，广泛发行。这些文章强调“民主和非民主，真民主和假民主之分，就看有没有‘自由讨论’的舆论存在”。雷震呼吁：“大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及其实施，都可以公开地来讨论和自由地来批评，不必畏缩，毋所顾忌。”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从美国回到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
1952年11月，胡适回到台湾。11月28日，他在《自由中国》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专门就“言论自由”发表讲话：“自由民主的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我个人的看法，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么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同别的自由一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法律的赋予与‘宪法’的保障是不够的。人人应该把言论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他还说，我们今日抵抗共产党的“极权政治”，实行“民主宪政”而“不能学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共产党”。胡适说的所谓“学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共产党”，主要是指台湾当局搞的军队政工和“青年救国团”。认为国民党恢复军队政工、在军中设立党组织，是仿效苏俄，直接违反“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于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和第一百三十九条“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事之工具”的规定。其实，这两样都是“太子”的杰作。胡适的讲话，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蒋经国的愤怒，而这愤怒又理所当然地算到了《自由中国》社长雷震的身上。
雷震对于蒋经国的愤怒不是不知道，只是以为既然能躲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这一劫，以后也总无大碍，于是兴之所至，连连写文章拔老蒋、小蒋的“虎须”。
1953年4月，《自由中国》编辑部出版了由雷震撰写的《监察院之将来》，指责国民党“以党歌为国歌就是一件极不聪明的做法，因为其他党派人士，当然不愿唱‘吾党所宗’一语。这个‘吾党’明明是国民党，偏偏要让他党党人在唱国歌时改换党籍，该是一件多么伤害情感的事情，每逢唱国歌的时候，常见他党人士总是缩在鼻子里哼，有人连嘴唇也不稍动而呆立如木鸡一般”。该文还大骂国民党“对于他人的言论和行动，每每不加详察，妄即戴上一顶强人入罪的帽子，不管是不是合适，不问是不是合理，如‘封建’、‘反动’、‘反革命’、‘土豪劣绅’和‘搞小组织’之类，近来又有一顶最时髦的最新出品，所谓‘第三’、‘第四’或‘第几势力’的帽子，到处乱飞”。该文认为“国民党之一度联俄容共，不论在思想方式上或行动样态上，均感染了‘共型’那一套恶习”，如国民党所使用的政治词汇，很多都同共产党一模一样。结论是：“反共抗俄必须铲除‘共型’的思想毒素。”
1954年12月，《自由中国》又发表了余燕人等所撰《抢救教育危机》一文，目标直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指出：学生的课业并不繁重，但“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训辞、青年救国团发下来的必读小册子……”等“政治大课”太繁重。另外，“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以来，举行分队会议、小组讨论、干部会议、爱国课程、练习大合唱、开战斗晚会、劳军、募捐、游行等，种种课外活动有增无减，是耽搁学生时间，浪费学生精力，增加学生负担的一大原因。该文呼吁“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以假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并喊出“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133]此文登出后，不仅小蒋愤怒，老蒋更是暴怒，他再次下令开除雷震党籍。负责党务的唐纵惴惴不安地报告：雷震在党“改造”时并未登记，已自动放弃党籍。蒋介石在盛怒之下，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唐纵啼笑皆非，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雷震重新拖入国民党，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将其开除出党，时间是1954年12月28日。这也是世界政党史上的一则黑色幽默，或许只有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才能看得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半年之后，台北发生“孙元锦自杀案”。孙系台湾毛绒厂一业务部经理兼厂的代经理，因不堪忍受“保安司令部”台北经济组组长李基光以“通共”罪长期恐吓敲诈，含恨自杀。事发之后，台湾工商界议论纷纷，各种关于其死因的流言不胫而走，“保安司令部”则千方百计掩盖真相。1955年9月16日，《自由中国》第十卷第六期上，登出孙元锦的遗书影印件，使孙的死因大白于天下。同时，此期《自由中国》还登出了王大钧写的《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和《自由中国》编委会写的社论。这两篇文章向台湾当局要求：（1）对大陆或海外来的资金，只要现在不为“通共者”所有和运用，过去的关系，应一律不予追究；（2）严格限制军法机关职权；（3）取消保安机关和税收机关的奖金制度，以防有关人员利用职权作恶；（4）提高保安机关官员的合理收入，以防其被生活所迫而知法犯法。该刊公开上市仅几个小时，“保安司令部”即派警察通知台北市所有书摊不得售卖。当天，特务们又请出CC派元老，与雷震在“国大”共事多年的洪兰友，来劝雷震撤掉这几篇文章，遭到拒绝。次日，授中将衔的“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亲自到《自由中国》编辑部恳求改版，并表示愿支付一切费用。雷震不允。王超凡告以如这几篇文章登出，今后保安机构再没脸工作。雷震还是不允。最后，王超凡在情急之下，竟跪地苦苦哀求。雷震一时被弄得手足无措，被迫同意撤回已发出的本期《自由中国》，待抽掉这几篇文章后，再重新发行。虽然此期《自由中国》上市后又撤回改版，但影响毕竟已经传出，“立法院”、“监察院”均出面过问孙案。蒋介石气急败坏，下手令扣押李基光，以平民愤。为此，“保安司令部”一帮人对雷震和《自由中国》更是恨之入骨。
1956年10月，蒋介石迎来七十岁生日。他忽发奇想，授意发表名为《婉辞各方发起祝寿并提示六项问题广征建议》的指示，说“总统”昨日主持国父纪念周时，曾对政府官员，重申他的七十寿日，切不可铺张扬厉。“总统”说：如果大家要庆祝他的七十生辰，他希望同胞们和公私报刊均能就下列几项问题，提供具体的建议或建设性的批评。（1）有关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应兴应革的要政。（2）有关促成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及彻底扫除官僚政客风气的意见。（3）有关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造成蓬勃朝气的意见。（4）有关团结反共救国意志，加强反共救国力量的具体意见，不尚空谈，务求实效。（5）有关反攻复国的行动准则的具体意见。（6）对个人公私生活的具体批评或意见。总统认为如果全国同胞能遵照他所手订的办法，来庆祝他的华诞，那不但对他个人有益，而且对国家也是很大的贡献。[134]
既然蒋介石破天荒第一次想听听“建设性的批评”，《自由中国》的文胆连夜组稿，编辑了一册《祝寿专号》，包括一篇社论和15篇文章，赶在1956年10月31日即蒋介石生日当天出版。
社论共向蒋介石提出三点意见：（1）希望他和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相媲美，华盛顿坚决拒绝做第三任总统，所以蒋介石也应开始“选拔继任人才”了；（2）确定责任内阁制，使国家元首成为虚位元首；（3）实行“军队国家化”，撤销军队中的国民党党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等于是公开宣扬蒋介石应该下台或成为象征性的元首，那还了得！
岂料胡适博士一时兴起，在另外的15篇文章中，又亲撰了引人注目的首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对蒋介石讲的“两个故事”：一个说艾森豪威尔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承认他不具专门知识，愿意让校内各部门首长全权负责。另一个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对一件事不能决断，秘书为此事拟定了两份稿子，一肯定一否定，请他批复。艾森豪威尔则干脆在两份稿子上都签了名，并让秘书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讲到这里，胡适意犹未尽，趁势劝蒋介石要做到《淮南王书》中所说的“乘众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胡适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作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135]
看了这册《祝寿专号》，蒋介石下令党办《中央日报》从此不受理《自由中国》的广告，并着手反击。雷震们的满腔热情，岂知招来一场弥天大祸。12月初，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的名义下发“极机密特别指示”（特字号第99号）《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这份文件提出：“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混淆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指示国民党员和“青年反共救国团员”“站在三民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正视这一股毒素思想隐藏的恶劣影响，要从思想战场上明确的确定它是我们思想上的人”。要求各级组织“动员思想战斗的强大力量”，要“有计划的策动思想正确、信仰坚定、有见解、有口才、有写作绘画能力的同志，口诛笔伐，一方面以读者投书或读者投稿的方式，直接投寄此一刊物，及各种报刊，义正词严，予以反击。一方面有计划的作口头宣传，耳语运动，使此一刊物及其同路刊物，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这份文件还对于重要问题的论战提出具体政策规定，即“一定要有组织领导，组织支持，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动员，而定计划步骤，安排出战人选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并提出，“暂时不攻击刊物与个人，只攻击思想毒素”。于是，国民党所控制的《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论报》，纷纷对“毒素思想”大批特批。
《祝寿专号》的出版标志着“自由分子”开始将批判锋芒从特务践踏人权的具体案例和军队政工、“青年反共救国团”、言论自由等具体问题转移到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国民党政体等更为要害的问题。从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自由中国》又连续发表15篇以《今日的问题》为总标题的社论，广泛议论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言论自由、党禁等问题，实际上是连载了一部要求全面改革的政治宣言书。15篇社论中，后14篇是重申过去的一贯主张。如反对军队政工，反对“青年反共救国团”，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司法独立等。但它们第一次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发行，显得气势磅礴，颇具“杀伤力”。如1958年1月发表的《青年反共救国团问题》，辛辣地点出“青年反共救国团”“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并痛骂该团“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特别是这15篇社论中由殷海光著的首篇《反攻大陆问题》，冲破了一贯的言论禁区，顿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反攻大陆问题》首先申明其大前提是“渴望反攻大陆”，与国民党当局并无歧见。但接下来，该文便指出“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愿望之中”，而应正视现实，从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等方面分析“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因此，“政府”应“培养持久的心理基础”和“停止制造精神紧张”，而采取“实事求是持久渐进，实质反共”的基本原则。
此论一出，连胡适都感到莫名的紧张。他说：“我觉得《自由中国》社尽管争取言论自由方面很有成绩，但在技术上还要学习。比如就‘反攻大陆’的问题讲，‘反攻大陆’是个招牌，也是个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我们不可以去碰的。”他又强调说：“凡是有希望象征的招牌，都不应该去碰的。”这实际上是批评雷震、殷海光们在争言论自由方面很不讲策略，容易招来麻烦。
果不其然，国民党方面立即反击。8月7日，《中央日报》发表批判文章，骂《自由中国》散布“反攻无望论”，是要“扯垮中华民国”，替“两个中国”说话。8月16日《中央日报》又发表《要注意一个国际阴谋》的社论，指出《自由中国》散布“反攻无望论”是为彻底解除台湾武装，为国际上某些人搞“两个中国”开路。
雷震本人确实多次公开表明“两个中国”的立场，这是同他一贯亲美的立场相一致的。所以国民党罗列的这几条罪状，并不冤枉。但这次雷震等人发动的舆论攻势，却主要是批判国民党制造“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假象，利用人们“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态，实行各种践踏人权自由的措施，结果是“反攻大陆”尚无端倪，而台湾人民已失去了许多民主权利。殷海光论证“反攻无望”，其实是要求台湾当局废除戒严体制，“停止制造精神紧张”，把“非常时期”变为“正常时期”，早日实施“宪政”。而后面的那14篇社论，则更为“清白”，仅仅是具体论述实施“宪政”的各项措施。对于国民党而言，政权体制问题是禁区中的禁区，本不容许他人置喙。但为了扭转人们的注意力，他们紧紧抓住雷震搞“两个中国”的辫子大作文章，而对《今日的问题》所着重论述的戒严体制根本不予理会。
“金马危机”结束后，蒋介石认为，既然共产党已经放松了军事压力，美国又已半正式地承诺了协防金马，再无必要保留像《自由中国》之类的“民主橱窗”，应全力扑灭岛内反对派，清除内部威胁。
于是，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对《自由中国》竭尽捣乱之能事。该刊的稿子一送到印刷厂，“警备总部”、“宪兵司令部”、“台北警察局”等各方面的人员就川流不息地跑来索稿，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麻烦。有时一拨刚走，另一拨又来，印刷厂不胜其扰，只得拒绝接受《自由中国》的续印合同。该刊创办十年，竟被迫换了七个印刷厂。该刊的编委们，也在特务们的威胁恐吓下发生动摇，如曾一度担任过《自由中国》主编的毛子水，就因恐惧国民党的高压而辞去了在《自由中国》的一切职务。但是，《自由中国》在雷震的主持下逆流而上，言论越来越尖锐，影响也越来越大。
为了彻底毁灭这一刊物，国民党设下了一个圈套。1958年11月底，《自由中国》接到两篇来稿：《军人也赞成反对党》、《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作者署名陈怀琪，自称是“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科长”，曾经在军内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班上的训导主任给他们讲戴笠的故事，说戴笠很荣幸地以“总裁的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咬他一口。陈称他对这种说法甚为反感，故投书《自由中国》予以揭露、抨击。《自由中国》接到稿后，只顾欣赏该文骂特务骂得痛快这一面，而没有认真调查核实作者的真伪，更忽略了这可能是特务的“欲擒故纵”，于是在1959年1月16日的第二十卷第二期上登出此文。
两星期后，又是一个陈怀琪向《自由中国》投寄一封近万字的长函，声称《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是别人盗用他的姓名、军籍、经历与学历，“诬蔑革命军人”，要求全文刊载其否认书。《自由中国》因原函近万字，没有全文发表，只在2月16日出版的第二十卷第四期上登了更正启事。谁料才过两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台湾省政府”的机关报《新生报》、国民党军报《青年战士报》以及《联合报》等官方或半官方报纸全部出动，以广告方式同时登出陈怀琪的长函与《陈怀琪警告〈自由中国〉杂志启事》。登这批广告需花费数万元新台币，陈怀琪自称是为捍卫名誉“借贷而来”，但明眼人皆知是另有人为他掏腰包。广告之外，台湾官办的广播电台也把陈怀琪的“启事”大播特播，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国民党方面见雷震已经上套，决定收紧绞索。2月23日，“台湾省新闻处”来函通知《自由中国》，应在发行人一栏中填写自然人姓名。3月1日，第二十卷第五期《自由中国》将发行人一栏由“《自由中国》编委”改填为“雷震”。这样，雷震就成了对《自由中国》一切言论负责的法人代表。3月2日，国民党迫不及待地让台湾地方法院向雷震发出传票，称陈怀琪已向法院控诉雷震犯有“伪造文书”、“诽谤名誉”和“替叛徒宣传”三罪，法院已经受理。3日，雷震在夏涛声、《自立报》社长李玉阶、著名诗人周弃子等人陪同下出庭应讯。《自由中国》发表社论，介绍事件始末，指出官方报刊借机围攻的证据“脆弱”，并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这件事不致再被扩大，不致逼我们将一切直接、间接有关文件制版公布才好。”25日，雷震再次出庭应讯。
雷震被控，舆论哗然。国民党内王世杰、胡秋原和党外的成舍我等都认为这场官司没有名堂，尽管雷震可因诉而坐牢，但台湾当局一定名誉扫地。3月12日，胡适写就《容忍与自由》一文，称：（1）“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2）“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3）“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言论自由的被压迫，都由于相信这一点自己不会错的心理”。[136]国民党当局将胡适的“容忍”呼吁，当作是“自由分子”的示弱，愈加无意收兵，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势。胡适无奈，只得请出“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五为雷震说情。不久，胡适又在4月1日出版的第二十卷第七期《自由中国》刊出他的一封信，信中承认《自由中国》编辑部没有调查陈怀琪是真名假名就登出其来信，“这是我们的大错误”，并建议三点：（1）“以后最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字”；（2）“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3）以后停止“短评”，坚持“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的办刊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陈怀琪背后的指使者也恐有曝光的危险，遂暗暗收兵。结果，控告没有撤销，雷震没有再受传讯，法院也没有作出判决，此事竟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后，雷震仍不断出击，很有些蛮干、狠干的劲头。他不仅卷入“修宪”、“立宪”之争，而且着手筹建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公开对抗的中国民主党。这样做，当然没有好果子吃。
1960年9月4日上午，台湾“警备司令部”突然以“涉嫌叛乱条例第十条规定”逮捕雷震和《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自由中国》职员马子骕，以及原任《自由中国》会计、时任“国史馆”职员的刘子英。当天下午，国民党的宣传大员陶希圣、曹圣芬和司法主管谷凤翔等召集台北各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散发事先印好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的小册子，要求各报于次日摘要发表。这本小册子，对《自由中国》40余篇文章断章取义，罗织了六大罪状：（1）倡导“反攻无望”，影响民心士气；（2）主张美国干涉中国内政；（3）煽动军人情绪，企图颠覆“政府”；（4）为共产党作舆论宣传；（5）挑拨大陆人与台湾人的感情；（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查《自由中国》半月刊近年来各期言论，曾经逐期审查综合整理研究分析结果，多系煽动、诱惑、挑拨、分化、中伤之文字，批评政府有百非而无一是。此种破坏之论调，显已超出自由之法规，并且伪造假投书，企图煽惑军心，颠覆政府”，“基于国家处于反共抗俄之非常时期，大敌当前，在‘共匪’随时可能冒险犯台之情势下，该刊一再发表违犯反共抗俄国策，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故意破坏团结影响民心士气之荒谬言论，长此以往，不无动摇国本之虞，似有触犯有利于叛徒宣传之罪嫌”，因此提交军法审判。
雷案发生后，胡适在美国公开表态，《自由中国》十年来一直是台湾言论自由的象征，抓雷震等于自砸招牌。9月21日，胡适接受美国记者李曼诺的专访，表明自己的态度：（1）“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2）“言论过激与否，各人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个人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过激的地方。”9月30日，《自由中国》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我们实在发现不了我们的言论‘违法’之处何在”，并表示愿分担《自由中国》言论方面的法律责任。朱文伯、郭雨新也发表反驳文章，指出国民党给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文章扣帽子完全是无理取闹。此时，代表台湾地方势力的《公论报》成了反对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雷震一被捕，该报便刊出《海外人士对雷震案的看法》一文，鼓吹发动万人请愿运动，如果当局不释放雷震，则请愿代表就陪雷震一起坐牢。9月12日，台湾省新闻处以该文“触犯新闻法及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之规定”，向《公论报》提出“告诫”。
其实，国民党明白仅凭《自由中国》所登载的文章难以判处雷震重刑。因此，他们在逮捕雷震的同时，也逮捕了对《自由中国》言论“完全不负责任”的“国史馆”职员刘子英。刘子英是由雷震担保从香港迁来台湾的，曾任《自由中国》会计，并住在《自由中国》社内，后因他与同事不合由雷震介绍到“国史馆”任职，但仍帮雷震抄点文章。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逼迫刘子英成为“孙立人案”中郭廷亮式的角色，让他自承“共谍”，然后由他出面攀诬雷震。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收监当日，刘子英就被押往别处，接受了长达11个小时的“讯问”，到次日下午开始“交待”。其“自白书”一共“补充”六次，总算达到有关方面的“要求”，完成了其“特殊使命”。据国民党公布的材料，刘子英坦白他是共党“间谍”，带着邵力子夫人傅学文的口信来台“策反”雷震，雷震听完他的“策反”后表示“不能做”，但并未检举他，还给他安排食宿，介绍工作，等于是包庇和掩护他。于是乎，雷震的一顶“红帽子”便算戴定了。
9月27日，国民党公布对雷震的起诉书，罪名两大项：一为“包庇掩护‘共谍’”；二为“散布不法言论”，包括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中所列举的六项。把这两项大罪合并考察，可知“散布不法言论”也是为了替共产党宣传。10月3日，台湾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雷案。雷震的老友、CC派的大将梁肃戎不顾党内压力，挺身为雷辩护。但他在开庭前仅获得一天半的时间查阅案卷，根本理不出头绪，更不可能核对真伪，他要求见此案关键人物刘子英，亦不获批准。庭审当天，宣布起诉书就用去一半多时间。雷震在庭上要求与刘子英当面对质，法庭不允，梁肃戎的辩护亦受重重干扰。全部审判仅用三个半小时即告结束。
10月8日，宣布判决：“雷震明知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处有期徒刑7年，执行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刘子英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8年，全部家产除酌留其家属生活必须生活费用外没收之。马之骕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4年。傅正经裁定交付感化，期间3年。雷震等人均不服，提出上诉。11月17日，“国防部高等复判庭”作出终审判决：“雷震、刘子英罪行核准，马之骕罪行部分撤销，改判交付感化3年，傅正声请被驳回。”
对于雷案，“立、监两院”内的“自由分子”曾提出很多非议。胡秋原、成舍我认为：雷震书生论政，“纵使涉嫌违犯普通刑法，但究未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从而不应被认为叛乱而受军事审判”。[137]费希平于9月23日向“行政院”提出六点质询：（1）既然说雷震“散布不法言论”，何以不在文章发表时逮捕却在新党将成立时逮捕？（2）雷震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只凭一本杂志如何能“叛乱”？像这种人都能颠覆政府，“我们的政府就是如此脆弱吗”？（3）雷震并非军人，为何以军法审判而不敢交付公开的司法审判？（4）雷震的“匪嫌”罪不能成立。如果雷震真是共产党的“间谍”，他怎么敢公开批评政府，那岂不是“愚蠢得简直无法使人相信”吗？（5）如果治安人员到处疑神疑鬼、搞得人人自危，政府的安全也就成为“空中楼阁”。（6）《自由中国》言论虽有过激甚至不妥之处，但在民主国家内是应允许这种刊物存在的。
“监察院”的陶百川、刘毓滋（青年党籍）等人也提出此案审理过程中有“颇多令人滋疑”之处，要求“监察院”行使职权，出面调查。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多数不想插手此案，但为维护“监察院”的地位又无法驳回陶百川等人的要求，只能让陶百川、黄宝实、金越光、陈庆华、刘永济等组成了五人小组，代表“监察院”进行调查。调查小组要求会见四名被告，“警备总司令部”推三阻四，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蒋总统之指示，他们不敢作主。”陶百川们则扛出《检察法》第二十六条据理力争，最后总算见到了刘子英等三人，但雷震始终未能谋面。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说，傅正告诉他们，在被捕后曾遭疲劳审讯长达19小时之久，他两次要求请律师均被驳回。刘子英则告诉他们，他不是“共党间谍”也从未做过这方面工作，他的确向雷震提过与傅学文接触的事，但只是报告性质，并非想说动雷震做共党间谍，雷震听后还大声面斥了他，由此已充分暴露此案的“罗织”和“诬陷”性质。调查报告还指出此案侦讯审理过程中有七次违法，建议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但台湾当局的最后处理意见则是：“念承办人员……用心则非无可原，故拟免于纠弹”，并宣布：“本案虽查有若干瑕疵，然尚无损于其确定性或既判力。”
1960年10月8日，雷震被判处执行有期徒刑10年。
雷案审理过程中，美国舆论持一边倒的“骂蒋援雷”态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邮讯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周刊》、《堪萨斯城时报》、《纽约时报》等各大报纸都大量载文指责国民党践踏言论自由，实行警察统治。费正清、斯卡宾诺等教授投书《纽约时报》，指责台湾当局逮捕雷震“损害了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声望”。费正清还说：“我们冒了战争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国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内的部分参议员、众议员也发表讲话，指斥台湾当局的做法。在香港、澳门和美国、日本的“自由分子”，更是对雷案义愤填膺。张君劢从美国连发两封电报，并在《公论报》上摘要发表9月19日电文：（1）抨击台湾当局拘捕雷震。（2）反对蒋经国担任重要职务。（3）要求蒋介石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以达到民族复兴”。[138]旅美侨胞发动万人签名运动，要求释放雷震。1960年10月5日，左舜生、李磺等还联络香港文艺界人士多名，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该会出面营救雷震。香港数十家中文报纸，除国民党控制的几家外，都持同情雷震的立场。甚至国民党CC系老将潘公展，也从美国投书香港的《上海日报》，认为国民党在雷案的种种做法，“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也是很愚蠢的事”。
10月中旬，胡适回到台湾，多方面为雷震说话。但在强权面前，书生的言论如同隔靴搔痒，毫无作用。11月18日，蒋介石召见胡适，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得不照法律办。”胡适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这个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是十月一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蒋介石听了大为不悦：“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大惊，说：“这话太重，我当不起。”[139]次年，胡适又联络蒋匀田、成舍我、胡秋原等50余人，联名请蒋介石以“总统”名义特赦雷震。蒋介石将意见交“国防部”处理，全无下文。后来，联合国保障人权委员会致函台湾当局，请求减免雷震三分之一刑期，又被有关当局搁置毋议。这样，雷震足足坐满10年牢，出来的时候，胡适已过世八年，墓木拱矣。
中国民主党的流产
“自由分子”除了在言论上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外，还企图建立在野党对“现政府”实施牵制。
早在1949年底，胡适、雷震、蒋廷黻等就曾准备建立一个新政党。胡适为之取名为“中国自由党”。在1950年1月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一卷第一期和第二期上，曾连载《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后因胡、蒋两人留居美国，此事拖了下来。1952年，胡适回到台湾，在一次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他提起了想和蒋廷黻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蒋故作高深地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胡适向来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出名的“不疑处有疑”之人，听了蒋介石的回答，他仔细品味“回到”一词的含意，怀疑蒋廷黻原来就是国民党员，更进而怀疑他是蓝衣社的，因此组党兴趣大减，此事遂作罢论。
以后，胡适不止一次地劝告蒋介石学习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中国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以期慢慢发育成真正合格的反对党。而蒋介石本人则可摆出超然党外的姿态，以个人的威望扶植“政府”的威望。蒋介石觉得这种建议过于迂阔，一笑而已。据《自由中国》后来透露，当时“国民党内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确实意有所动，至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当时之所以极少人公开响应，那是由于国民党内倾向于民主自由的分子，还认为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摩擦与震动”。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胡适的建议，但还是表示：愿看到民、青两党合组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1954年3月26日，蒋介石对民社党的蒋匀田和青年党的左舜生说：“我以朋友的身份建议贵两党商议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140]蒋匀田听后表示“愿努力为之”，左舜生则笑而不答。当时，台湾岛内的民、青两党均已四分五裂。三年前，青年党已分裂为以陈启天、余家菊为首的“新生南路派”和以夏涛声、朱文伯为首的“大华新村派”。这次左舜生回台湾，就是为了促成陈启天派和夏涛声派的和解。此事本已有了眉目，但蒋的许诺传出后，两派的人都想在本党取得优势地位，以便在将来合组“强有力的在野党”时捞到高级席位，结果矛盾反而加深，和解协议迟迟不能签字，左舜生扫兴返回香港。本来还维持统一的民社党也矛盾四起，以蒋匀田为首的“八常委派”和徐傅霖为首的“党务整理派”公开决裂。民、青两党的内讧，使其再无可能具备组织“强有力的在野党”的条件。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二桃杀三士”的政治谋略，端得高明。
民、青两党虽然分裂，但“自由分子”仍不断在报章发表组党言论。1957年4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名为《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的社论，大声呼吁自由民主人士起而组党。正在这时，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吴三连、郭国基、杨金虎、石锡勋等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在选举中舞弊的问题。为了对付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安全措施”，吴三连等准备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以协调党外候选人的选举事宜，联合起来与国民党对抗。这一设想立即得到雷震、李万居、夏涛声、朱文伯等人的支持。大家商议的结果，决定将这个常设机构取名为“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以表明它并不是政党。但实际上，是以这个机构的成立为组建新党投石问路，并不排除将此机构进一步发展为政党的可能。7月初，“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按台湾当局的有关规定，向“台北市政府”提交登记申请书。台湾当局鉴于这个机构实际是新党的雏形，迅即令“台北市政府”以“无权办理全国性团体”的理由驳回。8月初，该研究会又向“台湾省社会处”申请。12月，当局又以不符合1942年颁布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为由驳回。《自由中国》、《公论报》、《民主潮》和香港的《祖国周刊》、《联合评议》、《自由人》等刊物，闻讯纷纷发表评论，引伪宪法中关于“公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向国民党据理力争，但国民党根本不屑一顾。既然国民党连结社都不批准，自然更不能开放党禁，“自由分子”们被迫将组党一事暂时搁置。
第一次组党企图破灭，但“自由分子”并不气馁。1958年2月，《自由中国》发表名为《反对党问题》的社论，呼吁知识分子起来组党以完成“他们对国家所担负的责任”。社论并指出：那种认为在“戡乱时期”应暂时忍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想法“是完全错了”，需要成立反对党来监督执政党并使它实行必要的改革。这个反对党“应该是一个忠诚的反对党，它必须支持执政党的反共政策，而以推翻大陆上的极权统治为一项不可动摇的目的。
5月28日，《自由中国》召开集会，胡适致辞，讲了三点：（1）过去曾希望国民党能像土耳其的国民党那样分成两党，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直至今日，他的这个希望未见实现。“俟河之清，人生几何”。因为不能长期等待，就不得不考虑其他途径；（2）现在许多人对“反对党”的概念甚为反感，总把“反对党”与颠覆、捣乱等同起来，建议以后不用“反对党”而改用“在野党”一词。（3）“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生或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必害怕”。
胡适讲这番话时，正值“行政院”以“密件”形式向“立法院”提出《出版法修正草案》，谋求进一步加强对新闻报刊的政治控制。此事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各种舆论的齐声批评。但在“行政院”压力下，“立法院”内持反对意见的CC派“开明立委”还是向当局让步，致使《出版法修正草案》三读通过。胡适深切体会到：依靠党内的“开明人士”无法达到政治改良的效果，必须由党外人士组织在野党对“政府”实行监督。因此，在《出版法修正草案》通过当天，《自由中国》又发表了名为《积极展开新党运动》的社论，认为在《出版法修正草案》的论争中，明显暴露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已深深感到无法在国民党以内施展其抱负。我们相信观念之转变应能带来在野党运动之转机”。社论提出，组建新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国民党内分化出一个新党，如此则全部责任都加在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分子身上，而党外人士则无法发挥作用；另一种是由国民党外的知识分子起而组党，这将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排除在外。既然两种方案都有缺陷，故应当成立一个“各方面保持共同理想的知识分子的联合组织，使大家都能为这一理想之实现而奋斗”。换言之，不仅是要求党外反对派成立政党，而且要挖国民党的墙角，把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也拉出来。社论最后说：“自从胡先生历次建议成立新党，本刊一再竭力鼓吹以来，无可讳言的，我们所赢得的内心共鸣与口头赞同，多于公开的响应……但我们亦发现动机已不缺乏，各方条件趋于成熟，现在需要的只是决心。本刊愿在此再度向海内外保持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声呼吁，并且相信只要为大家所信赖的人物愿担起领导的责任，新党运动就可积极的展开。”
然而，事情并非像《自由中国》所宣传的那样简单。香港的“自由分子”杜蘅知分析说，要组织反对党，将首先面临四大难题：（1）国民党的打击。（2）事实上在台湾没有多少“自由”知识分子。90%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员，需遵守党纪。剩下10%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政府雇员，吃的穿的住的，全仗当局配给，谁敢冒砸饭碗的危险。（3）组织政党需有擅长组织工作的专家，仅凭单纯的知识分子组党，势必被特务渗透，到时他们施展分化离间的本领，准把新党搞散。（4）组党要有经费，今日的知识分子99%都是穷光蛋，到何处去筹措这一笔巨大费用？
此外，组建新党还需要有一位“大家所信赖的人物愿担起领导的责任”，但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的人物。在这段时间里，雷震常常偕夏涛声去看望胡适，劝他做新党领袖，而自己愿意担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胡适说他“今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他又极力劝说雷、夏出来组织，而自己愿在一旁赞助。最后胡适表示可做新党的普通党员，在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一定出席讲演捧场。雷、夏说：“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胡适蛮有信心地说：“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雷、夏齐声答复说：“今日地盘小了，可能握得更紧吧。”[141]
为了给雷震打气，胡适破戒陪雷震和夏涛声喝酒，以“预祝新党之成功”。席间，雷、夏愁眉不展，胡适受到“感染”，情绪亦随之低落，连声哀叹“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雷、夏见胡适迟迟不肯出头，也就没敢启动组党的各项工作，转而投入到与国民党的“修宪”、“护宪”之争中去，只有《自由中国》依然在组党问题上喊得很凶。
1959年1月，《自由中国》发表名为《取消一党专政》的社论，指出：蒋介石承诺“非凭借武力”是“一大进步、一大转机”，“到现在，我们在政策上所当采取的重大转变的原则，理该是由军事第一到政治第一”。社论痛骂国民党“由限制出入境到非法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而侵犯了人身自由；由管制新闻到不准批评政府的反共报刊入口，以至禁止军中阅读依法登记的出版物，终至于制定了出版法，而侵犯了言论、出版自由；由管制人民集会到不核准‘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的登记，而侵犯了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结果是，人民不成其为主人。政府在剥夺了人民主人地位的同时，又积极地建立庞大的政工制度，以便国民党透过政工干部之手，在全国海、陆、空各部队中积极活动，从事党化军队的工作，把国家的军队变为一党的军队，期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稳如铁打的江山。这种做法，非但迫使民社、青年两党，只有永远处于所谓‘友好’的地位，作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且使得号称主人的中华民国人民，也只有永远忍受国民党的统治，而无法享有宪法所明确保障的神圣权利。政府仍恐这种党有的基础，终将由于全国人民的觉醒，而发生动摇，便又进一步推行党化教育，乃至所谓‘革命教育’，向下一代灌输党的教条，使中华民国国民，从儿童时期开始，便被慢慢塑造成为国民党的党员。政府又恐这种党化教育未必能全部收效，又进一步假借推行学校军训的名义，专门成立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团’，来篡夺学校原有的训导工作，以求彻底控制高中以上的学校活动，企图使得全国的青年学生都成为国民党的政治资本”。关于民意机构问题，社论指出：“依法早该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无限期的延长任期，而使人民的政治权力，更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国防会议’、‘青年救国团’，以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之类的机构，可以不经立法手续而设置。免试升学的措施，可以在立法院反对下依旧推行……监察院的调查权，也受到党的压制，而无法行使。司法的审判权也受到党的干涉，而不能独立……于是各级民意机构根本无法反映民意，更不能对人民负责。”关于地方自治，社论指出：“（国民党）在竞选期间，便非法利用军、公、教人员的力量来助选。在投票期间，又非法利用其指派的监察人员力量，使‘监察’变成了‘监视’，‘秘密投票’变成了‘公开操纵’，‘自由选举’变成了‘干涉选举’，甚至干脆采取所谓‘安全措施’而大量冒领选票，以至在开票期间，更非法利用这类人员增多非国民党候选人的废票。到最后，总是国民党籍候选人稳操胜券。即令非国民党籍的落选人员，对这类非法的竞选行为诉之于法，但国民党还可以透过行政干涉司法的途径，尽力保障国民党胜利的成果。纵然非国民党籍人员，也侥幸有一二人当选，但仍无法摆脱国民党县市党部及外围组织的牵制和干扰，在事实上无法行使职权。”最后，社论要求国民党“破除‘万世一党’的一党专政观念……以昨死今生的精神，改向民主宪政的大道迈进，进而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好基础。以求一步步达到‘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目标”。
继这篇社论之后，“自由分子”又趁1960年2月美国派调查团到台湾了解“经援”情况之机，搜集了一批对国民党不利的材料，由胡适面交调查团团长德莱柏。这份材料向美国建议六点：（1）请美国扶助成立反对党，通过自由选举方式，逼国民党下台。（2）请美国敦促台湾当局裁军。（3）台湾完全是警察统治，在军队、在学校、在各级机关，均有特务监视。自1958年8月起，被拘囚之民主人士凡1400余人，均以“共谍嫌疑”为词，构成“莫须有”之冤狱。其中秘密处死者已有400人。请开中美联合法庭提审以昭雪无辜。（4）如独裁政府不接受美国劝告，应断绝美援。今后美援应设一个由民主人士管理之机构负责分配，以免尽饱独裁者私囊。（5）应劝蒋介石明确宣告不谋求连任下届总统。（6）应说服台湾当局恢复孙立人、白崇禧等73人之自由，准许他们离台考察。
2月17日，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巩固国家领导中心案》。3月11日，“国民大会”通过莫德惠等966名“国大代表”提出的“修宪案”。3月21日，蒋介石当选第三届“总统”。至此，“自由分子”的“护宪”努力归于失败。他们认识到向国民党要求“宪政”，无异于与虎谋皮，仅在报刊和“省议会”发发牢骚，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即建党进行制衡。
美国对台湾“自由分子”组建中国民主党持乐观其诚的态度。美驻台“大使”庄莱德和“大使馆参赞”奥斯本称：“中国（台湾）可以步上民主国家，可以不使美国再受到扶持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讽刺。”[142]连一向亲蒋的美国《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也公开表示“兴奋”。
有了美国人的支持，“自由分子”信心大增，加快了组党步伐。《自由中国》连续发表了七篇名为《论反对党》的社论，宣扬“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
5月18日，代表台湾地方势力的吴三连、李万居、高玉树等，代表《自由中国》主要成员的雷震、傅正等，代表民、青两党的夏涛声、朱文伯等，合计共72人，在民社党中央总部集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民党在第四届地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讨论近一个小时后，有人便不耐烦起来，认为讨论如何改善选举纯属徒劳无功，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尽速组织反对党，大家不如先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会议的基本议题改为组党问题。一种意见主张解散民、青两党，另组建强有力的新党；另一种意见主张两党合作纳入新人，重组新党。经过激烈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不管国民党是否同意，我们也要组党。会议决定先成立一个“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在各地设立分会，由主席团推出约30人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工作，并与民、青两党协商组建新党。[143]
此后，雷震等人便积极展开活动，到台中、嘉义、高雄、中沥各地举行座谈会，名义上是讨论如何改善国民党选举舞弊问题，而实际上则是测验老百姓对新党的拥护程度。6月15日，选举改进座谈会发表声明：（1）宣布“选举改进座谈会”正式成立，在不分省籍、党派的原则下，选出55名委员，将从年底县市议员选举时，督促改进地方选举。（2）决定立即筹组新党，使“一党专政绝迹”。6月26日，选举改进座谈会宣布雷震、李万居、高玉树三人为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源栈、石锡勋、王地、郭国基、杨金虎、谢汉儒、许世贤、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
针对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国民党紧急动员。陈诚发表讲话，指责组党“违反国策”。国民党的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日报》也都赤膊上阵，称新党“为共产党的统战服务”，执政党“不予承认”。有关当局还放出谣言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新党活动”。[144]
国民党特务对新党筹备组成员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监视，筹备组每开一次会议，特务们都蜂拥而至，详细纪录每个与会者的活动情况。这些特务不是隐藏在暗中进行监视，而是公然向会场探头探脑，或大模大样地跟在雷震等人身后，“寸步不离，如影随形”，既对雷震等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又吓阻了接近新党的群众。
国民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无赖手段，打击新党筹备组中的重要台籍人物：对吴三连名下的产业实施经济干扰，逼迫其暂时离台六个月。对李万居主办的《公论报》，使用行政手段限制销售。待其濒临破产之际，又唆使国民党“台北市议长”张祥传乘机打入，控制了该报多份股权。对高玉树，更是使出“缠讼”绝着，指使人控告其犯有渎职罪和窃盗罪。8月22日，台北市地方法院向高玉树发出传票。高玉树官司缠身，自顾不暇。
尽管受到重重压力，新党筹备工作照样进行。《公论报》针对国民党党报宣扬“执政党不予承认”一说进行反驳，指出公民按“宪法”有结社自由，一批公民组织政党根本不需要别的政党批准和承认。民社党办的《民主中国》和青年党办的《民主潮》也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揭发国民党的“各党派平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国民党不仅仇视我们，压迫我们，甚至还用各种恶劣手段分化我们”。张君劢、左舜生等则在海外欢欣鼓舞，为将成立的新党大声喝彩。
8月底，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预定由雷震任“中央秘书长”，实际负责党务。上设一常务委员会，由李万居任主席，高玉树、杨金虎、齐世英、杨毓滋任“中央常务委员”。党纲、党章、宣言等文件，也陆续制订完备。9月1日，《自由中国》出版组党专号（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开篇是《自由中国》编辑部撰写的社论《一江东流挡不住》，指斥国民党《中央日报》“违拂常识和公意，拗逆世界民主潮流，对于筹组新党的民主爱国人士横加侮辱威胁，先期妄肆批评攻击”，并宣布“中国民主党”的成立是大势所趋，“大江东流挡不住”。此外，专号还转载了《星岛日报》、《公论报》等其他报刊支持新党成立的六篇专论，并登出由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三位发言人联合签署的《选举改进座谈会紧急声明》，称：“组织新党的运动已经是海内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愿望”，“在台湾是由下起来的潮流”，“我们对于新党的政纲、政策、党名及党章等都有了初步的定案，预定在9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这不是任何干扰所能阻止的”。[145]
国民党眼看一个反对党即将诞生，不得不撕破脸皮，逮捕雷震。雷震入狱，李万居和高玉树即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但国民党考虑到国际观瞻，极力缩小雷案的影响，矢口否认此案与新党有关，因此并没有把李、高立即牵扯进去。李、高抓住这一点，继续推动组党工作。
9月11日，李万居等人举行会议，决定将“选举改进座谈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以便早些打出“中国民主党”的旗号，扩大影响。9月12日，“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改名消息；宣布李万居已担任筹委会代理主席；宣布筹委会将于近期内讨论新党正式成立日期。到翌年1月举办市政选举时，新党将作为在野党同国民党竞争。声明还要求立即释放雷震等人，至少将他们交付司法审判。9月25日，李万居、高玉树、夏涛声、王地、郭雨新、许世贤、叶炳煌、苏东启，黄玉娇等10余人举行筹备委员会会议，听取各地区召集人报告筹组情况。会后，李万居向《公论报》记者发表讲话，宣布雷震被捕是为筹组新党，新党要为他聘请律师，并支付雷案诉讼费用，已为此募得新台币万余元。李万居并宣布，新党筹组工作已深获民间普遍的同情与支持，要求参加新党的人越来越多，因此，雷案并不影响新党筹组工作的进行，反而会促进新党组织提前成功。
虽然李万居讲得壮怀激烈，但实际上新党已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1）国民党逮捕雷震时，抄走了存在雷家的“中国民主党”全部文件，包括政纲、宣言草稿及党员名单等。李万居等人没有副本，又没有组党经验，要把这些文件重搞出来相当困难。（2）雷震被捕，意味着国民党要以强力镇压手段对付新党，很多原来支持新党的人改取观望态度，一些筹备委员也开始打退堂鼓。（3）李万居、高玉树等人主要代表台湾地方势力，而民、青两党成员和大陆籍的“自由主义分子”，顾虑到新党将为台籍人士把持，故踌躇不前。（4）台北法院已经多次传讯高玉树，李万居也自身难保，难以全力以赴推动新党组织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组党的各方“神仙”都希望胡适出来主持大局。他们认为，如果胡适能从美国赶回来向国民党抗议，并以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力争，或许能为新党运动赢得一丝曙光。这是因为：（1）胡适地位显要，国民党碍于舆论，一般不会动他。如他挺身而出，很可能迫使国民党让步，这将使很多持观望态度和踌躇不前的人继续支持新党。（2）胡适出头担任新党领袖，将使大陆籍人士恢复加入新党的积极性，亦将大大增强新党在海内外的号召力。（3）国民党逮捕雷震是为了扼杀新党，如果捕去雷震却引出比他更具号召力的胡适，反而得不偿失。（4）胡适出面组党，雷震就自然降为“次要人物”，失去了“杀鸡儆猴”的功用，国民党对他的量刑就可能从轻。
10月7日，高玉树代表新党筹备委员会宣布，新党暂缓成立，等胡适回台后再做定夺。这意味着新党的生死存亡已系于胡适一身。令人失望的是，胡适这位“文化名人”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庸人，从未想过要与蒋介石翻脸相向。他非但不敢像有些人期望的那样以辞职来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甚至不敢像李万居、殷海光、费希平等人那样公开指责此案是“文字狱”、“党狱”、“冤狱”。他只是从美国给陈诚发去两封电报，给管教育的国民党要员陈雪屏写了一封信，请陈诚和陈雪屏出面说情，把雷震的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他的学生唐德刚教授后来回忆道：“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来也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百无聊赖以诗鸣’。他老人家只好把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抄来抄去……诗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9月21日，胡适在会见美国记者李曼诺时说：“在这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应更加慎重行事。尤其是许多人赞成我来组织这个党，我是没有这份兴趣的。我要弄政治，还要等到七十岁才来试试吗？”
10月22日，胡适返回台湾。回到南港寓所后，他接见了大批记者，并讲了对“反对党”的看法：“十多年前，我曾劝过国民党领袖，最好从中国国民党自由地分化出来，根据各人的政见演变成两个大政党。从蒋先生以下，我都和他们说过。”他还表示：“希望有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反对党。”“如果组成的确实是个像样子的党，我可以公开支持；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不说话的自由或批评的自由。”他重申两点：（1）不做领袖；（2）要先看看。次日，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等新党筹备委员即赶去看他，因当天胡宅客人很多，胡适约请这批人26日吃饭面谈。
出乎李万居们意料的是，胡适竟迂阔到在接见他们当天的上午竟先去见了陈诚，把他准备讲的话一五一十作了“汇报”：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要劝告他们两点：（1）在时间上要暂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日期，他们应该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2）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起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干倒你了；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在把自己的底牌亮给陈诚看过以后，胡适又表示希望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11月18日，胡适面见蒋介石，又将上述讲话一模一样复述了一遍。
私下里，胡适抄录了白居易的《桂华曲》，寄给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委婉地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其词曰：“遥知天上桂华孤，为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桂花词意苦叮咛，唱到嫦娥醉更醒。此是人间断肠曲，莫教不得意人听。”胡健中接信后，回诗两首，劝胡适不要“闹”了：“休言天上桂华孤，树色遥看浑似无。月宫田地耕耘遍，何止中央种两株？桂花词意自叮咛，不辞嫦娥夜独醒。此曲只应天上有，莫轻唱于世间听。”从此，胡适说话果然更加小心，再不敢把组织反对党的心曲“唱于世间听”了。
面对“雷震被囚，胡适低头”的形势，新党的筹备委员各找退路。高玉树在连续接到三次传票之后，害怕重蹈雷震的复辙，表示愿意脱离政治一个时期，到外国考察。国民党考虑到此人对台湾民众有一定影响，顺势“高抬贵手”，让这个“不安定因素”离开台湾。高玉树走后，李万居孤掌难鸣。10月14日，“台北市新闻处”认定《公论报》发表《扪心看雷案》一文有“诽谤当局词句”，再次对《公论报》提出警告。与此同时，张祥传向法院起诉，以其拥有《公论报》多数股份为由，要求全面接管该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李万居败诉，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从此，他便卷入财产官司之中，加上疾病缠身，再无心力从事组党活动。这样，本已孕育成熟的“中国民主党”，终于在快足月的最后一刻流产了。
“文星”案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雷案的风波给胡适身心造成巨大打击，致使他心脏病数次猝发。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1960—1961年度的新院士。下午，召开祝贺酒会，胡适致词，讲来讲去，话题又绕到言论自由这一点上。他满腹忧愤地说：“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地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此时的胡适显然有些过于激动，简直就是在疾呼控诉。突然，他刹住话题，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6时半，酒会结束，胡适依旧站在讲话的地方与宾客握手道别，突然身子晃一晃，倒在地上，再未起来。
国民党为胡适举行了隆重葬礼。2月25日早上，蒋介石亲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理论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表示“哀悼”。后来又送来一副挽额“德智兼隆”。6月27日，蒋介石又特颁了“褒扬令”。陈诚也送了挽联：“开风气而为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践探求真理；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概永传寰宇，其行宜足式人群。”蒋经国从台南返回台北后，立即登门吊唁，说：“国家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溘然长逝了，真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重击，使我无限难受”，“胡先生这样去世，就如一个大将死于疆场一样，不仅光荣而且伟大，永垂不朽”。相映成趣的是，胡适的老友、民社党人蒋匀田就此撰两联，一联曰：“破传统权威，从今无复先驱者；论自由民主，与公同属围剿人。”另一联曰：“您活着，有些人张牙舞爪；您死了，有些人猫哭老鼠。”
在反对派营垒中，胡适是唯一能批评国民党而不必担心去坐监狱的人。胡适死后，除了李万居等个别人仍能在“议会”质询时对当局施政予以指摘外，整个台湾，已见不到一家敢执异议的刊物，读不到一篇像样子的政论性文章。偶尔有刊物发表了令当局不快的文字，就会立即受到严厉惩罚。如《时与潮》杂志，因刊登雷震在狱中所写的《自励诗》，竟被“停业整顿”一年。“立法委员”成舍我用这样四句话来形容知识分子的苦闷：“不写古与今，但写风和月；古事已往矣，今事说不得。”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之中，很多知识分子心情压抑，伺机离开台湾，迁往港澳或欧美定居。原《自由中国》的编委聂华芩、戴杜衡，以及著名作家白先勇等，都选择了这条道路。还有一些人慑于国民党的高压而向当局靠拢。如毛子水，在雷案后即受聘担任国民党办的《新时代》主编。但不管形势怎么恶劣，总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继续出来讲些针砭时弊的话。因为不能直接议论政治，他们就把笔锋移向文化学术领域，通过鼓吹“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来表达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对专制政权的厌恶。这批人的突出代表是殷海光和李敖。
殷海光在大陆时是国民党的拥护者，担任过《中央日报》的主笔。到台湾后，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宣布与“昨日之我”告别，转而成为《自由中国》的编委之一。在《自由中国》诸编委中，他写的文字最多，立论也最尖锐，语言清新犀利，有强烈的感染力。雷案后，殷海光被迫停止了政论文写作，继续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授课，过起了较为平静的书斋生活。但由于他名声在外，所以胡适死后，即被推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
李敖祖籍山东，其父李鼎彝毕业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思想较为开明。14岁时，李敖随全家迁居台湾。出于对“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台湾教育制度的不满，他在读完高二后即要求退学。[146]李鼎彝竟表示赞同，亲自找教务长办了手续。1954年秋，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不到一年，又一次主动退学，不久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他称：“历史系是个神秘的系，它可以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这个专业，他总算从头读到尾，顺利毕业。从1959年开始，李敖入军队服役一年半。军方的评语是：“思想游移，态度媚外。”1961年，李敖退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
李敖在大学时代曾听过殷海光的课，因此颇以“殷门弟子”自居。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147]其文字流畅泼辣，郁勃恣纵，有一股愤世嫉俗的气慨。出于多年来对教育的失望和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不满，他认为“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下血压”。[148]
1961年11月，李敖在《文星》杂志上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一文，尖锐地提出来老年人在感情上肯不肯向青年人交棒、在技巧上会不会交棒，乃至是否会倒打青年人一棒的问题，他嘲笑“老顽固们”的衰颓落伍，大声呼唤青年人向前奔跑，并喊出了“大老爷别来绊脚，把路让开”的口号。此文获得《文星》主编陈立峰的赏识，并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原来业绩平平，甚至一度有“盗印”之嫌的文星书店，竟成了最令人瞩目的言论单位。用殷海光的话说：“李敖《老年人与棒子》广泛地引起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也普遍引起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因此，他将李敖赞为台湾认真而比较深入地讨论“代沟紧张与冲突”问题的第一人。
不久，《文星》刊出了大量介绍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文章，与当时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创作相互交融，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思潮。李敖认为，没有一个思想上的大变动，“新思潮”未必会超出学院的范围。为此，他开始对胡适思想进行重新诠释，其“主攻”方向就是“全盘西化”。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全盘西化论”。这是因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原来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维系民族意识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却了号召力，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趋势。一些知识分子将“全盘西化”和实现现代化混为一谈，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使中国摆脱外来压迫。胡适就曾明确表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以后他虽然一度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口号，提出“充分的世界化”的主张，但骨子里并无多大变化。不管“全盘西化”还是“充分的世界化”，显然和中国近现代革命理论相对立，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不兼容。因此，胡适生前，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按照欧美思想文化模式，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一定的修正。结果，均无下文。
李敖充分理解胡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苦闷，认定自己有必要发掘胡氏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并将之发扬光大。1962年1月，《文星》发表了李敖写的《播种者胡适》。2月24日，胡适逝世，李敖刚写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随即又写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在这些文章中，李敖肯定了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称赞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堪称“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但同时他又指出胡适走得还不够远，他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分子’”，他虽然主张“全盘西化”，自己却又花精力去研究东方文化，这是“开倒车的学术”，是“他的大懵懂”。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适”，要“用我们的进步”向胡适“投掷我们的无情”。易言之，即要以彻底的、义无反顾的“全盘西化”，超越胡适那种“开倒车”的“全盘西化”。
此后，李敖先后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传统下的独白》等一连串文章和著作，以“全盘西化”的思想为“武器”，对中国文化的消极面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保守性、狭隘性使中国人易感染“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11种病。[149]中国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他甚至鼓吹：“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向西方“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150]在这些文章中，李敖一口气点名批贬了40多位政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如国民党大员张其昀、陶希圣、陈立夫、刘哲，“学政双栖”人士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郑学稼、陈启天，学者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徐高阮、毛子水、萨孟武、谢扶雅等，均成为李敖的攻击对象。
被攻击者当然也不是息事宁人的主。1962年2月，李敖在《文星》第52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一文后，胡秋原紧接着便在第53期《文星》发表达6万余字的反驳文章。随后，徐复观、郑学稼、任卓宣、唐君毅、徐高阮等也纷纷披挂上阵，在《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这“三大评论”上连续发文，批判李敖。论战爆发前后，李敖和其他一些主张“西化”的青年学子，常常到殷海光家问计。殷海光颇有“廉颇老矣”的感慨，表示没有心力参加打笔仗，但可代为出出主意、改改文章。由于殷海光声名太盛，所以对立面认定他是“西化派的主帅”，在批李之余，夹带着将他也是一顿好骂。
这场“中西文化问题大论战”，开始时，大家还讲究点阵法规矩，到后来就扭作一团，什么“阴毒”的招数都使将出来。李敖指责胡秋原等：“二十五年来一直扮演着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是贻误青年的恶疮”。[151]胡秋原则反骂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说“老先生胡稚晖、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嬉笑怒骂不成文章”，并说“如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殷海光为李敖出头，认为胡秋原等是“用笔杆杀人”，是“把稍微不合自己口胃的下一代人绘成罪徒”。徐复观则封殷海光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恶奴”。徐高阮更抓住殷海光学术译著中的某些纰漏，指责他搞“知识诈欺”。互相攻击的结果，是双方在刊物上对抛“红帽子”。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做文章，揭露胡氏曾在30年代由反蒋人士主办的神州国光社出版《唯物史观艺术论》一书，并参加过福建革命政府，又去苏联避难一年半。[152]接着，他又大骂任卓宣、郑学稼等始终未摆脱当年作为中共党员的“前期快感”。胡秋原也翻查李敖的祖宗十八代，说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中任职，给李敖戴上一顶“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并抓住李敖的中学老师是共产党员之事，硬指李敖有“匪谍嫌疑”。最后，胡秋原以“诬陷、诽谤罪”，向法院起诉李敖，使这场文化问题的学术论战变为一场延续多年的司法缠讼。
应该说，李敖等人鼓吹“全盘西化”，从政治上讲，是反对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有其可取之处；但从学术上讲，他们的观点透出浓厚的民族虚无主义气息，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治学方法上也显得过于武断轻率，气浮于理。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则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虽然因其官员身份而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但在学术上却坚持要“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须采取珍重爱惜的态度，对所有人类的历史文化也采取珍重爱惜的态度”，认为“只有在文化上有这种品德的人，才配谈自由民主，所谈的自由民主才有内容”。毫无疑问，后者的文化观更为现实，也更为成熟。
由于胡秋原等人的观点在客观上与台湾当局的保守性合拍，而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观点在客观上威胁国民党的“道统”，因此台湾当局采取“保一派压一派的做法”。他们对殷海光采取“四面封杀”战术：解除其在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职，由“警总”出面逼他“应聘”去“教育部”上班，以免他在青年中散布“邪说”。后台湾大学虽复聘他为教授，但仍不准他上讲台。国际知名学者海耶克访台，有关单位举办欢迎座谈会，邀殷参加，请柬却被特务扣押。海耶克向台湾当局要求见殷海光，亦遭拒绝。他又通过许倬云请殷氏直接去饭店面谈，结果殷氏却在半路上遭到特务拦阻。殷海光披沥数载，写就《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甫经出版，便被当局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由查禁没收。美国一所大学想请殷去任教，但台湾当局又不准他出境。在这种封口、封耳、封笔、封足的环境中，殷海光身体迅速恶化，罹患胃癌。李敖名气没殷海光大，境遇当然更惨。从1963年到1966年，他写的15本专著全被查禁。这种以暴力压制学术的行径，使李敖对当局更感厌恶，径自将笔触从文化学术领域指向了原来尚稍作规避的政治领域。
1965年12月1日，李敖就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致信《征信新闻报》，要求调查该报记者刘岩一事，写了题为《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发表在《文星》第98期上。该文指责谢然之“诬控”爱国青年，企图“一手掩天下耳目”，“诬陷忠良”，并要谢引咎辞职。该文还斥责那些“坐在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里，而朝外直接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飞书翰、打电话、下条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从，误会丛生，又怎么可能呢”？该文还要求，在宪政体制下，“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的余波与惯性”。
12月25日，国民党控制的《政治评论》发表社论，骂《文星》“走了《自由中国》的道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不讲是非，惟以反对和破坏是务，专事恶意的攻击”，“完全是造谣中伤，挑拨人民与国民党的恶感，用心至毒”，并指斥《文星》对谢然之的指控是“中伤、侮辱、诽谤，其触犯刑章，甚为明白”。12月28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发出通知书，令《文星》从1966年1月1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违反发行旨趣”。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4月号和12月号两期发行。
《文星》被禁，标志着60年代“自由分子”抗争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结束，从此台岛进入所谓的“政治冰封时代”。李敖失却发表作品的阵地，只得去卖牛肉面，但很快就被人抢去了生意。为了谋生，他在英文报纸上登广告，专收旧家电。当时，台湾产的冰箱质量不佳，市面上用的都是美军旧货，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李敖遂借此闯出一条生路。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下令立案侦办李敖，旋即以“妨害公务罪”对李敖提出诉讼，虽未定谳，但从此处于软禁中。
“自由分子”的活动虽被镇压下去，但也给一贯以中国传统文化保护者自居的国民党相当的“杀伤”力，并留下了“后遗症”。我们知道，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道统”的始作俑者。他最先鼓吹孙中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降中国道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极力塑造国民党是中国道统的嫡传形象，把“国民革命”说成是渊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处的一个“现代革命运动”。1927年后，蒋介石更以“道统”的继承人自诩。为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国民党不断散布“共产主义是外来文化”，“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文化是中共“第一号敌人”的谬论。[153]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反复重申，国共斗争是一场“道德文化战争”，是“七分政治的斗争条件与成效”。[154]因此，他企图用所谓“民族文化”为国民党在台岛的偏安寻找一处“精神家园”。不料，随着台岛经济发展，追逐物质享受之风盛行，社会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传统文化观念日趋淡薄。李敖等人又将“全盘西化论”到处撒播，“流毒”甚广，许多人开始对维系国民党的“道统”、“法统”产生怀疑。对此，台湾当局深为忧虑，希望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心”，以对付这种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的政治动乱，自然被台湾当局加以利用。蒋介石趁势打出“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以反对中国共产党。
1966年11月12日，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修建的中山楼中华文化堂举行落成典礼。蒋介石为此发表专文，文中大谈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强调“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宣称“三民主义思想，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汇集，而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乃益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
蒋介石文章发表后，孙科、王云五、张知本等1500人联名给“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定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同年12月25日，台湾“国大宪政研究会”召开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称：“今年国父诞辰，我们乃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起，这实在也是三民主义思想向大陆更积极更全面的进军。因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既要在人本精神的基础上，致力于伦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时代的经验已经教训我们，如果脱离了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仅仅民主与科学实不足以建设现代化的健全轨道，而是很容易地走到放任和机械的歧途上去；有些西方国家目前显然已经面临了这一困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共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需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随后才能彻底的消除共产邪说，摧毁‘匪伪’政权。”[155]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九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通过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方案》。1967年7月18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此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全岛展开。
蒋介石抓住了这面“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每年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都给一份“书面致词”。在1970年9月28日的“书面致词”中，先是说了一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人性为根本，以人道为内涵，教之以诚正修齐之道，示之以治平大国之方，用能使我民族在历史延续中，在艰弥厉，万古常新。”具体提出：“本乎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之意旨，悉力以赴，以完成现代化国家建设之目的。”又对伦理建设、民主建设和科学建设这三者作了解释。最后，蒋介石又落实到那个“反共”上去，重弹什么：“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成为彻底消灭‘共匪’邪恶思想，摧毁‘匪伪’政权之利器；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可谓任重道远，端赖群策群力，本主动负责之精神，以笃实践履之作法，循序渐进，计日程功，努力完成此一伟大崇高之使命。”以后的多次“书面致词”中，同台湾的经济建设挂钩的地方多了起来，如提出“文化复兴运动的创新”，“创新应变是吸取外来新知”（1971年7月27日）；又提出“近12年来，我们对伦理、民主方面的倡导推行，已见成效，而在科学方面，还须百尺竿头，更加努力”，“科学为达成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造成西方‘物质文明’的主要因素，科学本身，是无善无恶的”（1972年7月27日）；又明确提出“要摄取西方现代文化之精华，以充实我们原有民主与科学的根基”（1973年12月7日）。虽然“反共”的词句少了一些，但是大陆上搞“批林批孔”时，蒋介石又抓住这个时机，说了一番“孔孟之道，久已成为国民生活须臾不可离的大道”，“毁孔子即是与全民为敌”。
在大搞“文化复兴”的同时，蒋介石又大抓“研究孔孟学说，恢弘固有道德”，1961年在台湾建立一个“孔孟学会”。陈立夫在回忆中说：“由于孔孟学会之任务，与文复会大致相同，均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我遂被选任理事长（蒋公为名誉理事长）。”[156]1962年“孔孟学会”第二次大会、1965年“孔孟学会”第五次大会，接着每年一次（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蒋介石都发表“书面致词”，尤其是针对大陆“批林批孔”，大肆展开反共宣传。
蒋介石发起的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文化复古运动，其目的在于为其“反共复国”和偏安台岛寻找精神支柱。尽管就蒋的主观反共而言，目的没有达到，但在客观上对于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据统计，仅古籍今注、今译一项，到1981年为止，台湾商务已出版各类共28种。这在部分海外华人中，形成了一股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民族传统的风尚，有利于中国统一。
CC派的解体
CC派作为国民党内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几十年来接纳的成员良莠不齐，各色人等都有。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这个问题上又有分歧。有些人拥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治”，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道路。前者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担任要职，结果在国民党“改造”中受到重创，势力一落千丈；后者则依仗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作为“法统”的载体，他们成了当局重点保护的“国宝”，不仅躲过了“改造”的打击，而且地位愈见巩固。他们以“国会”为据点，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对当局的专制行为提出一系列的批评，扮演了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迫以陈诚为后台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并于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张道藩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实际上已经“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但出于本派系的历史渊源，他又不能完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因此他当“立法院长”九年，“立法院”内屡生风潮。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规定：“战时各省政府及自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4月11日，当局以此为由停止报纸登记，开始了长达35年的报禁。1954年4月28日，台湾当局又颁布了《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进行更加严厉的控制。11月5日，国民党再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此案出台，引来出版界一片骂声。CC派“立委”立即群起攻击，他们与民社党和青年党“立委”联合，压迫“行政院”收回成命。
CC派在取得反《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胜利后，再接再厉。1955年，“监察委员”余俊贤、余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一山等在“院长”于右任支持下，就“内政部”勒令《世界评论》停刊一事提出纠正案。指出“内政部”的做法是“法外苛政”，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述所以剥夺之事实与理由”。
几乎与此同时，CC派元老谷正鼎亲自出来讲话，称蒋介石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蒋氏暴跳如雷，要开除他的党籍。另一个CC派要员潘公展索性跑到美国去办报，抨击台湾当局的不民主。CC派甚至准备以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铮、洪友兰等五人组成中心小组，协调各派别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在国民党八大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友兰、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昆山等20余名CC元老担任“中央评议委员”。但CC派似乎不知感激，趁势坐大，继续与老蒋过不去。
1956年，“监察院”CC派提出军人、公务员、教师生活窘迫，要求政府机关撙节开支，并适当提高公教人员的津贴、补助。他们还顺便将“行政院长”俞鸿钧拎出来开涮，说他既在“行政院”领薪水，又在“中央银行”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1957年3月，“监察院”就此向“行政院”提交纠正案。“行政院”在四个月后复函，但未说明处理情况。CC派认为“行政院”违反《监察法》规定两个月内必须答复的规定，并坚持要求有个说法，遂于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四次邀请俞鸿钧前往接受质询。“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议”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不赞成俞鸿钧接受质询。“行政院”见有“中央”撑腰，宣称只对“立法院”负责，不对“监察院”负责。CC派则认为，既然“宪法”赋予“监察院”弹劾“总统、副总统”的权力，自然亦有弹劾“行政院长”的权力，遑论仅仅是接受质询。双方吵不完的架，扯不完的皮。
1957年12月10日，“监察院”召开第508次院会，成立“行政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事件处理小组”。蒋介石闻讯，派陈诚说情，无效。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举行两次宴会，希望摆平此事，谁知CC派的强项竟拒绝出席。12月23日，“监察院”正式通过弹劾案。“行政院长”受弹劾，这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倒阁”的性质，外电认为“实际上是对国民党的一种反叛”。对此，蒋介石气塞胸膛。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将国民党高层人士招到中山堂训话。他先数落“行政院”对“监察院”逾期答复不当，接着话锋一转，痛骂“监察院”“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现在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系不对”。不料，当即有几名“监察委员”站起来表示反对。
“监察院”风波尚未平息，“立法院”又乱作一团。3月，“行政院”中蒋经国的小兄弟们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案》，要求以秘密方式完成“立法”手续。《修正案》规定“政府”有权根据出版物内容对其进行警告，三次警告后即须停业整顿，停刊三次后即须注销发行资格。CC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民、青两党的“立委”全面“戒备”。4月22日，CC派“立委”提出取消报纸登记限制和《出版法施行细则》中“违宪”各点。5月1日，CC派“立委”要求对《修正案》进行审议，被追随蒋介石的“主流派”否决。青年党“立委”李公权说“立法院”不应成为猪仔议会，“主流派立委”侯庭督立即表示要“文功武卫”，以拳脚捍卫“立法院”的尊严。
蒋介石召开数次会议，企图说服CC派“立委”让步，但这些“开明分子”就是不给面子。蒋介石黔驴技穷，曾想开除100名CC派“立委”党籍，终还是下不得手去。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本党的“立法委员”必须对《出版法修正案》投赞成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重压之下，CC派被迫放弃反对意见。6月20日，《出版法修正案》在“黑天暗地的秘密审议下，由三个委员会以不足五小时的时间完成二读，最后以半小时完成三读，为中华民国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后的丧钟”。[157]
对于CC派左也捣乱右也捣乱的做法，蒋介石极为愤怒，决定进行整肃。1958年7月，蒋介石在“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上讲话，怒斥：“若是每一个党员只知其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而不愿尽其党员对党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反党的一言一动，不仅无补于反共大业，而且有意无意地将变为‘共匪’的斗争工具。试问最近两三年来，在政治的哪一件摇惑社会的事件，哪一次影响政局的纷争，不是本党党员在议会与舆论上发动起来，推演出来的呢？这样的一个党，根本就够不上是一个普通民主的政党，更说不上是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本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度修订‘宪法’，都用明文规定本党为‘革命民主政党’。我常常听到一些同志说：‘革命民主政党这一名称含义不很清楚，不易解释’。党外人士更是不断地批评，甚至猛烈反对攻讦，说在民主宪政时期，本党不应该说革命，又说本党革命就是反民主。因为党外是这样的批评，党内又怀疑革命民主的含义不明，在实际的政治和党务上，就发生一些无谓的纷扰。甚至那些‘民主人士’指责我们的政府‘不民主’，本党的党员也就自认其为不够民主而仍随声附合，加以攻击。他们批评本党‘不自由’，本党的党员也就以反党的言行来表现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158]他又说：“我亦知道有些在‘中央’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做党员只有负担，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了信心。因此我个人对他们的心境及其蕴藏的隐情，乃是十分谅解的。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使他们如何得到一个解脱机会，可使其言论行动能够充分发挥其自由意志，以免其留在党内徒受拘束和牵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159]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对党员重新进行登记。首先是要制定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遵守“规约”，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蒋介石称登记的目的是：（1）“实践革命民主政党的精神，信守其入党誓约，而不能违反”。（2）“贯彻反共抗俄的国策，拥护反攻复国的措施，而不得破坏”。（3）“执行中央党部的决议，集中全党革命力量，而不再分歧”。（4）“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泯除个人过去恩怨，而不分派系”。[160]同时，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实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之，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有共同砥砺，相互规勉，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亦要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自相矛盾，反为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革命历次失败的覆辙。”
对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做法，国民党中央的很多大员都心存疑虑，因为一旦把上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党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蒋介石也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但他仍执意坚持，并以孙中山在《澳洲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词》中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但就在此时，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蒋介石不想为渊驱鱼，加上金、马局势再度紧张，只得将“登记”一事搁起，CC派终于逃过一劫。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电费加价54%。CC派“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筹集电力设备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为此再度在“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通过。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为台湾工业发展打好能源基础，本无可厚非。CC派“立委”之所以出面为难，一则是怕电费加价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二则也是为了报“主流派”强行通过《出版法修正案》的一箭之仇。结果，“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为32%。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将电费再上浮36%，CC派“立委”再次提出反对。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决定“杀一儆百”，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首当其冲。此前，齐世英曾在“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非临战地区，先解除戒严令”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有五害，即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遂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将他开除出党，并严令国民党籍“立委”必须对《加价案》投赞成票。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后，索性加入了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派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和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共同组党。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五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虎代表民社党，杨统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这当然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为此，国民党于1960年9月4日悍然逮捕雷震以后，旋即于9月28日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长篇报告，讲了六个问题，即我们的信心与警惕、党的新生之启导、党的基本工作、对全会中心议题的指示、对从政党员工作的指示和我们在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关键地位。他说：“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了极点。有的党员有意的毁法乱行，蔑视组织，原因是他们加入本党之始，本来就不是为的要在我们主义之下，共同致力于革命大业，而是为的要寄生在本党以内，亦如总理所讲的‘挂党的招牌，而企图其私人的权利’……惟独在党被敌人打败，或党势衰落的时候，特别是在大敌当前，革命创痛惨烈，正图同仇敌忾，自力更生而不遑发时候……而我们自己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早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异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他要求全党：“对这些不良分子，能够随时随地作有效的‘共绝共弃’的抨击，而党的中央，更能以‘毒蛇螫腕，壮士断臂’的精神，断然对不法的党员加以纪律制裁。”他还说：“宽容这些败类，即无异于间接的鼓励了违纪毁党。今天要从失败中复兴，从衰颓中重振，从腐朽中新生，乃非自整肃党的纪律入手不可了。”[161]根据蒋介石讲话的精神，会议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三个月、停止党权三年等处分。接着，蒋介石又使用软的一手，对CC派的某些人“示恩”：让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在“立法院”、“监察院”和“国大”中为CC派留出席位。他还指使会议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彻底招安CC派，蒋介石甚至想到要起用放逐在美国的陈立夫。早在国民党“改造”后期，陈立夫就离开台湾，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定居。为了补贴家用，陈立夫办了个养鸡场，最多时达到6500多只来亨鸡。这个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陈立夫负责加饲料、清粪及其他，陈夫人则负责捡鸡蛋和管理家务。在美国待长后，不时有记者、作家、门生故旧上门探视。每当客人谈及台湾政治，他就沉下脸不说话，问急了，他就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似的党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162]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捎话，让陈立夫回台湾看看，均被陈托辞拒绝。直至1961年初，由于陈父病危，陈立夫才打定主意回台湾省亲。这时，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一场冲突。当时，“立法院长”张道藩鉴于夹在CC派和“主流派”之间，很难做人，遂先后14次提出辞呈。蒋介石趁势“钦定”蒋经国派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CC派“立委”知道无法染指“院长”一职，但又心有不甘，便集中力量争夺“副院长”的宝座。他们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蒋介石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之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
前此四天，陈立夫回到台湾，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163]。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调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立即悄然离台。临行前，有人劝陈立夫就此留台定居时，陈回答说，过去有句话叫“动则得咎”，我现在是“不动也得咎”。
既然陈立夫不肯就范，蒋介石只好御驾亲征。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的报告，再对国民党的组织状态和纪律状态予以批评。关于党纪党德，蒋介石重申：“目前党纪废弛，党德败坏，是已经到了极点，若干分子不顾革命的利益，不负党员的责任，甚至还有的竟不恤反党毁党，以骂党为荣，以诬党自豪，以敌为友，借敌自重，这虽说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多数党员，也多不肯为党仗义执言，于是党员乃演成为无是非、无志节、无纪律的败坏现象。”[164]关于党的组织，蒋介石提出：“现在小组多数都呈现一种松懈、颓唐、消极的状态。除了开会的时候，有小组的组织形式之外，几乎已经很少发生作用，就是开会也都是内容空虚，签到了事，还有更荒谬的，则是连到也可以事后补签，造一个会议记录就行了。这显然是领导无方，督察不力，与官僚恶习的作祟。”[165]关于政治风气，蒋介石说：“尤其不可以民意代表的名义利用职务上的特权，对担负行政责任的同志，作无意识甚而至于是别有用心的责难和折辱。而新闻与舆论方面，亦不可以揭发畸形的黑暗面为借口，而从事对政府信誉的破坏，以长嚣长乱，妨害政治的安定进步。”[166]蒋介石还特别点出CC派“立委”反对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是一个党员么？这还能算是革命的干部么？而中央纪律委员会竟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么？”[167]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叫嚷“重新登记”，但出于种种原因，实际的工作仍迟至一年后才正式开始。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分化CC派。结果，莫萱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立法委员”，不敢过分忤逆蒋氏父子，遂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其中。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杂志社派”。潘衍兴、张希哲、王大任、陈佳清、黄强、武誓彭、丑辉瑛等一些较为少壮的原CC派“立委”，为了在仕途上不被封杀，逐渐向主流派靠拢。由于这批人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故被称为“新中央派”。剩下的CC派死硬分子，则以梁肃戎、吴延环、张子扬等人为代表，他们继续坚持“开明”立场，对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但由于他们在“立法院”已居于绝对少数，实际上已不能掀起什么波澜。
1962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分三批进行党员总登记。第一批登记对象为中央从政党员，包括各部会首脑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共约1800余人。登记期限为12月21日至年底。第二批登记对象是省级从政党员和“省议员”。第三批是一般党员。预计分别于1963年1月和2月登记完毕。会议规定，凡愿登记者必须在“实践规约”上签名。若有党员认为他对政治方向的看法与党的路线不符合，可不登记，即为脱党。如逾期不办理登记亦以脱党论。原来蒋介石所设想的“总登记”，除要求每个登记者签署“实践规约”外，还要当众宣誓，后因很多党员反对，才算作罢。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达99.9%，只有0.1%没有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达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这出人意料的“惊喜”使蒋介石“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的发现，所以乃得转郁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168]
登记之后，蒋介石又指示：（1）要做好党的编组工作，使党结成一个整然的战斗体。（2）要加强小组的组织活动。对于小组长的人选，以后要特别注重甄选与辅导；对于小组长的工作，也要研究加强其权责，务使其能在小组中先有研究发展、自动自发的能力办事，再进一步，使之有务实求精，独断专行的魄力，表现其成绩。（3）要改进对干部考核和监察的工作。[169]他还提出要把各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后面，在小组会议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经过这一通“折腾”，CC派在“立法院”内的势力基本解体。但在“监察院”内，CC派仍有一定能量。这是因为“宪法”规定，只要有一名“监委”提议，九名以上“监委”审察及决定，便可提出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弹劾案，因此CC派“监委”的人数虽少，却可以呼风唤雨。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CC派的曹德宣等五名“监委”对雷案进行复查，使国民党中央颇为不快。此后，在蒋介石连吓带骗之下，CC派的“监委”才噤若寒蝉。“监察院”内的国民党党团，也随即加强了对本党籍“监委”的控制与监督。
196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在《自立晚报》上撰文，鼓吹“两个中国”，“有违基本国策迎合分歧分子”的罪名，开除了“监察委员”曹德宣党籍。10月，国民党中央提名张维翰为“监察院副院长”候选人。但仍有CC派的于镇洲跳将出来，公然抗拒党令，出头竞选。10月16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张维翰以一票之差落选，于镇洲也未得到法定多数的赞成票。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原投于镇洲票的党内“监委”必须改选张维翰，否则一律开除出党。10月2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张维翰终于在“党纪”的威吓声中当选。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于镇洲党籍。次年2月，又开除帮于镇洲竞选的CC派“监委”曹启文党籍。1966年8月，于镇洲等发起大规模“破袭”，20天内，相继弹劾“财政部长”陈庆瑜、“经济部长”李国鼎、台湾银行董事长陈勉修（陈诚弟）和总经理毛松年，造成轰动全岛的巨大影响。但这些“监委”老爷们的手脚也不干净。不久，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豆案。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严令追查，又发现在降低黄豆进口税率的问题上，有若干“中央民意代表”曾受不法油商的贿赂而滥用职权，包括“国大代表”周烈，“立法委员”徐君佩、刘景健、姚廷芳，“监察委员”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等人。9月底，上述人等均被一索子捆入狱中，次年判刑。此案之后，“监察院”年度纠弹数目直线下跌，所纠弹官员的职级也明显降低，派系之间的纷争也随之淡化。
晚年陈立夫
10月，蒋介石要过八十大寿，派萧铮赴美劝陈立夫回台祝寿。10月26日，陈立夫回到台湾，将其所著《四书道贯》第一册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蒋介石读后，召陈立夫长谈多次，并主动为其题写“四书一贯之道”六字，印于首页。此时，蒋经国地位已经巩固，而陈立夫也已经迟暮之年，蒋介石顺水送人情，希望陈留台定居。但由于陈立夫在美国的欠债没有还清，《四书道贯》一书后几部的出版事宜也未办妥，再加上连日应酬演讲，劳累过度患了肝炎，需回美治病，所以祝寿活动结束后又飞回美国。虽然陈立夫来而复去，但他与蒋家的嫌隙已经消失。1967年6月，台湾当局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并提名陈立夫任副会长。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为表示对“立夫哥哥”的心意，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对此，陈立夫深为感动。1969年4月26日，国民党开完“十大”后，陈立夫举家迁回台湾。陈立夫回台定居，本身已说明CC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已不存在，他再也不必为“避嫌”而流浪异乡了。
陈诚派的消亡
在镇压“自由分子”和CC派“开明分子”的同时，蒋氏父子也开始对陈诚派“掷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1949年秋至1950年初，陈诚以东南行政长官和“台湾省主席”身份坐镇台湾，对逃台的国民党各部队进行整编，同时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部队的关键岗位。原属何应钦系、胡宗南系或其他派系的高级将领，或因黄埔同窗的关系，或因不愿看“太子”的脸色，也都向陈诚靠拢。因此，陈诚在军界的势力越来越大。以1957年时为例，“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副司令”柯远芬、赵家骧，“陆军副总司令”高魁元，“宪兵司令”尹俊，“第二兵团司令”石觉，“第一军军长”刘鼎汉，“第二军军长”郑为元，“第五军军长”罗恕人，“第十军军长”曹永湘，“陆军供应司令部副司令”刘云瀚等，都拜在陈诚门下。此外，在“国防部”担任司局以上职务，在“参谋总部”、各兵种总部和各部队担任师以上职务的陈系人物就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了。
除军职外，陈诚还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主席、“台湾省主席”、“副总统”和“行政院长”，所以他的人马不仅在军界，而且在“政府”各部门和财政系统中亦占有很大比重。1958年7月，当他以“副总统”身分兼任“行政院长”职务时，他的老部下、老朋友周至柔也恰好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这个时候正是陈诚派的全盛期，他的亲信郑道儒、杨继曾先后出任了“经济部长”，连他的弟弟陈勉修也担任了台湾土地银行总经理一职。陈派人员在暗地里又互相援引、私相授受，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如石门水库这个国民党逃台后兴建的最大水利工程，亦成了陈派的囊中之物，自水库建设委员会执行长徐鼐以下各级官吏，大多是陈诚的人。
陈诚派甚至还渗入了国民党党务系统。陈诚本人担任过三青团书记长，提拔过一批人。他的心腹罗卓英长期担任被称为“政治黄埔”的“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副主任。他的老部下郭骥在国民党“七大”后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第一组（台湾党务组）的副主任。亲陈诚的张厉生也在1959年国民党七届四中全会上取代张其昀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57年10月，陈诚在“八大”上由蒋介石提名，出任国民党的“副总裁”，成了名义上的“接班人”。
陈诚地位的不断上升，完全是蒋介石的苦心安排。正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将“天下”移交给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但小蒋毕竟资历浅，功劳少，尚须培养。蒋介石被迫将陈诚抬出来挡一挡：一则避免了朝野物议，有利于保持政权的稳定；二则借重陈诚之手，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为小蒋的“即位”扫清道路。
但是，陈诚的实力上升太快，然有了分庭抗礼的趋向，这又是蒋氏父子极不愿看到的。1958年以后，台湾当局对外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对内镇压了党内外的反对派，蒋介石遂决定“削藩”。因此，新账老账一起算，蒋、陈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一是“老账新翻”。1949年初，美国企图换马，派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与“台湾省主席”陈诚密谈。莫成德以美援为诱饵，极力劝说陈诚在台湾实行改革，并阻止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入台湾。陈诚处于对蒋氏的忠诚，拒绝了这个建议。莫成德向国务院报告称：陈诚属于典型的国民党“最反动的”和“昏庸的”领导，对美国无一用处。[170]蒋介石对美国的伎俩极为愤怒，同时也对陈诚“另眼相看”。5月17日，蒋介石决定撤退台湾，他给陈诚发去电报，但竟然24小时未有回电。直到5月21日，陈诚、俞鸿钧、蒋鼎文等三人到马公晋谒，他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半。5月26日，蒋介石乘专机飞往台湾。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在陈诚坐镇的台北着陆，而是飞到了孙立人控制的高雄。据说蒋下机后问孙立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此地安全吗？”可见当时蒋已经对陈诚留了一手。另据资料，陈诚当时曾命令其下属特务机构，对来台活动的蒋经国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监视，可见陈诚亦对蒋氏父子“留了一手”。[171]
此后，美国对陈诚的兴趣并未减弱，美国报刊在评论陈诚时几乎都用褒词，而评论蒋氏父子时则往往贬多于褒。美国高级官员和外交使节多次表露出愿意看到台湾出现“正常的、和平的、合法的继承”。而能符合这三条件者，当然非陈诚莫属。美国的这种态度，使陈诚处于极为尴尬被动的局面。从心底讲，他也希望有一天在美国的扶植下过过“元首”瘾。但是，美国总搞“扬陈抑蒋”的一套，难免会使自己遭到蒋氏的猜忌。而且，陈诚本人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并不甘心事事受外国人摆布。而且他也明白，单凭自己的力量，未必能保住台湾。而且一旦“弑君”，国民党内部可能分崩离析，局面就会更糟。基于这样的想法，陈诚在“反攻大陆”、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从金马撤兵等问题上，都坚定地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他还经常鼓吹“拥护总裁，全党团结”，要“巩固革命的领导中心”，以此向蒋介石剖明心迹。但蒋氏父子怎么看，则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二是“青年反共救国团”之争。退台之初，陈诚和蒋经国的关系还算过得去。1952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控制，指示“太子”组建“青年救国团”。蒋经国借机扶植个人势力，把“青年救国团”变成国民党的“预备队”。他拼命地将团的势力渗入国民党内，准备有朝一日进行全盘接收。陈诚对“太子”的做法极为反感，他认为国民党应记取抗战后党团恶斗不止，搞得天下大乱的教训，不要为了一己私利再搞出个“小国民党”来。为了遏止蒋经国势力的膨胀，他就利用手中职权克扣军队政工和“青年救国团”的经费。对此，“太子”恨之入骨。1959年12月，蒋经国写了一首诗，说他在感到“忌恨、伤害、疑惑、失望、黑暗、烦恼”时该怎样做。1962年3月，蒋经国又写道：“有时候突觉四面的一切，好像都在和我作对，似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172]1963年11月，蒋经国再次在自勉诗中说什么“当环绕在你四周的人们，失却了他们的理性，并违背了他们的良心；正将各种罪名加到你的头上来的时候，必须格外地保持着你的头脑的冷静和清醒。如果有许多人，都在怀疑你，你就让他们去怀疑吧；同时，更要相信你自己。来不及等待而感到不耐烦，亦不可因为受别人的诬蔑而愤激；如果你困恼的心已到了崩裂的边缘，你还是耐心地去等待……”[173]。
三是人事之争。按照“宪法”规定，人事权掌握在“行政院长”手里，“总统”只是个虚职。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故频频对陈诚进行掣肘。陈诚初次“组阁”时，外界就谣传“内阁”成员因人事问题失和。俞鸿钧遭弹劾后，陈诚再次出面“组阁”。蒋介石希望让他的浙江同乡张其昀当“教育部长”，而陈诚则属意于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蒋介石亲带张其昀到陈诚家去说情，但陈诚最终还是用了梅贻琦。
1958年，胡适与陈诚闲话家常。
四是政见之争。陈诚虽是行伍出身，但一向尊重知识分子，对“自由分子”也较温和。他当“台湾省主席”时，曾亲自到机场迎接新任的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以一省之长的身份去欢迎一校之长，这在国民党官场中是不多见的。胡适、王世杰等人也把他当作“知己”，每当雷震和《自由中国》惹出了麻烦，都请陈诚出面转圜。甚至到雷案以后，胡适为“新党”问题向国民党“亮底”，也是去找陈诚。“自由分子”议论时政，一般都不涉及陈诚，每有涉及，往往也是褒词。特别是在“护宪与修宪”的大论争中，胡适竟然要替陈诚“宣传宣传”，并说陈诚“有做总统的资格”，“有做领袖的智慧”，“有聪明而不与别人比聪明，这是最高的聪明”。1960年，陈诚过生日，约胡适、王世杰、梅贻琦、蒋梦麟四人一起到中沥和台中参观“农复会”的建设成就。此事经卜少夫在香港《新闻天地》中报道，被形容为现代的“汉惠帝与商山四皓”，在台岛引起极大反响。蒋氏父子认定陈诚沽名钓誉，有接班的野心。
五是“反共救国会议”之争。陈诚在第一次“组阁”期间许诺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蒋介石本已同意，后来却突然变卦。1953年11月17日，蒋介石甚至因王世杰坚持要开“反共救国会议”而下令免去其“总统府秘书长”职务。陈诚对蒋的专制作风极为不满，擅自邀请民、青两党成员和无党派代表到他的寓所开座谈会，讨论“反共救国会议”的议题、日期、筹备委员会、组织纲要、基本认识等问题。蒋介石闻讯大怒，亲自出面阻挠“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而“自由分子”则不断要求兑现这张空头支票。陈诚夹在两派之间，很是尴尬。1958年7月，陈诚第二次“组阁”。7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讲话，大骂“自由分子”要求召开“反共救国会议”的用意“实令人发生一种疑惧”。“他们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步就是要以‘反共救国会议’为其契机，而成立其变相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变相‘协商会议’的结果，最后势必要约‘共匪’参加在内不可。第二步就是要以这变相的‘协商会议’的方式，来组织其‘联合政府’，而最后一步亦就必然要毁弃今日‘中华民国宪法’，取消今日民主宪政，而将我们今日在台这惟一的反攻复国基地与全部军民断送给‘共匪’。”[174]陈诚对蒋介石的这番话很不以为然，会后不久就放出风声，说一定要把“反共救国会议”开成功。而毫无政治经验的“自由分子”竟天真地为这个会是“小型的”还是“大型的”，要请的人是“老偶像”还是“苦干分子”，会的名字是叫“反共救国会议”还是叫“国是会议”或“反共团结会议”吵成一团。10月底，张君劢从美国飞抵香港、日本等地讲学。陈诚和张群各写了一封亲笔信，请张君劢的内弟王世宪到东京劝驾，希望能在台湾一聚。港台的评论家们一致认为陈诚和张群是想以张君劢返台来推动“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但张君劢考虑到海外其他“自由分子”的反对意见，故未能成行。1959年4月，陈诚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仍坚持说，“将在适当时机召开‘反共救国会议’或‘国是会议’”。但蒋介石则认为“国是”已定，不需再做任何讨论。
经过上述摩擦，陈诚派已现颓势。1960年3月，蒋介石通过修改“临时条款”，蝉联第三届“总统”，彻底封杀了陈诚的“元首”梦。陈诚虽也蝉联了“副总统”并继续兼任“行政院长”，但声望明显不及以前，各种麻烦也就接踵而来。
首先是来自“立法院”内CC派的责难。根据伪宪法，“行政院长”需经“总统”提名，“立法院”批准方能就职。因此，在“总统”换届后，陈诚的“行政院长”职务亦须经一番提名程序方为有效，但他竟未经“立法院”批准，擅自走马上任。“立法院”据此认定陈诚“违宪”。陈诚火冒三丈，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两份辞呈，其中说：“国难方殷，劳怨虽不敢辞，但以言任劳，不免劳而无功，以言任怨，甚或积怨成仇。”这场风波，最后总算由蒋介石出面摆平，陈诚的辞呈亦未被接受。
不久，台湾空军一架飞机投奔大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提及此事，参谋总长彭孟缉认为是军队待遇菲薄所致，蒋介石即指示给军队加薪。陈诚认为军人加薪，文官势必要求仿效，“政府”实无此财力。张其昀、谷正纲亦主张增加军人待遇。陈诚认为这是有意和他为难，反问钱从哪里来，并斥责张、谷说话“不负责任”。但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立法院”还是通过了以46000万元新台币调整军公教人员待遇的提案，交“行政院”执行。陈诚考虑到预算平衡，把这项开支削减到28000万，招来一片骂声，各报馆接到军公教人员的抗议信达数万封。为平息舆情，蒋介石下令照原预算执行，结果蒋氏和CC派“立委”都成了好人，惟独陈诚背了黑锅。为调解陈诚与“立法院”的矛盾，蒋介石又出面宴请国民党籍“立委”，请他们对“行政院”“相忍相谅，合作团结”。陈诚也被迫表示，“请大家对我多了解与原谅”。
陈诚的身体本来就差，甚至不如比他大十几岁的蒋介石。一番怄气斗法之后，终于筋疲力尽，訇然倒下。1960年7月下旬到9月中旬，陈诚病休了近两个月。上班不久，又再次告假，一直休息到11月初。《新生报》曾为他抱屈，说他的“大部分时间精力，要用来对付自己人”。在陈诚养病期间，爆发了雷震案件。雷被捕时陈作为“行政院长”竟全然不知，这表明他已完全无力控制警特系统。而随雷案降临的“政治冰封期”，亦宣告了陈诚“开明路线”的终结。
眼见着“自由分子”阵营瓦解，蒋介石终于同意兑现“反共救国会议”，算是对陈诚的一点儿安慰。但是他又规定：（1）会议的名称既不可以是“国是会议”，也不可以是“反共救国会议”，只能称之为“阳明山会谈”；（2）会议的议题严格限定在“文教科学财经”之内；（3）邀请的对象，以大资本家、大地主，工会、渔会、农会等社团的头头，以及海外各地的反共侨领为主；（4）会议的功能，主要是征求意见，属咨询性质；（5）会议的决议没任何约束力。这样的一种会议，同当年为建立“反共联合战线”而筹备的“反共救国会议”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既然要建立“反共联合战线”，请的自然是那些既反共又反蒋的“自由分子”，至于本来就拥蒋的人，倒没必要参加这种会议。以后，这种非驴非马的“反共救国会议”断续召开，渐渐形成为每年一次的例行公事，名称亦改为“国家建设座谈会”，也称“国建会”。
1965年，陈诚病逝于台北。
蒋介石的“安慰”让陈诚在“自由分子”面前丢尽了脸，实在是消受不起。1961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陈诚再次病倒，只寄给大会一封建议书，说了些“全党团结，拥护总裁”之类的套话。此后陈诚上一段班，请一段假，其对各方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亦不免渐呈松弛状态。1963年，陈诚病情恶化。同年12月4日，他终于卸去“行政院长”兼职，由“好好先生”严家淦接任。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不治，逝世于台湾。蒋经国在陈诚的遗体旁对记者说：“‘副总统’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同日，台湾举国民党“中常委”作出决议，称陈诚一生：“革命圣战，无役不从，烛照机先，深谋果断”，“不辞艰危，不辞劳怨”；“镇抚东南，秉承总裁指示，贯彻党的政策，以土地改革安定民生，以工业建设增强国力，俾克建设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承担反攻复国之大业”。[175]蒋介石写挽联曰：“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待共同完成，竟忍夺我元辅，岂无人乎？”接着，他又发布“总统令”：自3月6日起，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10日致丧。“国防部”亦奉命全军缟素。
陈诚之死，对蒋氏父子来说是悲喜参半。从悲的这方面来说，蒋家失一忠臣。从喜的这方面来说，蒋经国接班的道路已经扫清，今后再不必为此伤脑筋了。但总的来说，蒋氏父子对陈诚还是有感情的，特别是陈诚这么“及时”的去世，以前纵使有种种不快，也一笔注销了。在以后的岁月中，蒋氏父子对陈诚的子女应该说是相当关照的。
“湖口兵变”耶？“湖口事件”耶？
1964年1月，即国民党进行“总登记”、CC派解体、陈诚辞职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军队内部一批少壮分子，又企图发动一场兵谏。这次事件的主角是“装甲兵团副司令”赵志华，并牵扯到“皇次子”蒋纬国。
赵志华，东北人氏，国民党中央陆军官校第十期毕业生，后入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兵科，曾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卫。后来，他追随蒋纬国任职于国民党军装甲兵团。淮海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获，但在押送途中潜逃。1949年1月，他从广州跑到香港。4月，蒋纬国将他接到台湾，担任装甲兵第三旅旅长。1953年，国民党军整编，装甲兵扩充为两个师四个旅，赵志华在蒋纬国的关照下出任第一师师长，以后又逐级升至“副司令”。
蒋纬国和蒋经国不同，没有什么班底。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更好地控制军队，任命蒋纬国为“装甲兵团司令”。蒋纬国的主要靠山是宋美龄。宋美龄自幼在美国长大，故对蒋经国的苏俄习气多有不满，而将西化甚深的蒋纬国视为己出。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查封“扬子公司”，并责令孔令侃到案交代明白。但砸“扬子公司”的招牌，无异于剥宋美龄的颜面。夫人一个电话，蒋介石不得不放下锦州战事，出面“训子”。蒋经国不敢惹父亲发火，只好低头认错。逃台之后，各种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官场上滚打的人，称走蒋介石路线者为“内科”，走宋美龄路线者为“妇科”，走蒋经国路线者为“儿科”，走美国人路线者为“外科”。随着时局的发展，“外科”和“妇科”终究不敌“内科”和“儿科”，宋美龄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传子”的大计，也渐渐退出权力核心。1963年，蒋介石为了扶植蒋经国在军中的势力，下令免去蒋纬国“装甲兵团司令”，调任“陆军参谋大学校长”。
蒋纬国为了报答蒋介石的养育之恩，对这出“扶嫡抑庶”的老戏表现得相当大度。但他的部下却对此多有不满，甚至有人公然斥责蒋经国排除异己。为了平息舆情，蒋纬国在卸职时，正式向当局推荐由副司令赵志华接任。不料，蒋介石却派了一位资历才干都不如赵的郭东来任“装甲兵团司令”，这就更加剧了部分军官的不满情绪。事有凑巧，新任“司令”不久被调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按惯例这时应该由赵志华代理“司令”。然而，正像当年的孙立人两次应当“参谋总长”而终于落空一样，此次赵志华也是连碰两次钉子。蒋介石又派了一位与装甲兵素无联系的人来代理“司令”。这一下使赵志华在下属面前无地自容，他向蒋纬国哭诉冤屈，要求立刻离职，但被蒋纬国百般劝阻。
1964年2月，台湾突然传出装甲兵中有人图谋发动“兵谏”失败，赵志华被拘押的消息，“台独”分子也在东京散布说台湾发生了士兵哗变。驻台外国新闻记者四出打探情况，但台湾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使人难明事实真相。“国防部”发言人称：“有一个军官发表了不相宜的讲话，这件事不值一提”，“只是个意外事件”云云。
那么，在湖口发生的这一情况，到底是“兵变”还是“事件”呢？根据1964年3月13日香港《联合评论》的介绍，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1月21日，装甲一师官兵在检查完装备后，集合听训，师长徐美雄也在场。赵志华登台演讲，第一段讲了他和装甲师的渊源，第二段讲了当局效率低下，大家对“元首”阳奉阴违。讲到第三部分，赵志华明显激动起来，他突然心血来潮地拔出手枪，向在场的官兵高叫：“我们在台北的政府不仅贪赃枉法、懦弱无能，而且用人行政无不自私自利。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我们大家应该把这一批贪官污吏驱逐出政府之外，我们军人于必要时应该向‘总统’施行兵谏！”当时在场的官兵，有鼓掌赞成的，有大声喊“对”的。这时，有一个叫张明善的少尉军官高举右手走到赵志华面前高叫：“我拥护赵副司令的建议。”赵志华闻言大喜，伸手欲同这位军官握手，谁知此军官乘赵不备，突然打落赵的手枪，再拦腰将赵抱住，这时有几个宪兵乘机冲上，将赵捆绑而去。而在场的上万名官兵，全部惊呆，无一人对赵施以援手，听任宪兵将赵押走。事后查知，那位立下“大功”的军官是政治部派往该部的“政训员”。
就在赵志华被张明善等当场抓获的同时，在台北中正路“国防部”值班的蒋经国接到“湖口装甲兵基地发生兵变”的消息。蒋经国明白：台湾南北400余公里，东西150余公里，“叛军”的坦克一昼夜就可占据全岛。面对“危局”，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所有湖口以北的军队沿公路沿线布防，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装甲部队北上。假如“叛军”突破防线，那么就将中正、中兴两座大桥炸塌。然而，蒋经国如临大敌的防线刚刚展开，从湖口传来准确消息：赵志华已被捕。也许蒋经国心里确实希望和弟弟较量一番，但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了。
“兵变”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又戏剧性地立即平息下去，外界议论纷纷：（1）赵志华行伍出身，如果真的要搞兵谏，事先怎能没有一点安排？（2）赵志华曾当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卫官，颇具才干，怎会如此轻易被一个政工人员生擒？
赵志华被捕后，蒋纬国说动“国防部长”俞大维和“陆军总司令”刘安琪，将其押入精神病院保护起来，希望低调处理此事。不料，三天之后，蒋经国插手此事，刘安琪也抗不住了，打来电话说：“纬国，这件案子有了想不到的演变。我做总司令的也控制不住。总战部把案子给接了过去，赵志华以叛变论处。现在是政战人员论功行赏，装甲兵司令部及装一师都要受到惩处。”此后，相继又有30多名装甲兵的中、高级将领被捕。为保留装甲兵种的“血脉”，蒋纬国本人不得不向蒋介石“自请处分”。
据曾任蒋介石侍卫长和“三军联合大学校长”的皮宗敢上将透露，赵志华在狱中曾托蒋纬国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万言书。蒋介石看后“心中也有所感，从此更加注重军中人事升迁制度的合理运作，对军中财务管理制度也采从严审核，对日后军中各方面的发展影响很大”[176]。而且蒋介石也认为“兵变”之说过于牵强，他想不明白一个存心造反的人怎么会在预先无任何安排的情况下，贸然跳上台去，鼓动向台北进军。这时，宋美龄也出面说情，劝蒋介石下令将赵志华的死刑改为“终生监禁”。受到株连的30多名将、校级军官，亦因宋美龄的力保，而获得“原职待退”的处置，即表面上维持原职，实际上夺去军权，到任期一满，退役了事，不再追究。
根据蒋纬国一向的作风，可以肯定他没有参与其事。但也可以肯定，赵志华等人确实多次找过蒋纬国发泄对任免诸事的不满，而蒋纬国也对他们讲过“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之类的话。事发之后，蒋纬国认为他讲的这些话极有可能被赵志华等误解，产生了“纬国甚至夫人都支持我们”的错觉；而且他在听完赵志华等人的牢骚后，并没有向上报告，更有可能使赵志华认为这是一种默许。基于同样的“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吾而死”的负疚心理，蒋纬国曾多次到明德监狱探望赵志华，并安顿他的家小。1978年，赵志华在狱中病死，蒋纬国又亲自负责为他治丧及安排其子女就业。而蒋纬国本人，则自“湖口兵变”后便在仕途一蹶不振。他佩带中将衔长达14年之久，直到宋美龄出面干涉，才升为上将。在此期间，他所调教出来的学生，如蒋仲芩、刘和谦、许历农、宋心濂、陈守山等，却一个个膺任军中要职，声势、权位都在他之上。
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
蒋经国去世后一个月。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湖口兵变与我无关！——蒋纬国24年来首度辩解》，称：“从事件的角度来说，‘湖口兵变’仅是现职高级军官赵志华鼓动部队制造事端，以抒发内心的不满。所以整个过程，只有‘哗’而没有‘变’，并未酿成更大的事故。”[177]从这里可以看出，蒋纬国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不大的“事故”却被他的哥哥用来作为扫清异己的工具。
台岛经济的初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为了锻造“反攻复国”的经济后盾，开始加强台岛的经济建设，客观上起到了改善台湾民生的作用。
1952年，台湾当局参照前美援运用委员会顾问工程公司所拟的《1952年至1955年会计年度工业计划草案》以及前“行政院经济计划委员会”经济组拟订的《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草案》，制定了《台湾经济四年自给自足方案》，计划到1957年，台湾经济实现自给。但不久，台湾当局发现这个计划的指标过高，不易实现，于是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另行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计划。1953年7月，“行政院”将原有“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改组成“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初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后改由“行政院长”兼任主任委员，委员11至15人，几乎囊括台湾经济界政要。“经安会”分四组和一个“工业委员会”。由第四组负责农业部门的第一期四年计划，由“工业委员会”负责工业及交通部门的第一期四年计划。
第一期四年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充裕物资供应，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求对内稳定经济、对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为此，台湾当局共投入了658800万元新台币，其中农业投资229100万元，工业投资332000万元，交通运输投资97700万元。[178]结果，农业计划所有21个项目，有15个项目达到或超过指标，只有稻米、香蕉、花生、柑橘、木材、远洋渔业等6个项目因预期指数过高或遭受自然灾害而未能达标；工业计划的所有25个项目，有9项超过计划指标，有16项未达指标，但其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7%，超过了原计划规定的11.1%；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的客货运、公路客运均完成了计划指标，仅水运货物装卸量未完成指标。
第二期四年计划仍旧由“经安会”主持，农业、工业部门也仍然由第四组和工业委员会分别负责编制。整个计划的汇总和协调则由“经安会”秘书担任。该计划基本上是第一期的延续，但在内容上有较多的变动。如交通计划从工业部门计划中分离出来单独编制。新增国际贸易与收支计划和财政金融措施两大项目，分别由第一组和第三组负责设计。
第二期四年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继续开发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发展工矿事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展出口贸易，平衡国际收支，谋求农工之间和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均衡。为此，当局共投入1902600万元新台币，其中农业投资498400万元，工业投资1026600万元，交通投资377500万元。[179]结果，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5.3%，超过了原定4.5%的计划指标；工业计划的实施要差得多，煤、水泥、棉布、发电量等项指标都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塑胶、硫化铁、汽车轮胎等项，连原计划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在第二期四年计划实行期间，当局还采取了诸如放宽进口限制、提高生产能力、鼓励出口、实行外汇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建立证券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奇才，王永庆即是其中著名的一例。
王永庆原来只是台北新店一个农民的孩子，家里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小学未毕业就开始独立谋生了。后来他借钱开了一家米店，不料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美国飞机炸得精光。但他毫不气馁，重新开了一家更大的米店，并兼营砖瓦、木材生意。1954年，台湾实施第一期四年计划，将五大企业开放民营。王永庆雄心万丈，决心一试。恰巧台湾政府又要辅导私人发展石化工业，王永庆应同行赵廷箴之邀，合资创立塑胶公司，生产塑胶原料，开始了事业的起飞。同年，他们以120万美元从日本取得生产聚乙烯化合物的技术。1957年，他们又以50万美元的资本开办了台湾塑胶工业公司。10年后，台塑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集团，王永庆也成了资产近百亿的富翁。可以说，王永庆的经历，清晰地刻画出这个时期台湾经济的一个缩影。
在第二期四年计划的基础上，台湾又实行了第三期四年计划。因为“经安会”已于1958年取消，所以计划由“经济部”与“交通部”共同承担。1958年11月，“经济部”下设立了“农业及工矿计划联系组”，任用原来“经安会”第四组和工业委员会旧人，继续从事农、工两部门的计划制定工作。1960年9月，“交通部”也在其下建立了“运输计划联系组”，接办原工业委员会所承担的交通计划的制定工作。整个计划最后由“经济部”负责汇总。
第三期四年计划的目标在于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展对外贸易，减少对美援的依赖，将经济逐步引向新的结构。整个计划较前两期充实，新增加了社会建设计划和石门水库计划。为此，当局共投资5957600万元新台币。结果，农业年均增长率达到6.3%，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4.9%，都超过了计划指标。由于国际糖价高涨和各项产品出口量的稳步增长，外贸业绩甚佳，出口额达到了原定指标的138.4%。1963年，台湾贸易自光复以后第一次出现顺差。同年，台湾工业生产净额首次超出农业。这说明台湾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初取得较好的业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1）国民党政策的调整。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反攻”无望的情形下，开始提出“建设台湾，反攻复国”的口号。1961年7月，陈诚奉蒋介石的旨意，根据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主持召开了“以研讨经济的发展，配合反攻军事，增强反攻力量为主旨”的阳明山第一次会议。1962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蒋介石称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反攻复国开路”，集中人才，完成“复国建国”。他认为“建国”工作比“复国”更为艰巨，要完成“复国建国”工作，就必须首先建设台湾。而要建设台湾，则“必须经由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生活的建设，才能确实根基”。接着蒋介石就现代化经济提出自己的看法：
现代经济的目的与我们现代化经济的前提，乃在均福与安和——避免资本制度财富不均，和消灭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流弊，乃为我们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所特具的功能和属性。而实业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又为实现此一功能和属性的正确途径。
经济建设的起点和前途——由初期的以农业为重点的建设，安定农村经济，支持并助进工业的发展，乃进而至于以工业为重点的建设，促进农工商事业，并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使人人能生活，人人享幸福，均富于民，藏富于民。并力求民生与国防之配合，以策进国家之富强。
在生产方面，必须发展交通，开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谋求国际合作，提高生产技术，以求生产能力之增加。在分配方面，要使粮食利润的分配很平均，劳资工商的关系很合理，货恶其弃于地，而力不必为己。在消费方面，满足食衣住行育乐的民生需要，并同时养成国民勤劳、节俭、朴实的传统美德。[180]
1963年11月12日至22日的国民党“九大”上蒋介石发表的《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长篇演讲中，他的调门已经明确地从“军事”改变为“建设”的反复阐述。他把“军事力量”说成只占“总体性战争”中的“十分之一，最多为六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或是六分之五的力量”是“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教育、文化”，“必须以军事准备同等的努力”。他反复提出“现代化的建设”。[181]这表明，台湾当局的施政方针已经从50年代初的“军事第一”、“反共第一”过渡到“反攻复国”与“建设台湾”并重。
（2）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二战后，发达国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将发展重点移向与高科技有关的新兴产业部门。与此同时，将资本输送到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廉价商品。台湾当局在这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重新整合过程中，注意吸收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技术，跻身于国际经济体系，寻求更大的买方市场。
（3）美国“经援”的不断输入。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65年6月30日美国停止“经援”，共计有148200万美元流入台湾，平均每年1亿左右。美援是台湾经济初步发展时期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历次经济建设计划中均占重要地位。尤其是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台提供的援助大多属于无偿赠与性质。美国政府用这笔资金帮助台湾当局建设各类大型项目、采购物资、进行技术人员的出国培训以及聘请外国专家到台指导。他们还用这笔资金购买小麦、黄豆等民用物资，而后由台湾当局出售，充裕物资供应，回收通货，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台湾经验和经济政策”时，相对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他们对台湾经济的初步发展，在阶段的划分上虽然不尽合拍（即时间的起讫上），基本上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指蒋经国当“行政院长”前）。他们认为“自1949年退到台湾以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随时都有陷入战争的危险，所处的外部环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多艰难险恶。台湾政府从挫折中痛定思痛，汲取教训，认识到再无退路可言，因此谨慎小心，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的恢复经济、稳定局势的政策。台湾没有优先选择发展重工业或全面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是根据自身资金缺乏而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点，重点发展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层次比较低的工业部门，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工业化。由于台湾政府没有过度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人们以相当大的发展经济的自由，于是，台湾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大量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必然集中在像农产品加工、纺织、合成板、塑胶、水泥、玻璃、家用电器等劳动力密集产品的领域内。台湾经济顺应时势走上了一条符合资金比较优势的道路。在这段时期，台湾政府还有两点高明之处：第一，稳定客观经济环境。台湾自1949年实行货币改革，到1952年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经济上混乱状态。第二，实行认真、彻底的土地改革，瓦解了农村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缓和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加速了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生产力摆脱了旧有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改革的成功不仅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且连续十几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同时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农业的发展不仅保持了台湾的粮食供给，而且通过出口，为台湾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来源。从广义上来讲，土地改革也是一种经济自由化的过程，把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个阶段中台湾政府政策的目标没有超前于台湾的经济资源禀赋以及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是台湾的实际情况，因而顺利地达到了稳定局势、恢复经济的目标，为随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鉴于台湾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海岛经济，拓展工业品外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为了鼓励出口，早在1954年台湾就制定了《外销品退还原料进口税办法》和《外国人投资条例》。1955年又实行了外销产品原料进口税由海关担保记账，不缴纳现金的保税制度。在《所得税修正案》中增加了奖励外资投资的条例。在1960年开始实施《奖励投资条例》等等。毫无疑问，台湾政府的这一系列决策是正确的，对鼓励台湾经济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意愿并没有使得台湾经济立刻由进口替代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这段时间里，台湾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台湾经济还始终保持着以内销为主、外销为辅的内向型经济的特色。总的来说，在这段时期内，台湾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182]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从1958年到1972年，台湾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出口导向阶段”。他们认为“在1958年，政府制定了《外汇贸易改革方案》，改复式汇率为单一汇率，鼓励引进外资；简化进口申请和消除出口障碍，为外销产品实行退税；在1964年通过了《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设立加工出口区，发展进口工业，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了‘以贸易促进增长，以成长促进贸易’。在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外资涌入台湾，出口量大幅度增加，出口的重点地区由亚洲转向北美。台湾经济迅速完成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折，开始了经济起飞。在1961年到1973年期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高于10%，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8%，工业占整个经济结构的比重由25%上升到43.8%，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工业品的比重达到了84.6%”。“分析这段时期的台湾经济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使得台湾经济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60年代末期出现的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由于在美国、日本等国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使得他们不得不进入产业升级阶段。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先后转移到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低工资地区。第二，台湾政府鼓励出口，引进外资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长达十几年的努力中，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制，扩展了商界、企业的眼光，改变了封闭经济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当世界经济发生重大转变，计划到来时，台湾能够毫不迟疑地抓住这个机会。当时，在世界上有许多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的国家，有的仍然坚持‘独立自主，闭关自锁’的进口替代政策，有的国家陷于政治或经济的动乱之中。虽然发展机会是均等的，但是，他们由于各自的原因而丧失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台湾鼓动投资、促进外销的政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183]郑竹园对此有一番总结性的话，他说“台湾前40年的成就可以说是相当耀眼”。他将台湾经济的实绩归纳为五句话：“经济成长持续上升”、“币值相对稳定”、“所得分配平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和“经济结构现代化”。同时，又将台湾发展经济最基本的层次分析归纳为六项：“实施混合的经济制度”、“推动和平土地改革”、“实施均衡渐进的发展方针”、“推动出口导向政策，由对外贸易的拓展来带动整个经济”、“大力普及教育”和“全力吸引外资和技术”。当然，这里把三期四年计划也包含在内了。
蒋介石对岛内的经济建设的论述相对来说是相当少的，翻阅蒋介石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1949年至1974年的234篇演讲，涉及岛内经济建设只有几篇或在若干演讲中提及，其中最集中的一篇是1967年6月14日主持“国家”安全会议第一次会议中讲的《国家建设的方向和准据》。这个时候，岛内已经历快20年了，各个方面亦相对稳定了，经济建设方面亦进行了许多改革与实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讲了三个问题，即“国家”建设计划的重点、工业化与现代化、“国家”安全会议的责任——赶上时代、发展科学。首先，他对“行政改革措施”与“国家建设计划”进行评述。就行政改革，他说：“对行政的改革与刷新，刻不容缓；亦且只有在行政上进行不断的改革与刷新，才能带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的改革与刷新，而成为观念与思想的革新，生活与行动的革新，方法的革新，组织的革新，制度的革新，一切革新的起点。”就国家建设计划，他说：“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其目标就是要加速达成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基本要求。”除了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点评外，蒋介石着重就经济方面有一番话：
以顾到国家经济整体的均衡发展，规定各项工业之优先程序，及其发展之最高限度，不使之畸形膨胀，尤其要切戒殖民地式之经济建设——只知利用人力、而不重视机器生产的落伍观念，必须予以排除；对于财政之整顿与建设，尤须鼓励除弊兴利、不辞劳怨的新精神，重订严格和简明的法律，以革除一切逃税、走私之积弊为先务。
然后，他又讲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
今天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除开加速科学化、工业化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幸致。
固然台湾目前缺乏炼钢工业和制造生产财的工业，但是一般轻工业的基础，已渐臻健全；小型的炼钢工业，亦已开始健全；民生日用品的供应，业已无虞匮乏；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工业化相当的潜力的……如果我们对科学教育和工业基本事业，能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以现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程度而言，只要我们求精求实，日新月新，少则五年，多则七年，工业基础，自可具备；科学建设，不难完成；国父‘迎头赶上’的遗教，就没有不能实现之理。
接着，他再回到这次“国家安全会议”上来说。他肯定了这次会议的人才荟集，是“承担了复国建国，赶上时代，发展科学，领导的、决策的、设计的、考核的重责大任”，使“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以及社会群众建设，皆能齐头并进，如期如计，圆满完成”。[184]